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战前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勃列日涅夫即已与谢洛夫相识。战后谢洛夫在乌克兰工作。1951年他被派往邻近的摩尔达维亚担任该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谢洛夫颇得勃列日涅夫的欢心。
贫嘴薄舌之人硬说，勃列日涅夫喜欢谢洛夫的妻子。不过，有关勃列日涅夫风流韵事的闲话向来广为流传。他去世多年之后，《共青团真理报》女记者在基什尼奥夫找到他昔日的一位女秘书——阿拉·莫霍娃，直言不讳地问她：
“基什尼奥夫的人都说，您的女儿塔基扬娜实际上是勃列日涅夫的女儿，长得与他非常相像。”
“胡说八道，”莫霍娃回答道，“不是事实，并不相像。他的年纪比我大得多。而且我和他的夫人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交往密切。”
勃列日涅夫在中央委员会食堂发现了阿拉，便吩咐将姑娘调到书记处他那里。按照她的说法，勃列日涅夫常常工作到深夜，只有星期六辛劳一整天之后，才选定一些影片，带领自己的女秘书们去电影放映厅。
1974年总书记来到摩尔达维亚，找到阿拉，劝说她跟他一道飞往莫斯科。阿拉·莫霍娃并不是第一位讲过勃列日涅夫曾劝说其抛弃一切跟他走的女人。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勃列日涅夫与他在阿拉木图时的女秘书内莉之间。第一频道的摄制组找到了她。她也怀着赞叹之情回忆起勃列日涅夫：
“他总是处于人人注目的中心。他就有这种格外令人倾倒的气质。他既和我们一块儿合唱，也参加我们的体育活动。他很会恭维人和亲吻女人的小手。”
她同样被问及女儿，人们断言，这位女儿也酷似勃列日涅夫。
“我知道这些议论，”内莉回答说。“我为这一切感到非常痛苦！甚至不得不加以解释：列昂尼德·伊里奇1956年2月就离开了共和国，而我的女儿是1957年底出生的。可是闲话仍然传个不罢。我非常难受，简直可怕极了！”
克格勃前主席谢米恰斯内在接受报纸的采访时回忆道：
“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女人！克格勃第9局局长沃洛佳·切卡洛夫对我讲过，有一次农业合作社的两名女裁剪师被领来量西装尺寸。沃洛佳还没来得及回头看上一眼，勃列日涅夫已经在这两个女孩子身上到处乱摸了。他对女性绝不会无动于衷。顺便说说，这也是影响干部选配的一个因素。比如，他与某个人的夫人关系亲密，或者他对她怀有好感——他便会开始提拔她的丈夫……”
老广场上的新人
勃列日涅夫在摩尔达维亚的工作颇获莫斯科的赞许。对此可资证明的例子是，他所撰写的题为《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干部行之有效的方法》的文章，能够发表在1952年9月份的《布尔什维克》杂志上。
勃列日涅夫取得这些成就并非易事。
1952年在摩尔达维亚，他发生心肌梗塞。清晨醒来时胸口剧烈疼痛，他被紧急送入医院治疗，在院中卧床一月之久。
政治局会议第88号记录中写道：
“给予摩尔达维亚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一个半月假期用于治疗，自1952年6月20日算起。”
这一个半月，在康复之前，勃列日涅夫是在莫斯科近郊的“巴尔维哈”疗养院度过的。不过此次所受到的冲击却并未彻底消失。
1952年10月，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共和国代表团出席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他有望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而等待着他的还有更为令人欣喜的意外礼物。
摩尔达维亚领导人在十九大开幕后的第四天发言。他在基什尼奥夫的助手们所写成的发言稿，在中央得到加工、完善。斯大林关注着每一个发言的人，发现了外貌胜过其他党内领导人的勃列日涅夫。
1952年10月26日，斯大林在十九大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宣布党的新领导成员。他从弗伦奇式军大衣口袋里掏出亲手写成的一张单子说：
“可以选入中央主席团的，比如说，有这样一些同志……”
令全场的人感到吃惊的是，斯大林让许多新的、相当年轻的党务干部进入党的最高领导层，其中包括勃列日涅夫。斯大林让他担任中央书记和新近建立的取代政治局的主席团的候补委员。这样，勃列日涅夫便侧身于最高联盟之中。他自己也对此次意外高升倍觉惊奇。他年仅45岁，却已经几乎登上了权力的顶峰。
新的中央书记处人数众多。
其中有（斯大林除外）：阿里斯托夫（主管党、工会、共青团中央机关部）、勃列日涅夫，伊格纳托夫（采购部长）、马林科夫（党的机关的第二把手）、米哈伊洛夫（主管宣传鼓动部）、别哥夫（主管干部遴选和分配）、波诺马连科（负责农产品和农业原料收购的部长会议副主席）、苏斯洛夫、赫鲁晓夫。
勃列日涅夫具备前线的经验，便决定由他“监督军事部总政治部和海军部总政治部的工作”，马林科夫宣布了方案并基本获得认可。
勃列日涅夫在老广场上是个新人。善于钻营的莫斯科官员们都不认识他，所以一开始并未将他列入中央主席团所属的国防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负责决定所有的军事事项。这样一来，勃列日涅夫便被晾到了一边。不过斯大林纠正了官员们的错误，11月19日勃列日涅夫被列入国防委员会成员。
10月20日晚11点，几乎所有的中央书记和高级意识形态官员都被请进斯大林党的办公室。勃列日涅夫首次目睹大政治如何运作，领袖在其战友们的狭小圈子内如何说话以及都说些什么。斯大林主要表达了对意识形态工作恶劣状况的不满：
“我们的宣传搞得很糟糕，就像拉屎似的，而不是宣传。大家对宣传的状况都感到不满。没有一个政治局委员对宣传部的工作感到满意。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青年人，没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报纸上的宣传尤其糟糕，特别是《真理报》……”
斯大林办公室里的会议延续了将近一小时，其形式就像中央书记处确定书记之间责任分工的会议。这件事10月27日才最终确定下来。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勃列日涅夫的权力有所扩大。领袖坚持赋予新任中央书记更高的权力——他急于让他们走上工作正轨，以便由年轻人接替老一代党的领导人。
勃列日涅夫不仅应当掌控陆军和海军的政工人员，而且要“监督军事部和海军部系统的干部遴选和分配工作”。这从理论上赋予了勃列日涅夫很大的权力——军事部门的一切重要任命都需要取得他的同意。
1949年以来，军事部部长一直是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他仅仅是中央委员，因而按党内官阶而言地位低于勃列日涅夫。但是华西列夫斯基的军龄与斯大林相近，斯大林对他一直优遇有加。这样，元帅便无需勃列日涅夫的支持，必要时可以径直去找领袖。
勃列日涅夫还数次去过领袖的办公室。1952年11月17日，斯大林于晚间11点召集众书记，直至12点还在向他们说明应当如何工作。勃列日涅夫用心聆听并深入领会。
1952年12月1、3、4日，勃列日涅夫参加中央主席团会议，会上决定着手追查臭名远扬的“医生案”并重新改组国防部。
12月11日，在斯大林办公室一举讨论了几个问题。勃列日涅夫注意观察领袖如何做出决定。他成功地学完了“斯大林管理学校”的简短教程，尽管斯大林一次也不曾召他去进行个别谈话。年已老迈的领袖没有精力与每一个新人打交道。
1953年1月26日，斯大林最后一次在自己那里召集党的领导人开会。此后这些人再也未能相聚一堂。领袖的生命仅剩一个月有余。他自我感觉虚弱和疲乏，甚至停止了批阅呈送他的文件。2月17日斯大林最后一次来到克里姆林宫，那是接见印度大使。2月27日他最后一次离开别墅，为的是去大剧院观看《天鹅湖》。
3月1日深夜，斯大林发生了中风。
从3月2日开始，国家领导人仅仅在小范围内会面。勃列日涅夫并未受到邀请。他跻身最高层的时间不长，四个多月不足以建立必不可少的联系，无论如何也表现不了自己。在开列新的领导人名单时，政治局的老委员们干脆将他一笔勾销。
紧随着斯大林之死，他的飞黄腾达一落千丈。
3月5日在中央委员会、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上（会议开始于晚间8点，其时斯大林还活着），勃列日涅夫被解除了中央书记职务，“因为已改任海军部政治部主任的工作”。政治部主任这一职务相当于副部长，亦即比他1952年10月以来所担任的职务低了许多级。
从奥林波斯山跌落极其痛苦。刚才他还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领导人之一，与斯大林同桌开会……而现在却不得不服从自己不久之前的下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53年是勃列日涅夫一生中最为晦气的一个年份。
海军部部长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是一个性情直率、不讲情面的人，一向维护海军军职的威望。他冷漠地迎接前中央书记的到来，认为一个从未航行过的政工人员在海军中毫无用场。
然而这还算不了什么：刚过10天，海军部与军事部合并为国防部，政治机关也进行了合并。勃列日涅夫落得全然没有工作，于是，1953年5月他给政府首脑马林科夫写了一封声泪俱下的信：
由于海军部政治部撤销，我特向您，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提出一个重大的请求……我将近30年的劳动活动都与国民经济工作密不可分。自1936年起便从事苏维埃和党的工作。我热爱这一工作，它就是我的第二生命……如今年近半百，健康被两种严重疾病（心肌梗塞和腿静脉内膜炎）损坏，我很难改变工作性质或者获得新的特长。
谨请您，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将我派往乌克兰党组织工作。如果我在工作中造成了某些缺点和错误，还请多多原谅。
马林科夫将此信转与赫鲁晓夫后，信中加了一个批注：“赫鲁晓夫知悉”。无论马林科夫还是赫鲁晓夫，对勃列日涅夫的恳求都没有作出回应。
勃列日涅夫被任命为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5月21日国防部长第01680号一纸命令使他重新回到苏军干部队伍。为了对他的降职使用作出补偿，1953年8月4日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勃列日涅夫在总政治部郁郁寡欢，将他对马林科夫的怨恨埋在心底。这个职务他并不喜欢，他不爱下部队，对军队生活兴味索然。他也未能搞好与总政治部主任热尔托夫的关系。不过热尔托夫也没有决意要去触犯这位前中央书记。
赫鲁晓夫的提携
勃列日涅夫难受的时间并不长——也就是一年多一点。赫鲁晓夫想起了他，请他到中央委员会谈话，正是这次交谈改变了他的生活。
“垦荒工作牢牢进入了我的生活，”以他的名义写成的回忆录中说，“而这一切都始于1954年1月底莫斯科一个滴水成冰的日子，那天苏共中央召见了我。问题本身很熟悉，也并非当天才第一次听说垦荒之事；闻所未闻的是，他们想将大规模垦荒的事托付与我。”
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勃列日涅夫去哈萨克是担任共和国第二书记。他的《处女地》一书中闭口不提赫鲁晓夫的名字，然而垦荒之事却不折不扣是赫鲁晓夫的主意。
1954年1月，赫鲁晓夫向中央主席团委员们提出了一个报告。其中证实：国内的粮食问题尚未解决。必须“于最近数年中在哈萨克和西伯利亚西部的熟荒和生荒地扩大粮食作物的种植”。当时以第一书记沙亚赫梅托夫为首的哈萨克领导人表示反对：“开垦生荒和熟荒地必然导致土著哈萨克居民的利益受损，因为那会使他们失去放养牲畜的牧场。”
赫鲁晓夫决定，必须撤换该共和国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并非国家的唯一主宰，他还需要与主席团的其他成员商议并考虑他们的意见。结果便委派前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波诺马连科去阿拉木图担任第一书记。
不过赫鲁晓夫还要任命一个他可算自己提拔的人到哈萨克斯坦担任第二书记。这还不仅是因为勃列日涅夫在乌克兰时已经在他领导下工作过。赫鲁晓夫让勃列日涅夫重新回到党内的高位，重新向其打开了上升的通道。勃列日涅夫心怀感激，向赫鲁晓夫表达了自己的感恩戴德之情。在长达将近十年期间，他一直被当作赫鲁晓夫的人。
1954年1月3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撤换阿拉木图干部的决议。2月5日，在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全会上，因为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不能令人满意（莫斯科迫使接受的说法），解除了第一书记沙亚赫梅托夫和第二书记阿福诺夫的职务。共和国中央委员们驯服地表达通过，任命波诺马连科和勃列日涅夫接替他们的职位。本地人卡里布扎诺夫当选为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
2月2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解除勃列日涅夫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职务，“因为已被选为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但保留苏军干部身份”。
勃列日涅夫中将的人事档案保存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将军的保险柜里。他让特别信任的将军们看过勃列日涅夫的卷宗。在战争年代所填写的文件中，“民族”一栏勃列日涅夫填的是“乌克兰人”（1947年颁发给他的护照也这样填写）。调入莫斯科之后，他便开始填为“俄罗斯人”了……1927年入党时，履历表上“本族语”一栏他先写的是“乌克兰语”，然后又划掉改写为“俄语”。
1954年2月23日至3月2日举行苏共中央全会，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增加国内粮食生产和开垦生荒、熟荒地》的决议，那些地方有着“大量尚未开垦的土地，都是肥沃的黑土和栗钙土，在这些土地上，不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即可获得很高的产量”。
刚刚被委派为共和国首脑的波诺马连科，在全会上指责哈萨克土壤专家的民族主义错误，他们一再论证并非所有的生荒地都可以翻耕。然而还是科学家们正确，开荒后爆发了沙尘暴，大面积的土壤可耕层毁于一旦……
共和国的新领导提出一项任务：1954—1955年开垦600余万公顷新土地。大批新的技术设备源源不断地运抵共和国，头两年便涌来36000名机械师、建筑人员、农业技术人员。
1954年，哈萨克储备2.5亿普特粮食，比1951年增加2.5倍；而1951年按照往日的理解已堪称空前丰收。
在阿拉木图，勃列日涅夫与库纳耶夫很快亲密起来。勃列日涅夫总是支持库纳耶夫，而此人后来也成为他在政治局的可信赖的依靠力量。
1955年3月，当时的共和国科学院院长库纳耶夫来到莫斯科，为的是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言。他在哈萨克斯坦政府驻苏联部长会议常设代表处的一间办公室瑞安顿下来写报告。
忽然他被叫到共和国常驻代表的办公室。波诺马连科和勃列日涅夫都在那里。波诺马连科问：
“正在忙什么呢？”
“准备报告。”
不知何故他们大笑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