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政党格局，西方政党制度的特征在于：在政党与政党的关系上是相互竞争；在政党与政权的关系上是争夺政权我上你下。西方政党制度是资产阶级实质的反映，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西方政党制度主要表现形式是多党制和两党制，它们在英美等国已实行了好几百年，向来被标榜为资本主义“民主”和政党制度的“典范”。对此，邓小平深刻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有什么好处？那种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共同的理想，许多人就没有理想。这种状况是他们的弱点而不是强点，这使它们每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完全集中起来，很大一部分力量互相牵制和抵消。”邓小平：《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07、165页。
可谓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多党制的阶级实质及其严重的弊端性。邓小平通过对中国的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的比较分析后，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中国“西方的多党制不能搞”，而应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认为这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各民主党派的这种政治共识的形成，大大地加强了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合法性，从而大大地有利于政治权力的集中与政治局面的稳定。
（三）中国的政党制度符合中国的国情
邓小平在《改革的步子要加快》的讲话中针对一些人效仿西方多党制的思想主张强调指出，中国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不能脱离中国国情，否则许多事情就很难办。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在中国实行西方政党制度所需要的客观依据即缺乏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在我们这样的大国里搞现代化建设，社会稳定是第一位，是压倒一切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搞建设，更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人多，各有各的看法，要把12亿人民统一起来、团结起来，同心同德，凝成合力，这就需要共产党的强大的核心力量。“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党的领导，艰苦创业的精神就提倡不起来；没有党的领导，真正又红又专、特别是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队伍也建立不起来。这样，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祖国的统一、反霸权主义的斗争，也就没有一个力量能够领导进行。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那些对此暂时抱有某些怀疑态度的纯洁的青年，只要多经历一些时间。最后还是会同意这一点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6页。
而要坚持党的领导就不能实行多党制否则就无法实现党的领导。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就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混乱局面。如果强行推行多党制，“将是天下大乱，多年不已。从而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和各种建设。在缺乏严格的程序控制和强有力的行政能力的保障下，实行今天美国式的民主，很可能将踏文化大革命时的那种大民主实际是大破坏、大捣乱从而大失败的覆辙”。李泽厚：《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页。
因此，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自己的政党制度，而且必须有中国特色，即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派合作。今天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现代化建设中已经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众所周知，政党政治的出现和不断发展是近代以来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政治文明共性的重要体现，但这并不意味政党政治只能有一种模式。一党制和多党制并不是区分民主与否的根本标准，更不是度量政治文明发展程度的唯一尺度。其实，一个国家究竟实行哪种政党制度形式，并不是由哪个党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该国的阶级性质、该国不同历史时期或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中各阶级阶层的力量对比以及政党实力的强弱、各国的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以及所处的国际环境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既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规律，也顺应了中国人民盼望政治稳定、加速发展经济文化的迫切要求，体现了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是高度统一的。实践证明，邓小平关于借鉴西方政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建设有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当始终坚持和完善这一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政治制度。
美国政治学家奥斯特罗姆指出：在20世纪与东西方文明密切相关的巨型帝国都崩溃了，但由于过去五千年中人类文明的崛起都是与建立帝国的冲动相关的，致使20世纪90年代人类文明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范式挑战：没有专制制度和帝国欲望的政治驱动，人类文明能否坚持下去，并取得普遍的巨大成功？他认为要回答这一问题就要对巨型专制政治体制在维持人类社会法律关系模式中的效力作批判性诊断。“巨型专制制度必然失败，但民主制度并非高枕无忧。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由于贸易和电子通讯，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日益具有全球的性质。那么，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我们在何处着手为秩序的构造奠基呢？”他认为必须从东西方各自文明的基本思想渊源入手。“我们必须首先从基础着手，然后再往高处发展，而不是先高后低。人类社会相互之间要想更多的互补，我们就必须理解各自文明的共同特征，因为这可以作为我们的共同基础。同时，我们必须深化理解不同文明的独特之处，因为这样才可以通过学习自己的以及他人的经验来发展各自的文明。”[美]文特森·奥斯特罗姆：《政治文明：东方与西方》，载《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70页。
对此我不由地想起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这是因为“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页。
“民主化是相对的事物，犹如总体上的现代化。它指的是对原先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不民主’局面的一种改革。民主化过程中的重点，一般来说，除了那些本质上有助于民主的组成部分之外，应放在那些代表特定社会的传统组合中体现不够的组成部分上。例如，在很长时间内，德国有必要加强来自基层的参与；法国有必要对行政管理加以有效的控制；英国和美国则有必要建立一套社会服务和国家干预的基本制度。在联邦制国家，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是扩大民主潜力的一个要素，而在中央集权制国家，这个要素则是地方分权和权力下放。”[美]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326页。
这就是说，不同政治制度文明发展模式与类型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各国各自的历史经验的组合相适应的。所以“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这种改革又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又都是不同的，历史不同，经验不同，现在所处的情况不同，各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样。但是，共同的一点是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241页。
总之，邓小平对西方政治政治制度的批判与借鉴，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然而它不可能为我们提供现存的、具体的答案。因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外国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地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序言第1页。
尽管我们的社会在这一方面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那不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还未真正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应有的优越性，是我们还没有按照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把事情办到位，没有落到实处。但是，只要我们遵循邓小平对待西方政治制度文明的科学方法和态度，我们就会实现：“我们的党和人民浴血奋斗多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7页。
正是在这意义上，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能把力量统一地合理地组织起来，人数少也可以比资本主义国家同等数量的人办更多的事，取得更大的成就。政治发展和改革的目标，应当是立足于充分发挥本国政治体制中合理因素的作用，而不是去照抄照搬别国的体制模式。资本主义根本解决不了中国的前途命运问题。我们既要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固有的特点，又要大胆利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一切先进成果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起点，这是中国通往富裕和繁荣的必由之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而且因为“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7页。
“政治制度必须而且实际上是早已同文明的现状联系起来。对每个时代来说，最好的政治制度都是最适合于当时文明状态的制度。因此，从来没有也不会有绝对优于其他一切政治制度的政治制度，而只能有一个比一个更加进步的文明状态。”《圣西门选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8页。
“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16页。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批判和借鉴西方政治制度文明既是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的重要方法。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不同政治制度是可以相互开放和借鉴的，使不同的政治制度在相互交流中取长补短，其生命力才能长盛不衰。世界一切政治制度文明成果都是全人类共同政治智慧的结晶，无论是东方政治制度文明还是西方政治制度文明都应该相互借鉴，共同促进人类政治文明的不断发展。学习西方先进政治制度可以降低政治制度设计和政治制度建设的成本，收到事半功倍之效。邓小平在对西方政治制度文明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借鉴了西方政治制度文明的重要政治管理体制，开创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的新境界，为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