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冯沅君怀着愉快的心情投入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之中。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她积极拥护共产党，全身心地投身于思想改造运动等一系列政治活动中，但她主要仍作为一个著名学者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而鞠躬尽瘁。二十多年间，她一直兢兢业业地从事教学工作，20世纪50年代，她历年都为山东大学中文系本科学生授课，讲述宋元明清文学，并开设过《历代散文选》、《陆游研究》、《中国戏剧研究》等专题课；60年代，她重点指导研究生和进修教师，坚持每周给他们上课、辅导答疑，定期为他们批改作业和读书报告；70年代，她还曾和师生一道编写教材，研讨教育方法的改革。
由于冯沅君在教育、学术研究、新文学创作方面的突出贡献，以及她为培养人才方面做出的卓越成绩，她曾先后被推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省妇联副主席，1963年又被国务院任命为山东大学副校长。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冯沅君还坚持进行学术研究，并取得了新的成就，她与陆侃如合作撰写了《中国文学简史》（修订本），这是一部重要的文学史著，曾由国家外文出版社译为英文、捷克文，在国外发行。毛泽东生前曾将这部书放置案头，作为他喜欢并常读的书。冯沅君还受教育部的委托，先后同中山大学的王起教授等编写了《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1956年），同北京大学的林庚教授共同主编了《中国历代诗歌选》（1965年）。前者为全国大学的中国文学史课提供了教科书，后者为大学中文系奉献了一部完整的诗歌教材。此外，她还撰写了《王实甫生平的探索》、《陆游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等水平很高的学术论文。
作为学者，冯沅君有一句名言：“做学问，功夫要死，心眼要活。”所谓“功夫要死”，就是要肯下苦功，博览深钻，不能玩花架子；所谓“心眼要活”，就是要肯动脑筋，勤于思考，有所创见，不能人云亦云。她一生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遗留下来装订成册的就多达几百万字，为了写《古优解》、《汉赋与古优》、《古优解补正》三篇论文，就引用了古今中外的文献资料达一百多种。精益求精是她做学问的一贯风格，她从不满足自己已经取得的成绩，而是不断探索、不断充实。她与丈夫合著的《中国文学史简编》在解放前已经出了八版，是一部学术水平很高的论著，但她仍然不满意，解放后又进行了改写，在《文史哲》月刊上连载，搜集反馈意见后再进行修改，至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时候，在体例、内容和观点上已较原著有了大幅的改动，成为不可多得的文学史佳作。
冯沅君对教学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数十年如一日。她热心培养青年，提携后进，她的学生或者是她指导过的青年教师都深得其益。她为留校的青年教师制定非常细致的进修规划，并被作为其他教研室制定青年教师培养计划的参考。冯沅君虽然兼着许多社会职务，全面负责教研室的工作，但每周还坚持上五六个学时的课，并对青年教师进行细致入微的指导。她对自己负责培养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都是热情认真，尽心尽力地进行培养，辅导唯恐不细，帮助唯恐不足，关怀唯恐不至。凡是经她培养过的师生，没有一个不深受感动，不深感受益良多，在业务上成长都很快。她坚持每周都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讲课、作辅导，年复一年地培养出一批批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方面的人才。
冯沅君素承家学，一生苦读，皓首穷经，对古诗词尤其造诣深厚，她也要求学生们“在知识的掌握上要做到博、深、透、熟”。在治学上，她严谨细致，勾微阐幽、善于思考、颇多创见；在课堂上，她对课文的分析透辟精到，讲文学史时，往往能做到不沿袭拘泥于他人陈说，在深入研究作者和作品中得出结论。在倾倒于那些独步千古的作品的同时，冯沅君总能独辟境界，别有识见，既不人云亦云，更不武断臆测，而是有严谨缜密的学风。冯沅君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并不赞成完全按照她讲的内容答卷，她对学生们的创造力、想象力、思想上的火花很敏感，赞许备至。对学生作业，她都是字斟句酌地修改，不少毕业后任教的学生，仍然得到她的扶持，凡有请教，辄获解答。
但是，冯沅君身上也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悲剧的缩影。1957年，她的丈夫陆侃如先生被划入另册，打成右派分子，撤掉了山东大学副校长职务和一级教授职称。在文学馆中文系办公室一次对陆先生的批判会上，这两位大半生相濡以沫的伉俪，迎着暴风雨般的批评指责，瞠目结舌，相对无言。会议主持人指名要冯沅君表态，与丈夫划清界线。冯沅君沉默多时，说出的两句话堪称妙语隽言：“我大半辈子与‘老虎’同寝共枕，竟无察觉，是得了神经麻痹症吧？”1958年，冯沅君步丈夫后尘，沦为拔“白旗”的典型，天天到千佛山砸矿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冯沅君顺理成章地成为“反动学术权威”，成为全校的重点打击对象。一次，那些造反派们把她推到一个高处，作为“教育黑线”活靶子展览，她站立不住，摔了下来。后又勒令她去打扫教学楼的走廊和厕所，将这位一级教授推向罚苦役的深渊。有一个时期，陆侃如先生被关起来，七十多岁的冯沅君孤苦无依地生活，每天服劳役之后，神情麻木、步履艰难地到学校食堂打饭。她年高体弱，站立不稳，手抖得厉害，多次把饭菜泼在地上；有时饭打回家，却吃不下，呆呆地坐着、望着，在饭桌前和衣睡着了。冯沅君的一生，砥砺心志，坚忍不拔，她不随俗俯仰，对富贵荣华看得很淡。但晚年那种悲凉的岁月，是一个老人所难以承受的。她在黎明前的暗夜撒手人寰，不曾看到希望的曙光。但她桃李满天下，祖国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都有受到她渊博学识和高尚品格滋养的学生。
冯沅君一生生活俭朴，他们夫妇二人皆为一级教授，工资收入高，又有相当数量的稿费，身边无一子女，生活应当是相当充裕富足的。然而冯沅君在吃、穿、用方面对自己却极其苛刻，她的艰苦朴素是有名的，始终过着节俭的生活。吃饭是一饭一菜，内衣是补了又补；山东大学从青岛往济南搬迁时，要退掉青岛当地的粮票，别人退粗粮票，她竟退细粮票。长兄冯友兰借出差之机去看她，看到她室内的陈设非常简陋，她喜欢买书，但书架子几乎是用几根棍子支起来的，给人的感觉是住旅馆，好像明天就要搬家的样子。冯沅君对自己如此节省，有时近于吝啬，而对别人却相当大方。新中国成立前夕，一位进步的哲学家被反动派追捕而隐匿在胶东，其家属面临着断炊的危险，冯沅君得知后亲自送去四十块银元接济他们；建国初期，国家经济还很困难，他们夫妇认购了万元公债券。冯沅君和陆侃如生活如此节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为中国的学术文化事业贡献一点力量。冯沅君生前曾对山东大学王仲荦教授表示：“我一介寒儒，连个后嗣亦无，能为国家民族留点什么？我想个人艰窘一点，存几个钱，身后让国家做学术奖金，奖掖后人吧！”陆侃如生前也留下遗嘱说：“按冯沅君和我个人的愿望，将全部藏书，数万遗款赠山东大学。”生前为民族，死后为国家，其拳拳爱国之心日月可鉴，他们可以说是春蚕到死丝未尽呀！
1973年春天，冯沅君感到身体不适，但她舍不得离开自己耕耘了一生的讲台，不肯去医院就医，一直坚持到放暑假才不得不住进医院检查治疗，但同时又考虑着下学期开课的事。经过确诊，她不幸患上了直肠癌，从此不得不告别了她所热爱的讲台和学生。1974年6月初，冯沅君大概感到自己不行了，便请求医护人员把她扶到病房隔壁的房间去。一走进那座屋子，她便正襟危坐，大声地讲起课来，态度和蔼安详而又严肃认真，医护人员和病人们不解但又屏着呼吸认真地听着她的讲解。这是一堂别开生面的课，也是冯沅君讲授的最后一堂“课”。1974年6月17日，冯沅君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一位杰出的女作家、文学史家、教育家离开人世了，但她如同中国文学园地中的一朵奇葩，用自己一生的勤奋和智慧丰富着这块园地，为人们留下了一片亮丽的色彩。她绝世的才华，杰出的成就，高尚的人品，也必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谢宁撰搞）
§§第三章 严倚云——仁爱的化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