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文君慕才而离家私奔，是中国古代文坛少有的一段因情而违礼的佳话。卓文君所爱慕的就是当年在蜀中名扬一时的才子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生于公元前179年左右，卒于公元前117年（一说公元前118年），在世六十多年。他少年好学，又好击剑，父母十分钟爱，取其小名为犬子。因他景仰说服秦昭王完璧归赵的蔺相如，所以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相如”。
青年时代的司马相如，家资比较富裕，因而被选为郎官。郎官就是“廊官”，是古代宫殿的廊下之官，专管护卫或陪从等事宜。这种官职的产生，可以任命，也可以“赀选”。“赀选”就是“财选”，是可以用“财”而入选的。司马相如就是以财入选为郎官的，其具体职务就是做孝景皇帝的武骑常侍。但是，司马相如不喜欢这种职务，又赶上孝景帝不喜好文学辞赋，所以他的作用也得不到发挥。但是这时梁孝王来朝拜，带来了游说之士邹阳（齐国人）、枚乘和吴国的严忌夫子等人，司马相如见到他们非常高兴。又赶上这时，他生病了，因而就辞去了武骑常侍的职务，到梁国去游历。在这期间，他得到了与诸侯游士交往的机会，几年之中，写出了名噪一时的《子虚赋》。
不久，梁孝王死了，司马相如回到了故乡成都。可是，这时，他的家庭已经一贫如洗了，他无以为生。但他平素与临邛县令王吉十分要好。王吉说：“长卿长期在外做官，但并未顺达，过来和我交往吧。”于是相如就离开故乡到了临邛的舍都亭。临邛县令王吉对他非常恭敬，天天去拜会他。开始，司马相如还见他，后来不愿见他了，就称病不见。没有想到，这样一来，王吉对他就更加谨慎恭顺了。
蜀中之地，号称天府之国，临邛地方，也有很多富人，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就是富中之富者，家里所养的童仆宾客就有八百多人。当地另一富户程郑对卓王孙说：“县令有贵客名司马相如，你何不设酒邀请他，同时也邀请县令。”于是，卓王孙就向司马相如和县令发出了邀请。到了宴请的日子，县令很早就到了，可是司马相如却迟迟没有到场。卓王孙家里的宾客好几百人都在那里等候，一直等到了中午，司马相如还是没有出现，只派人说他生病了不能出席。司马相如没有到场，这酒宴就不能开始，临邛县令也不敢动一动那些酒菜，就亲自前往相迎，不得已，司马相如才强打精神去参加了。他一到场，就满室生辉，四壁陡亮，一座都为他的风采所倾倒。
酒至半酣，临邛县令上前说：“我听说长卿喜好弹琴，请弹一曲大家高兴高兴。”司马相如不愿意弹，一个劲地辞谢，但是大家一再要求，才不得已弹奏了一两支曲子。悠扬的琴声，使听者沉浸陶醉，真是满堂雅静，一室铿锵。只听那琴声，时而小河流水，时而荷塘风荇，时而晨风晓月，时而柳浪闻莺。一曲将完，四座皆惊，掌声哄起，响遍了整座庭院。
在这琴声和掌声之中，有一颗年轻的心也在跳动。那是一颗少妇的芳心，在门帘的后面。透过帘幕，一双秀眼正偷偷地窥视着弹琴的那位风流才子。她那白皙的脸儿，泛出了红晕。这就是卓王孙的爱女、新寡的卓文君。文君新寡之后，心如死灰，搬回娘家与父母共度余生。谁知，这死水一般的心境，竟被这突然的琴声所搅扰，一潭死水竟也掀起了层层涟漪。
卓文君也是蜀中才女，不但长于诗文，也很懂得音律。当司马相如知道自己的琴声被一位才女偷听了之后，便暗自得意，想找机会与她相会。因此，他就假装和县令往来而常以琴声挑逗。他还经常坐着车马以雍容闲雅的气派从卓王孙门前经过，还在卓家饮酒弹琴。文君也经常悄悄地躲在廊下帘后、檐下窗外偷听，心里非常爱慕，又恐怕自己不能与他般配。日子一久心心相映的两个人再也抑制不住澎湃的激情，通过仆人暗通款曲。消息沟通了之后，文君连夜私奔到了相如那里，两人相携赶回了成都。
可是，这时的司马家已经一贫如洗了。四堵空空的墙壁摆在一对新人的面前。他们俩的日子十分艰难。卓王孙知道女儿私奔之后大发雷霆说：“女儿不争气，我不忍杀她，但是我一分钱也不会给她！”有人劝王孙，叫他看在父女的骨肉之情上，承认这桩亲事，给女儿一些照应。但王孙不听，这使卓文君很伤心，她对相如说：“我们暂且到临邛去，到兄弟那里借贷些钱财，还是可以为生的，何至于把自己搞得苦成这样！”相如同意了她的说法，和她一同来到临邛。到了临邛之后，他们卖掉了车马，买了一间酒舍，做起了卖酒的生计。这时，相如叫文君当街卖酒，自己穿着犊鼻裈与伙计一起做杂事，洗涤杯盘酒具。卓王孙知道这个情形后觉得丢人之极，为此而闭门不出。文君的众位兄弟轮流对王孙说：“他们所不足的也就是少几个钱。今天，文君既然已经委身于司马长卿，司马长卿又厌倦了游学，他家境虽然贫穷，但他的人才还是足以依靠的。再说，他又是县令的座上高客，何必把他们辱慢到这个程度呢！”卓王孙没办法，只得分给文君几百个童仆，百万钱财，和一些陪嫁的衣物妆奁。这样，卓文君有了钱，就和相如回到了成都，买田置屋，成为当地的富人。
两人在成都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有一个在宫廷当狗监（狗监，管理天子田猎之犬的官员）的名叫杨得意的蜀人，见到天子读《子虚赋》时说：“为什么我偏偏就不能和这个作者同时啊！”杨得意就对天子说：“我的同乡人司马相如说，是他作了这篇赋。”皇上一听，大为惊喜，立刻派人召来了相如，问他是不是如传闻所说是《子虚赋》的作者。相如说：“是有这件事。但是，这是说诸侯的事，不足观取。请求为您作一篇关于游猎的文章。”皇上听了之后，大喜过望，立即叫尚书给他笔和木简，相如就写了一篇文章，这就是文学史上有名的《上林赋》。
这是鸿篇巨制。文章由三个人的对话言辞构成。三位人物，一位名为“子虚”（指他说的话是虚言），一位名为“乌有先生”（表示没有这个事），一位名为“无是公”（表示没有这个人）。子虚是楚国的使者，他参加完齐王的打猎之后，来到乌有先生家，说起了齐王打猎的情况，无是公也在座。谈话从乌有先生询问子虚跟随齐王打猎快乐不快乐开始，子虚的回答是猎获不多，但很快乐。这话引起了两人的好奇，要子虚说明其中的原因，于是子虚说出了一番道理。原来齐王是想向子虚炫耀齐王出猎之盛来压倒楚国，子虚明白这个用意，于是就用夸饰楚王出猎的盛况来压倒齐国。他以为压倒了齐国，所以很高兴。但是，无是公对他们的做法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他认为，无论齐王的出猎还是楚王的出猎，那样的挥霍资财，浪费人力，为国君享乐，都是不正确的。于是说出了一番天子在上林苑游猎的盛况。那上林苑河流众多，流向纵横，水势浩淼，奔腾飞扬；山势峻拔，崔巍陡峭；地域辽阔，果木葱茏，物产丰富，禽兽众多；离宫别馆，满山满谷；出行仪仗，庄严威武；猎手勇猛，美女艳丽，宴饮富丽而且讲究。但就在这宴饮之时，天子突然感到这种游猎太奢靡了，“于是乎乃解酒罢猎”，放弃酒宴，停止游猎，把猎场还地于民，并且发布命令，将猎场开垦出来作为农田，用来赡养那些地位低下、生活贫苦的百姓。把院墙推倒，把沟壑填平，让那些居住在山林泽畔的人民能够到这里来生活，使土地为人民所住满，使宫苑变得空虚。他们开仓济贫，使不足者得到补足，使鳏寡的得到抚恤，使孤独的得到保护。颁布德音之令，省去刑戮之法。改旧制，易服色，重新订立历法，让国家一切都从新开始。天子不仅这么说了，而且择吉日，行斋戒，“登明堂，坐清庙，恣群臣，奏得失，”使“四海之内，无不受获，”因而“天下大说（同‘悦’）”。使君王“德隆于三皇，功羡于五帝”……这是一篇极为巧妙的讽谏之作，文章极尽夸饰描写之能事，把齐王、楚王、天子的游猎写得排场无比，奢靡非凡，但同时又通过人物的对话对那种排场和奢靡给予了严肃的批判。文章提出了节省民力和财力、改善人民生活的主张，表现了高度的人民性。
古代开明君王也有能够听取正确意见的，武帝看到这篇文章后，大为欣赏，当即任司马相如当了郎官。相如作了几年郎官之后，遇上唐蒙开发巴蜀的事件。唐蒙在开发巴蜀时诛杀了当地的一些大将，这使得蜀地的百姓非常害怕。武帝知道这个情况后，就派司马相如去责罚唐蒙并晓谕蜀民。相如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得到了武帝的肯定，封他为中郎将。一时间，司马相如真是风光无比。这时，卓王孙和临邛的显要人士都到司马相如门下表示友好。卓王孙感慨万分，一个劲地表示让女儿嫁给司马相如太晚了，于是又分了与儿子一样多的钱财给他们。相如在开辟西南的事业上作出了新成绩，武帝因此而大喜。
但是，开发巴蜀的举动在朝野的官员和地方的长老中引起了异议。他们认为通西南夷的举动不合算。知道这个情况之后，相如很想把这种情况上告武帝，但是因为事情是自己提出来的，而且事已如此，他不敢直接进谏，于是他又写了封信给皇上，书中借蜀地父老之言讽喻天子，说了很多开发西南不利的话。后来有人上书告发相如，说他在出使西南时曾受过贿赂，于是他丢了官。但不久他又被召为郎官。
相如口吃，又有消渴症（今称之糖尿病）。与文君结婚后，他的家财比较丰富。因此，他当官之后，不常参与国家大事，而是常常称病在家闲居。他不慕官爵，只是常常跟随天子到长杨宫去打猎。当时，天子喜欢猎熊和野猪，追赶野兽。看到这种情况，司马相如就向皇上进谏，用动物和人打比方讽劝皇帝爱护生灵，不要惊骇它们，使它们有一个安身之地等等。后来，司马相如又向天子进奏了《大人赋》。天子看后大喜，飘飘然有凌云气，如同驰游天地之间。
不久，相如的病加重了，因而辞官回家。天子知道他的病重了之后说：“司马相如的病很重了，可以到他家去取他的书信。”就派了使者所忠去到相如家。可是这时，相如已经死了，家中并没有什么遗书。所忠问司马相如的妻子文君，文君说，“长卿不曾有什么书信啊。他倒是时时著书写文，但都被人家拿走了。长卿没死的时候，写了一卷书，说：‘有使者来取书，就向他奏明。’”于是她把书呈献给了使者。皇上看了后，很是惊异。这是一篇劝说天子举行封禅之事的文章。后人称它为《封禅文》。原来汉朝之初，最高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尚缺乏信心，因此，不像秦朝那样刻石成文，歌功颂德，急于去泰山封禅（封禅，始于战国时期。当时，齐国有些儒士认为五岳之中泰山最高，帝王应到那里去祭祀。登泰山筑坛祭天叫“封”，在泰山之南的梁父山辟基祭地叫“禅”。封禅是古代国之大典）。但到了汉武帝时，国力已开始强盛，封禅之事就日渐被人提起。司马相如本不爱歌功颂德，但是，他却暗地里写了这篇《封禅文》。这是一篇歌功颂德的文章，但的确写得庄重典雅，不过也只是空洞的庄重典雅。文章说了很多所谓的“祥瑞之事”，认为都是国家强大、国运昌盛的表现。所以司马相如把它作为劝说汉武帝封禅的理由。在司马相如的说服下，汉武帝说：“对啊，我将试一试”。在相如死后的第五个年头，汉武帝祭了后土，第八个年头，礼拜了中岳，封了泰山，到达梁父，禅了肃然山。
司马相如的作品，多为辞藻堆砌的赋体。不过，文评家和文史学家对他的力倡节俭，仍给以一定推崇。司马迁说：“相如虽多虚词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就是说，司马相如的文章虽然有很多的虚词滥说，但它的要领还是归之于节俭，这和《诗经》的讽谏没有什么不同。的确，司马相如赋作的讽谏之意是不容忽视的。散文史学家郭预衡说：“司马相如的讽谏之赋，是汉赋的一个主要传统。”鲁迅对司马相如的评价也不低，他说：“然其专长，终在辞赋，制作虽甚迟缓，而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明王世贞评《子虚》、《上林》，以为材极富，辞极丽，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长沙（指贾谊）有其意而无其材，班（班固）张（张衡）潘（潘岳）有其材而无其笔，子云（扬雄）有其笔而不得其精神流动之处。”（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对司马相如，文评界亦有不同的说法，如《中国文学家大词典》的编者谭正璧对他颇有微词，说他“人格很卑下”，引诱了卓文君私奔，且“一朝得志，便想娶妾作乐。他因《子虚赋》得武帝意，更为《上林赋》；知武帝好神仙，所以做《大人赋》；知武帝好虚荣，死后犹留《封禅书》以邀宠。他的作《长门赋》，相传曾受陈皇后十万钱的润笔。所以，他的才气和艺术虽高明，只是替君王作了一世的留声机，没有一些特别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