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贺陆耀东先生80大寿马俊山（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我跟中良学兄是陆耀东先生指导的第一届研究生，1982年初进武汉大学，1984年末毕业。当时，武大尚未取得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硕士授予权，我们的学位是1986年补授的。全面总结陆先生的学术成就，回顾他为武汉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远不是我这篇短文所能胜任的。我只能说说文章背后的陆先生。
我们进武大的时候，陆先生已经是研究新诗和鲁迅的著名学者。他给我们开的课，先是鲁迅研究，后是二十年代新诗流派研究。上课时讲的，都是陆师正在写或已经写好了的文章，后来都出了书。课就在南三区陆师家里上，每当我们进屋时，桌子上早就摆好了讲义，还有三杯绿茶，一人一杯。陆师讲课，口音略带点儿湖南味，不浓，声音细小柔和，不紧不慢，就像是点点春雨，直落入你的心田。在我的记忆里，陆师脾气特别好，从不疾言厉色。记得有一次看过我交的一篇作业后，陆师指着里边的错别字说：“你得注意这个问题。如果你在黑板上写错一个字，学生会记你一辈子，让你永远洗刷不掉。”口气仍是淡淡的，声音也是轻轻的，生怕伤了学生的尊心，但在我听来却有千钧的份量，真的一辈子都忘不掉。等我把论文拿回来一看，只见里边所有的字句错误都用红笔做了标注，就像批改中学生作文一样。吾师其严格也如父执，其慈祥也如母爱。
有一次讲到郭沫若，陆先生拿出“文革”前出版的《沫若文集》，让我们看郭老后来是如何修改其早期诗文的。不少书页的版心两侧及天头地角，都写满了字，内容是各个版本的异同比较。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才知道现代文学研究中还有个版本问题，即使是大作家，有些说法也是靠不住的。特别是当其身处高位的时候，免不了为了自己的羽毛和地位而悔其少作。所以，为了存真求实，现代文学研究必须在资料的搜集和辨析上狠下功夫。记得陆师曾经说过，做学问，最好的办法是笨办法。我理解，这个“笨”不是愚蠢而是扎实，它意味着脚踏实地，从根本做起。基础做好了，才能起高楼。
然而，由于解放前的连年战乱和解放后的不停“运动”，现代文学资料，如旧的期刊、报纸、书籍等出版物毁损严重。特别是武大在西迁乐山的过程中，成船的报刊资料被日机炸沉江底。所以，在武大做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便成了一大难题。当时虽然已经有了复印机，但数量很少，而且故障不断，费用挺高，使用起来不方便。所以，人们还得靠卡片和笔记来收集材料。据我所知，陆先生不大用卡片，而是用稿纸抄。把稿纸折起来装订成册，然后两面抄写。特别是诗集，更是整本整本地抄。自己抄，也动员家人跟着一起抄。我毕业以后，不少学界前辈都曾跟我谈到过，在一些图书馆里目睹陆师一家人抄书的动人情形。日积月累，陆师竟然抄了一书架资料。这样做，在今天看来多少有些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却是破解资料匮乏的唯一办法。正是靠着这种笨办法，陆先生为武大的现代文学研究构筑了一个学术高地。
做学问难，做真学问更难，在中国做真学问比登天还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资料短缺。在中国，历史资料的收藏和利用，从来就不是个简单的学术问题。从秦始皇开始，就跟政治挂上钩了。因为，历史资料一旦成为后人论说的对象，就有可能重获生命而进入现实语境，从而影响现实。所以，历朝历代统治者，对待前朝旧物常常是肆意糟践，不弄到面目全非誓不罢休。特别是对前朝的成就，更是竭力毁损贬低，以突现吾皇空前之伟业。许多胡说八道都是建立在虚假材料之上，或根本没有材料支持的。其实，这方面的统计资料很多，但都被封存在各地的档案馆里。所以，除了重复官方的结论以外，学者们几乎没有别的选择。而历史之门一旦打开，一切现实的谎言都将不攻自破。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那些乍暖还寒，不时有极左思潮沉渣泛起的学术气氛里，强调原始资料，强调从头做起，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它是实事求是和思想解放精神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生动体现。
众所周知，研究现代文学，除了材料短缺之外，还有个思想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左的风气曾经一度地干扰了现代文学研究。
这种特立独行，不为风气所动的精神，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品格。它构成陆师文章后面的一道亮丽风景，为武大增添了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