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边不远处不知什么动物闪着红眼睛，右边不知什么动物闪着绿眼睛。还有一只动物，只有一团纯白的独眼。它们是什么动物呢？狼、狐狸、猞猁、豹子，还是传说中的狴犴？背后响起蛋那双大头皮鞋的橐槖之声，她吓了一跳，转身，果然是蛋，她更吓了一跳。蛋焦急地向她说着什么，可她一句也没听懂。蛋见她听不懂，就垮下裤子掏出那玩意儿向她说明，她瘆得紧闭了双目，胳肢窝、腿腘窝黏腻腻起来。后来，她看见蛋橐槖地走了，不是越走越小，而是越走越大，渐渐地，大成了竹林，又大成了黑暗。
她觉得她到了黑暗的上方，在空中飞。
扣儿越来越害怕起来。她在想，为什么自己总是害怕？怕鱼儿骚扰，怕家里出事，怕蛋哇哇怪叫，怕枪炮，怕乌，这会儿，又怕黑和黑的叫声。从小到大，为什么自己总在怕中。别人也怕吗？鱼儿怕吗？鱼儿好像什么都不怕，但仔细想来，他也有怕的地方，怕饥饿，怕被人欺负，而自己与鱼儿相比又是多么的不同！鱼儿现在不仅自己不饥饿还可以饥饿别人了，鱼儿现在不仅自己不被人欺负还可以欺负欺负他的和不欺负他的人了。鱼儿是害怕什么强大什么，自己呢，自己是害怕什么就更害怕什么。自己是在害怕害怕中长大，鱼儿是在不害怕害怕中长大，害怕不害怕都可以让人长大。这叫什么理儿呢？还有，长大该成人的，自己咋就长大成鬼了呢？--自己真是鬼吗？
这时，身边的一块古精古怪的大石头说话了：怕啥呢？你把自己当作怕，就怕了，你把自己当作怕不怕、不怕怕，就不怕了。
听古精古怪的石头一说，扣儿就更怕了，似乎完全成了怕的化身与转世。这会儿，她发觉，怕都是自己脚下慢出来的，脚下一快，思想就慢了甚或停了。于是她钻出竹林，踏上去成都的大道--东大路。
一出竹林，头上就广大起来，就有了熹微如针脚的星子。远处传来了公鸡打鸣的声音。她刚加快脚步，脚步就被另一片竹林中的一个声音吓得钉了钉子。她本想开跑，但她知道，在这样的声音面前跑不仅徒劳，还会更快地给自己带来危险。
扣儿对禾说，当然，我当时可能啥都没想，只是吓坏了，吓得不知迈动脚步了。不过，真的，我为啥停下，我也不晓得。禾望着扣儿傻乎乎的认真劲儿，自己就傻傻地笑了。
老乡！
竹林里的声音移到路上就变成了一个人形。扣儿转身借着微亮的天光一看，离她七八米远处站着一个两手空空的男农民。令他奇怪的是这个穿着与当地男农民一样衣裳的男农民怎么说一口外省鸟语呢？
扣儿突然就觉得站着的危险远远大于跑的危险，于是一转身就撒脚丫跑了起来。哪知她刚跑出去十多二十米，那人就像鬼一样站在了她前面，封了她的逃路。
你，你是谁？你想干啥？扣儿抖索着嘴唇说话时，先生变成了紧张的学生。那人说，别怕，老乡，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扣儿说，你是解放军？那人说，不像？扣儿说，不晓得像不像。那人说，我真是解放军。扣儿说，你是解放军关我啥事？那人说，我需要你带我去成都。扣儿说，凭啥？那人说，凭我是共产党解放军，凭现在的天下是共产党在坐。扣儿说，你沿着这条大路走，边走边问就拢了。那人说，天就要亮了，万一我问到土匪了呢？我的山西口音会坏了大事的。扣儿说，我不去成都，帮不了你。“山西口音”说，我们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你是人民的话，就该帮我！扣儿说，我不是人民我是啥，再说，解放军与我没有关系。“山西口音”说，老乡，你是成心不想帮我吧。扣儿说，你走吧，我不会与你同路的！“山西口音”笑着说，你必须与我同路。
这时，天基本亮了。扣儿看见“山西口音”手上突然就有了手枪，而枪管正对着自己。扣儿当然知道枪的厉害，于是只能就范于枪，成为枪的同谋。
气场强势的“山西口音”一路上就成了屁颠屁颠跟在扣儿身后的一个哑巴男佣。路上遇到货郎、小贩兜售东西，哑巴只能躲在扣儿屁股后边憨憨地笑。
扣儿从甑子场上路后一路上本来是怕这怕那怕很多很多的，后来除了“山西口音”，她什么也不怕了。是怕让她不怕了。
路上没人的时候，“山西口音”就亲切地与扣儿聊天，他甚至还有意无意给扣儿讲革命道理，只不过他讲的革命道理扣儿一点也听不进去，不像后来的禾，总能把革命道理说得透透彻彻，让人就算一二回听不明白，第三回一准明白。
扣儿问“山西口音”啥叫革命，“山西口音”说革命就是杀人，要人的命。扣儿就说，革命不好，我不干革命。而禾对革命的解释是，革命就是推翻少数人的过份的幸福，让大多数人幸福，最终让每个人都一样幸福。扣儿就说，革命好。
扣儿问“山西口音”，你不是说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吗？啥叫人民？“山西口音”说，靠劳动吃饭的人是人民。扣儿说，我是先生，靠教书吃饭，我是人民，可你不但不为我服务反而持枪挟持我，这算啥？“山西口音”就开始嗫嚅了，一张年轻的脸胀得通红，争辩说，谁知道你是不是教书的呢？扣儿一笑，回了一句，你是不是解放军还两说呢。禾对此的回答是，“山西口音”持枪挟持你，不是因为你不是人民，而正因为你是人民，所以你这个个体必须作出小小的牺牲去配合解放军为大多数人民服务。
“山西口音”想了想，又说，你是人民，但你这个教书的人民没有那些挖地的人民好。扣儿问为啥。他说，教书好耍，不流汗，还挣钱，挖地累死人，还穷得叮当响。扣儿听不懂他说的啥。他又说，同样是两块稻田，一块净产谷子，一块除了谷子还有稗子。扣儿说，这就是你说的人民与人民为啥不同？原来我这人民有稗子哇。
两人虽然嘴上松松垮垮，脚上却绷得紧紧巴巴的--更多的时候都是疾走。毕竟几十里山丘道，扣儿气喘吁吁，脸蛋热汗泚泚，内衣溻得精湿，好几次都一屁股坐在路边石头或草丛不走了，但“山西口音”发急，伸手要拉她走，她一看伸来的脏兮兮的手，就噌地站了起来。有人的时候，二人立即慢成正常的速度。
二人都能感觉到，聊天可以稀释累的冲袭。聊的过程中，“山西口音”知道了象等二十名解放军被残杀的信息。看得出来，这个信息令他很紧张，但他很快装作若无其事了。
“山西口音”说共产主义就是没有阶级，按需分配，平均分配。扣儿说，那爱情怎么分配，你看起了她，他与看起了她，两人互不相让，而她又对他们二人有同等的好感，你说，咋按需，咋平均？
“山西口音”说共产就是让财产多的人把财产拿出来给没有财产和财产少的人。扣儿说，我要是财产多我才不愿拿出来呢，凭啥。“山西口音”说，枪会让你拿出来的。扣儿说，这不是暴力吗？“山西口音”说，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这是毛主席说的。扣儿说，那共产以后呢，共产以后又出现谁谁谁财产多谁谁谁财产少岂不是又要共产、又要暴力？现如今不是都已解放了、都已是你们共产党的天了吗？“山西口音”说，既然共产了，怎么可能又出现财富不均呢？扣儿说，是吗？“山西口音”说，是！
扣儿说，你们解放军是共别人产的人，你们自己应该是已经共产了吧？“山西口音”说，当然。扣儿说，那为啥有人别短枪、骑大马、携老婆、津贴高、穿得好，有人扛大枪、甩火腿、打光棍、津贴低、穿得孬呢？“山西口音”想了下，低下声音说，活儿不一样呗，再说当兵的哪能和当官儿的比？扣儿说，你不是说共产了大家都一样了吗？“山西口音”厉声说，看你细皮嫩肉的，肯定不是贫苦人家出身！
这些问题，禾都能说得伸伸抖抖。扣儿所有的疑问到了禾那儿，都不是疑问。
扣儿后来才从禾嘴中得知，“山西口音”当时只是解放军的一名班长。班长哪能回答得了一个先生的问题？
二人一路走一路聊，虽然谁也不能说服谁。二人看上去挺热乎的样子，让扣儿都认为两人可以作朋友了。到了成都城里，扣儿说，到了，该说再见了。说罢，扣儿准备向东大街走去。不料，“山西口音”说，你不能走。扣儿一下傻了。你必须跟我走，到组织那里去说清楚！“山西口音”一下又变回了拿枪指着他的样子。
扣儿哪里知道，自己在与“山西口音”和珍的闲聊中透露的自己来自叛匪窝和地主家的信息，让“山西口音”再次限制了她的人身自由。她以为聊可以为自己带来安全，不料却带来了危险。
扣儿和“山西口音”在路上走着，迎面碰上了埋头走路的珍。
珍一心一意想解救的儿媳妇怎么在这里怎么和一个陌生的哑巴男人在一起？扣儿一心一意认为伙同儿子抛弃自己去了香港的婆婆怎么在这儿？
婆媳相见，大吃一惊。不同的是，婆婆主要是惊喜，主要是探问儿子蛋的信息，扣儿主要是仇恨和疑惑。
珍听说禾回来了高兴得手舞足蹈，听说禾驮回来了一具尸体时，又吓得险些昏厥过去。珍从招待所跑到公安处院坝，见地上有副担架，担架上覆盖着一张饱满的白布，她不知道白布下是蛋还是扣儿。
珍悲戚万分、抖抖索索去揭那张苫布的一角时，在场的所有公安干警无不为她对革命同志的牺牲流露出的真情感动着。她看见的是蛋的脸，在她差点疯掉时，她看见的又是一张陌生的长得很不受看的脸。她完全愣住了。
他只有十八岁，大娘，请节哀，他是人民的好儿子，我们共同的骄傲，禾说。
珍悄悄吐了口气。接下来，禾以十分诚恳和沉痛的心情向报案人通报了十一位公安干警今天一早去甑子场救人抓凶、出师不利的情况，并告诉珍，你的家乡已有重大匪情，你暂时不能回去，首长们会很快制订出新的平定龙洛叛匪的方案。珍得知情况后，既为公安的无能而怨忿，又为公安付出了一位年轻人的生命而歉疚。因此，面对禾诚恳的道歉，这个报案人兼利益人埋着头，一言不发。
一夜无事。第二天，也就是乌和鱼儿率救国军浩浩荡荡设伏燃灯寺并大获全胜的时候，珍正在成都军管会公安处附近逛街。
街上，到处是一派刚解放的、喜气洋洋的新气象。一些留着齐耳短发、穿着校服的学生在高呼口号，一些妇女秧歌队在唱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一些解放军在巡逻，一些地方干部在糊标语。偶有草绿色敞篷吉普车开过，车上的四个兜儿的人在看手表。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些新鲜玩意儿，咋个甑子场就没有呢？
成都军管会公安处位于华兴东街四十一号，一个宽约五六米，长三十余米的胡同里。华兴街的老名字叫皇华馆街。所谓“皇华馆”，乃前清高级宾馆，是地方官为接待来川出差的京官而特设的下榻之所。民国时期，警察局所在地就在皇华馆内。华兴街的特色，是爬望火楼、看红汽车。街上有上规模上档次的四家金融机构--川盐银行、美丰银行、中央信托局、聚兴诚银行。陪嫁必备的“行嫁”朱漆马桶和脚盆也数这条街的最有名。还有一处照相的，叫有容相馆。珍在有容相馆照了相后，就去了春熙路和东大街。
照相时，珍把街对面的两块机构牌子望了望，照相师傅告诉她，左侧原是国民党九十五军军部，解放后成了解放军的成都警备司令部，右侧原是四川省会警察局，解放后成了成都军管会公安处。
相馆女老板插话说，那个王乐昌就是从对面高深莫测的院子里押出去，在东门莲花池行刑枪毙的。王乐昌是哪个都不晓得？大姐，看你穿金戴银的，莫不是乡坝头来的吧？告诉你吧，王乐昌胸前挂的纸牌上写的是违法贩卖枪支的反革命分子！为啥在东门莲花池行刑？历朝历代不都在那儿执行死刑吗？那天看行刑的人人山人海，把华兴街到东大街的路都挤断了！那天，王乐昌脚上的铁镣叮当作响，龟儿子的一点不怕死，气氛十分恐怖又十分兴奋。这可是解放军入城后干的第一个大动作！
六十一年后，我采访扣儿婆婆时扣儿婆婆也说过，在老百姓、老成都人眼里，枪毙“名震全城”的王乐昌是解放军进入成都城后干的第一个大动作，出兵龙洛镇压叛乱是第二个大动作。其实，解放初期，成都发生的大事多如牛毛，但不知为什么，老百姓知道的，或者说老百姓感兴趣并能够上脑上口的，却只有这么两件。扣儿婆婆说，这两件大事，禾都有参加，还立了功的。
珍应该说逛得很欢喜，成都小吃很多，赖汤圆，龙抄手，夫妻肺片，要啥有啥，加之她兜里又有银元，因此，还没把春熙路、东大街逛完，肚皮就成了天鹅蛋了。珍不知道，这次逛街，是她一生中最后的爽惬，因为土改一开始，她就会成为兜里没有银元脆响的女农民了--因为她是粮户，是地主婆。真实的情状是，她还没有等到土改到来，自己的神经就被儿子的死亡事实给土改了。
珍肚皮凸鼓成天鹅蛋后，就慵懒了，一慵懒就东想西想想到了儿子儿媳。当她隔空想不下去时，就把几十里的空间抠去，让脚步和眼睛去侦得一个落地的结果。她的预感指导着她的行动。第二天一早，她就离开公安处招待所，南穿劝业场、科甲巷，沿东大街出东门，踏上青石板铺就的东大路，望甑子场疾走。她带起的风，向成都吹去。禾是大忙人，哪里顾得上她。没人知道她的走。不料，扣儿知道了。
--扣儿，你啷格在这里？蛋呢？
--你儿子死了！
--别瞎说，到底咋啦？
--你不是跑香港了吗？咋又回来了？
--哪个砍瓜儿的岔嘴巴说我跑香港了？看老娘吐叭口水淹死他！
--你没跑香港？你不是说过要跑香港的吗？
--跑香港还能丢下你？丢下蛋？我是想跑香港来着，一家人都跑。可还没等我们跑，人家就上门把我打跑了。
--哪个把你打跑了？
--还有哪个？乌！
--你说哪个？
--乌！还有鱼儿！江西会馆门口打死高云儿的时候，那个早晚都得挨黑枪的鱼儿也在！
珍说出的原委，在扣儿听来，不啻晴天霹雳、雨天大旱。珍和鱼儿，谁在说谎？从珍的神情看，鱼儿说谎的可能更大。
现在她恨死了鱼儿，恨死了乌，恨死了反共救国军！现在，她也恨死了自己！
珍又问扣儿，你咋出来了，没出事儿吧？扣儿说，什么事儿也没得，我那天回家，一进家门，只见了蛋，没见着你，我们不知你到哪儿去了，又不知上哪儿找去。珍看了一眼“山西口音”，问，那你这是……扣儿说，镇子在打仗哩，这位解放军要到成都去，找我带路来着。这会儿没其他人，哑巴“山西口音”开口说，是的是的，这一路上多亏了您的这位好儿媳的帮忙。珍问，蛋没事吧？扣儿说，他有什么事？“山西口音”说，走，大娘，我们一块去成都吧。珍说，我不回成都，我要去甑子场见蛋。“山西口音”说，甑子场叛乱了，我们就是去搬救兵平叛的，救兵不到，谁也去不了甑子场！
扣儿与“山西口音”走在一块儿总让珍感到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咋看咋不对，看哪儿哪儿不是。这让她焦躁与痛苦。
她抬头发现迎面走来的是扣儿和一个男人时，她就看见这个男人是蛋，直到这个男人已经确凿无疑不是蛋时，她还在期望是蛋。现在她才知道，天底下，如果佛主要令一个婆婆心如刀铰，就让跟她儿媳在一起的男子不是她儿子。她不明白，一向老实巴交、中规中矩、严遵妇道的儿媳咋个愿意被一个土里巴叽的外省农民牵着鼻子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