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说是同为意大利人，托斯卡尼尼（A。Toscanini，1867—1957）和普契尼（G。Puccini，1858—1924）就一定有着不解之缘。人海茫茫，本都是素不相识，一个人与另外一个人开始结识，并有着漫长时间的不解之缘，恐怕不都是出于偶然的因素，总有些命定般的原因。如果从托斯卡尼尼最早指挥普契尼的歌剧《艺术家生涯》开始算起，到普契尼逝世为止，他们之间的交往，起码有着二十八年的历史。二十八年，对于托斯卡尼尼也许不算太长，因为他活了整整九十岁；但对于仅仅活了六十六岁的普契尼来说，却不能算太短，占了他生命的近二分之一。
这不能不引起我对他们的极大的兴趣。
让我对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他们之间存在的并不仅仅是友谊，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乃至不可调和的厮斗，常常如一块块突兀的礁石，阻挡着他们两条河的汇合和前进，使得他们生命和艺术之流激起浪花，溅湿彼此的衣襟。我便在听托斯卡尼尼指挥的音乐，尤其是指挥普契尼的歌剧录音磁带时，常想为什么他们之间会存在这样的友谊、这样的矛盾、这样充满矛盾的友谊？音乐家之间，彼此结为美好而和谐的友谊的人有不少，比如舒曼和勃拉姆斯、肖邦和李斯特，被称为强力集团的巴拉基列夫、莫索尔斯基、鲍罗丁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是什么原因使得托斯卡尼尼和普契尼的友谊像是一条起伏不平的小路，让他们总是磕磕绊绊？
应该说，托斯卡尼尼和普契尼最初的友谊是顺风顺水的。一八九六年二月一日，对于他们两人都是极其重要的日子。这一天，由托斯卡尼尼指挥的普契尼的歌剧《艺术家的生涯》在都灵首演。在这之前，他们两人都小有名气，公平地讲，托斯卡尼尼的名气更大些，他成功地指挥了瓦格纳的《汤豪舍》和威尔第的《法尔斯塔夫》，为他带来了声誉。而普契尼在此之前还只是一个二流的作曲家，他所作曲的第一部和第二部歌剧，全遭到失败，只有一部《曼侬·列斯科》获得好评。《艺术家的生涯》是普契尼的精心之作，是他下的赌注，关系到他是否能从二流泥潭中一跃而出。但是，一直到演出之前还有评论家说《艺术家的生涯》不过是昙花一现而不会成功。因此，普契尼一直把心提到嗓子眼，托斯卡尼尼每天排练这部歌剧的时候，普契尼都要到场，心里揣着惴惴不安；音乐评论界和出版商也很重视这部歌剧的首演，关注着演出是否成功。这让他两人的友谊出场显得气势不凡，而且有着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托斯卡尼尼为普契尼带来了好运，他一丝不苟的排练和精彩绝伦的指挥，使得首场演出大获成功，好评如潮，一连演了二十三场，让观众叹为观止，让普契尼更为折服。这一年，普契尼三十八岁，托斯卡尼尼二十九岁。
为什么有着这样好的友谊基础，他们的友谊会出现矛盾、波折，甚至破裂？我不大明白，为什么在一九二一年，当时欧洲最著名歌剧院斯卡拉剧院，计划演出普契尼《艺术家的生涯》《托斯卡》和《蝴蝶夫人》三部歌剧时，托斯卡尼尼坚决拒绝出任指挥，而只是派他的助手出场？而普契尼在请人出面调和不成之后，为什么气急败坏地出言不逊大骂托斯卡尼尼是“充满恶意”、“没有艺术家的灵魂”？真的是后来托斯卡尼尼自己解释的那种原因：“我不喜欢《蝴蝶夫人》”吗？未免太简单了吧？虽然，托斯卡尼尼是一个对艺术格外认真的人，对于他不喜欢的音乐，他是不会接受的。反正我是不能相信仅仅是这样一个原因，会导致托斯卡尼尼果断地做出这样一个伤害普契尼同时也伤害米兰观众的决定。因为如果托斯卡尼尼真的不喜欢《蝴蝶夫人》的话，他完全还可以指挥另外两部歌剧，况且，《艺术家的生涯》和《托斯卡》这两部歌剧，他都曾经指挥过，并获得成功，这时候却撒手不管了，于情于理都有些说不过去。还有一点让我不解的是，普契尼写作《蝴蝶夫人》是早在一九〇四年，当时托斯卡尼尼批评这部歌剧“长得令人生厌”，普契尼听说后立刻改写脚本，缩短乐谱，有不少章节重写，完全是按托斯卡尼尼的意见修改了的呀。
在一本介绍托斯卡尼尼的书中，我看到这样简单几句对托斯卡尼尼和普契尼的介绍，其中说他们两人之间友谊的裂痕出现在一九一四年，即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看法不同，政治的态度导致了艺术的矛盾。这我就想象得出了，他们的友谊不可能不出现裂痕，即使普契尼再如何请人出面调和，也是无济于事的。想一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托斯卡尼尼对曾经为法西斯垂首做过事情的富尔特温格勒和卡拉扬的态度，托斯卡尼尼拒绝和他们同台演出，以及他那句著名的话：“在作为音乐家的富尔特温格勒面前，我愿意脱帽致敬；但是，在作为普通人的富尔特温格勒的面前，我要戴上两顶帽子。”托斯卡尼尼对普契尼肯定不会原谅，便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后来，在一本意大利人写的托斯卡尼尼的传记中，看到托斯卡尼尼和普契尼一九一四年的夏天在维亚雷焦海滨度假时，两人为刚刚爆发不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看法不同而矛盾爆发。托斯卡尼尼是支持协约国的，而普契尼支持德国，两人因此争吵起来，托斯卡尼尼突然愤而起身，怒斥普契尼而后闭门不出，气得整整一个星期不上街。当有人劝他和普契尼讲和，他说：“我坚决不和他讲和，相反，碰到他，而要打他几个耳光！”这和他对富尔特温格勒的态度是一样的，我们便不会奇怪了。
不过，我有时会想，如果没有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者虽然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普契尼没有对托斯卡尼尼说出自己真实的看法，而只是藏在心里，只谈艺术，不谈其他，他们两人之间的友谊会不会维持下去？就真的能不至于出现后来一九二一年斯卡拉剧院演出矛盾的爆发了吗？
我看不见得。
性格所致，会使得看似平行的两条线越来越远。作为艺术家，有的会极端地表现在艺术之中，有的会极端地表现在艺术之外的为人处世里面，托斯卡尼尼的性格是毫无保留地表现在这两者之中。他是一个极其严谨的人，他不抽烟，不喝酒，每天排练四五个小时当中不吃饭，也不饿。同普契尼一贯的折中主义不同，他是一个开弓没有回头箭的人。他又是一个独断专行、极其固执己见的人，包括音乐在内的所有事情，他不会和别人商量，也不会听从别人的意见。他是鲁迅先生说的那种到死也不会宽容他人的人，更不会为自己的行为和思想做稍微的妥协。同时，他又是一个极其容易暴怒的人，这一点并不是后来他的名气越来越大的缘故，他从一开始走上指挥台就是这样，据说如果他听到乐队里有人没有全神贯注或吹错、弹错，他会立刻勃然大怒，毫不留情地大骂人家是“畜生”，是“杂种”，是“无耻”，毫无节制，没人敢上前制止或劝说他，这可以说他的修养实在有些难以恭维，也说明他其实是一个胸无城府的人。他就像一条笔直的线，不懂得有时是应该拐弯的，哪怕稍稍有些弧度和弹性。
曾经听说有关托斯卡尼尼这样一个小故事，说他一次听一位指挥家的排练，听到这位指挥的节奏不对（其实很可能是不符合他自己心目中的节奏），他丝毫不知道忍耐，不知道该给同行一点面子，立刻容忍不下去了，拍起手掌，示意人家节奏应该是这样的。结果，乐队竟按照他顽强手掌的节奏进行演奏，把那位指挥晾到一边。
托斯卡尼尼就是这样一个性格坚硬且棱角过于峥嵘的人。一次排练，他尚且不容于他人，他怎么能容忍和自己政治观点相左的普契尼？不少人劝他和普契尼讲和，他的妻子也这样劝他，他都不为之所动。所以，到了一九二一年斯卡拉剧院演出和普契尼的矛盾爆发，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七年，他们的矛盾非但没有随时间淡化和消解，反而随日子长大，结上一个解不开的死疙瘩。
即使没有这一矛盾的爆发，也还会有其他的矛盾爆发，便是很可以理解的事情，而且可以断定是必然的事情。这里除了托斯卡尼尼性格的因素，也有普契尼的性格在起着作用。普契尼是一个和托斯卡尼尼的毫不妥协性格完全不一样的人，他对于艺术和生活的折中主义，必定要和托斯卡尼尼发生矛盾。而普契尼对于托斯卡尼尼的嫉妒，也必然是产生矛盾的另一条导火索。因此，虽然托斯卡尼尼的性格并不因为他是一个大师就一定那么可爱，但是，普契尼的性格就更不可爱。两个这样性格的人偶尔相处，也许可能会迸发友谊美丽而夺目一闪的火花，长期相处，不爆发矛盾才怪，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是给他们两人火上浇油。虽只是出于偶然，却含有必然的命定，在劫难逃。
说实在的，托斯卡尼尼和普契尼这样两位意大利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期最有名并且照耀了整个世界乐坛的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这样淡然结束，真是让我惋惜甚至扫兴，或者说有些不甘心。我一直寻找他们最后的结尾，就像读一部小说，希望读到自己期待的结尾一样，惊鸿一瞥，出乎意料，而心存一丝幻想。
幸亏不是幻想，他们的结尾多少让我感到一些安慰。虽然，他们的结尾没有在普契尼活着的时候出现（普契尼比托斯卡尼尼早死了三十三年），毕竟令人欣慰的结尾还是出现了。
是在普契尼逝世两年之后。托斯卡尼尼突然出任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的指挥。这是普契尼最后一部歌剧，是他呕心沥血之作，一直写到公主死去的时候，他自己也死去了。这场音乐，据说全场鸦雀无声，人们听到并看到，在音乐声中，托斯卡尼尼和普契尼又走到一起。我想这大概不是托斯卡尼尼的妥协，或对死者的一种悲悯，而是对艺术的一种真诚，《图兰朵》确实是普契尼的精心之作。
托斯卡尼尼在指挥到公主死去的时候，突然指挥棒在空中停住了，整个乐队在他的指挥下戛然而止。托斯卡尼尼慢慢转过身来对观众们说了那句《图兰多》在我国上演时被报纸不断引用的话：“歌剧到此结束，普契尼写到这儿时，心脏停止了跳动。死亡比艺术更有力量。”
这话说得充满哲理，更充满感情。这话让我感动。
更让我感动的是一九四六年的春天，在普契尼的歌剧《艺术家的生涯》首演五十周年纪念日的那一天，托斯卡尼尼虽然人在美国，还是记起这样的日子，在电台指挥了普契尼的这部歌剧，并灌制了唱片。这一年，托斯卡尼尼已经是七十九岁的高龄。
只有在美好的音乐之中，人们才能消弥芥蒂而相会相融。托斯卡尼尼说得不对，并不是死亡比艺术更有力量，而是艺术比死亡更有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