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点，陈时宜准时步入会议室。
市委秘书长洪政寸步不离地跟在身后。
不要以为他贴上了新书记，他还没有这个能耐，要是会贴，他早就进了常委。他是怕新书记不熟悉路径，因此提前一刻钟到陈时宜的办公室等候。
本想带路，没想到陈时宜比他还熟悉。
他忘了陈时宜在这幢楼工作了四年。
这是陈时宜到任后召开的第一个市委常委会议。正由于是第一次，因此显得不同寻常。15个常委有13个提前一刻钟到场并找准自己的位置坐定。
还有一个常委在路上，这人是蔡峰。
蔡峰开会从来不迟到也不提前，来得总是恰到时候。只要是开常委会，他都是步行到会议室。市委和市人大在一个院子办公，他家就住在院子里，离市委办公楼有一分钟的路程。
陈时宜刚跨进会议室大门就被一双热情的大手挡住。“陈书记，我们早就盼您回来掌舵……”吴志东抱着陈时宜的手激动地说。
他能代表县常委一帮人？有时候“我”和“我们”的概念是模糊的，光说“我”有突出自我之嫌，加一个“们”字就变得谦逊一些。
吴志东是新常委，资格最嫩，因此在常委的排名中位居末位。陈时宜握着他的手，问：“你是不是分管城建？”吴志东点头称是。陈时宜在省纪委批阅的最后一个文件就是有关他的立案材料。
跟风，不能让他一个人独领风骚，其他常委争先恐后地伸出热情的双手。
只不过是握手，用得着争先恐后吗？错。这一次绝对不是一般意义的握手，是一种姿态。如果认为是一般的握手，未免有些天真幼稚和不敏感。必须承认，握手是平常事，但也有不平常的时候，不同场所、不同对象有不同的效果。长期在一起摸爬滚打的领导见面时握不握手无所谓，有时还显得多此一举。新任领导不会认为是多此一举，通过握手能传递信息——主动代表亲近、热情代表臣服、冷漠代表不在乎、拒绝代表不服气。
不过，想从一次握手中分清是敌是友，未免有些肤浅。笑里藏刀是阴险之人，深藏不露是高人，把你卖了还为他数钱是高人中的高人。这三种人你想一眼望穿是不可能的。
这是个高手如林的社会。
不知什么时候，蔡峰出现在陈时宜的身后。眼前的一幕让他看在眼里恨在心里。热闹与他无缘，好像他是旁观者、陌生人、透明物。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一群没有骨气的东西！蔡峰在心里骂道。
陈时宜在椭圆形会议桌正中位置坐下。
不是他要坐这个位置，而是只有这个空座位。谁安排的？谁都没有安排，是自觉行为的结果，是规律自发调节的结果。这个规律就是：不越权，不越位，找准位置。
找准位置就是自己给自己排座次，其道理跟民间请客吃饭一个样。民间的繁文缛节在官场上不仅通用，而且得到发扬光大。什么级别享受什么接待标准，这种“看人打发”的制度不是哪一级接待部门杜撰的，其前身是民间的行事通则。在农村做客吃饭得听别人的安排，叫你坐什么位置就坐什么位置，千万不能随便乱坐。尊者、长者不仅要坐正席，还要坐上席。如果将坐上席的人安排去坐下席，就会得罪人，就会把人“气饱”。
改革。
于是出现了圆桌。
圆桌最大的优点就是没有桌角，没有方位，任何位置待遇一样，缺点是占面积。
进一步改革。
于是出现了替代产品——椭圆桌。
椭圆桌介于圆桌和方桌之间，既实惠、实用，又破除了陈规陋俗，因此备受欢迎，大小单位的会议室都安放有椭圆型会议桌。
有了椭圆桌应该相安无事了吧？世上没有包治百病的良药。还是有问题，既然是介于两者之间，那么规矩可以两边倒。新规矩斗不赢老规矩，于是，仍然有上席下席之分。
陈时宜坐的是上席位置。
常委会议室显得有些拥挤。不能怪设计的人没有后脑壳，而是计划跟不上变化。过去只有七个常委，以后增至九个，之后是十一个，再之后是十三个，到现在是十五个。翻了一番转了一个弯。有一点没有变，就是单数没变。
常委数始终是单数，任何时候没有出现过双数。为什么只设单数？单数有单数的妙处——不会出现票数相等而对垒不下的局面。
要这么多常委干什么？过去党领导一切，大事小事都管，常委数反而少；现在党政分开，党委管的事少了，常委却增加到十五个。怎么解释？理由充分，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加强党的领导。改革开放的过程实质是利益调整的过程；既然有利益调整，就会出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无论是老办法还是新办法，只要解决问题就是好办法。实践证明，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强党的领导。
于是，公安、工会、统战、开发区以及经济发达地区的主要负责人进常委。
进常委意味着进入决策层；有了决策权就有了处置权。有权就有威，有权好办事。
不要以为常委会议就只能常委参加，工作人员同样可以参加，有时人数比常委还多。纯常委的会议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研究干部，另一种是处分干部。简单地说，琢磨人的会议不能有外人，琢磨事的会议相关人员可以列席。
今天的会议一看就知道是琢磨事的会议，因为有八名工作人员参加。这八个人是：市委秘书长洪政；市委办公室综合科科长易兰；市纪委、市政法委、市综治办、市信访办、市委督办室、都宁日报社各一名领导。
洪政是常委会的老顾客。除了琢磨人的会不叫他列席外，其他会议均请他列席。
不列席不行，他是秘书长，常委的决定得由他去布置、落实、督办。他不参加会议，就不知道会议内容，不知道内容又如何传达贯彻？难道还要书记复述一遍不成？
市委秘书长不是常委，在全省地市州秘书长中凤毛麟角。凭什么不让他进常委？是没有职数，没有能力，还是不会搞关系？职数不是问题，十五个常委中还有一位“赤膊常委”（对没有职务的专职常委的戏称）。
把他排除在“十五”之外没有道理。是不会搞关系？不对。不仅历任书记喜欢他，而且历任副书记也喜欢他。陈时宜当副书记时他就是秘书长。是没有能力？也不对。书记的讲话、市委大型材料都由他捉刀。虽然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力作，但在都宁称得上一支笔。那是什么原因不让其进常委？蔡峰用一句话总结了——酸，酸不溜秋。用市侩的话说就是——好没好赞，拐没拐赞。书记、副书记喜欢他是明摆着的事实，但没有一个是铁杆子关系，关键时刻没有人为他说话，是假喜欢不是真喜欢。喜欢的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的性格。喜欢他听话、没有脾气、还吃得了亏。
谁没有脾气？不要以为老实人就没有脾气。民间有一种说法是，平时不打屁，打屁臭死人。老实人发起脾气来是犟脾气，难收场。洪政有些逆来顺受的性格，但并不等于没有脾气，有时禁不住也发发牢骚。余国光知道他的处境，但是爱莫能助。余国光给他出点子，叫他去巴结蔡峰。意思很明了，不是他不让他进常委，而是蔡峰不同意。
他去了，无功自返。说白了，他不会拍马屁。
他才明白，不是人人会拍马屁，拍马屁也是一门艺术。
人们弄不明白他是怎么蹿到这个重要位置上的，又是如何保住这个位置的。一定有背景。他没有背景，而是对领导的胃口。聪明的领导喜欢用两种人，一种是人才，一种是奴才。人才为他办事，奴才拍他舒服。有人靠拍马屁做官，有人靠实干混个一官半职。他的优点不只在实干上，还在老实听话上。爹妈喜欢顺头儿，领导喜欢听话的部下。严格地讲，他办事不老到，有烂皮靴的性格。余国光、蔡峰曾产生过换他的念头；不过，这种念头稍纵即逝。
没有换他，不是因为他是最佳人选，而是找不出比他更听话的人。比他有水平的人也很多，但没有人有他的好脾气。有能力、不听话更坏事。
进不了常委，但能保住秘书长的位置也就是胜利。他知道，秘书长虽然也是正县级，但不是一般的正县级，比正县级硬，是准地级。对秘书长一般有个交代，退休之前不是进人大当副主任就是进政协当副主席。只要在退休之前捞到副地级再加两级工资也就心满意足了；进常委也是这个结果。
他想通了，不进常委也有不进常委的好处。不管承认不承认，官场上素来都有“一朝君子一朝臣，新朝不用旧朝人”的做法。他没有进常委，说明他不是老班子的亲信或嫡系，不仅能留任，还能继续当秘书长。
陈时宜发现，不仅常委会议室还是三年前的老面孔，常委也是老面孔居多。有两张新面孔，确切地说只有一张，即军分区司令员程大山。另一张是老面孔新包装——常务副市长吴志东。三年前他不是常委，是市建委主任。
“同志们，开会了。”陈时宜切入正题。
过去余国光主持会议不是这样的，他喜欢在开会之前征求蔡峰的意见——“蔡书记，开会吧。”得到许可后才宣布开会。接着大谈会议的意义。不过是白谈，最后得由蔡峰拍板。有一次，余国光和程诗兴两人在计划生育会上一唱一和，讲了一上午，讲得大汗淋漓。轮到蔡峰发言，他老人家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地说：“同志们，当前计划生育工作确实重要，但是春耕生产更为重要。有句农谚：一年之计在于春。现在不抓紧春耕备耕，来年我们吃什么？我看这样，计划生育工作先缓一步，等秋收后再说。‘一切工作必须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纲，当其他工作与经济工作发生冲突时，经济工作优先，其他工作让位。我看就这样办！”
他的话一言九鼎，真的就这样办。
谁能保证这种情况以后不会发生？
因地制宜，因人而异。
会议的主动权掌握在主持人手里，只要主持人不把主动权拱手相让，谁也别想掌握主动权。在电视里我们看到，为什么主持人把话筒捏得死死的不肯松手？因为，谁掌握了话筒谁就掌握了主动权。
陈时宜接着说：“同志们，今天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研究部署省委吴春天书记在都宁党政大会上的讲话。在讨论之前，我请大家一起听一听政法、纪委、信访三家的汇报。听完汇报后，请大家结合都宁的实际开展讨论。”
“谁先讲？”陈时宜问。
马上有人响应。“我先讲！”是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闵得方的声音。
闵得方讲话向来不大积极。反常是有原因的，一是表现自己，二是澄清自己。不积极不行，这次人事变动好像是冲他而来。作为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都宁不宁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觉得自己好委屈，做了那么多工作，取得了那么多成绩，就是没有一个人讲公道话，都是人云亦云，见了风就是雨，好像都宁不宁完全是他的责任。他要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说几句话，把这几年的成绩亮出来让大家瞧瞧。
按常委的排名应由纪委书记雷中华先讲。不过，不上电视也就无所谓。
即使上电视，也不会按发言先后上镜头。
闵得方铺开讲稿，进入讲话的状态。
显然他是有备而来，其他人没有准备讲稿，会议也没有这个要求。
他开始汇报工作。确切地说不是汇报，而是介绍经验，是照本宣科念讲稿。
居然大言不惭。
都宁这种现状还有经验？
找死，讨贱！蔡峰恨铁不成钢。真是不知死活，纯粹是惹火烧身。
姜还是老的辣。
“闵局长，停一停。”陈时宜打断了他的话。
“依您的资料，刑事案件破案率达到99.9％，命案破案率100％。那我问你，何功林、梁为林的案子破了没有？张东方抓起来了没有？”陈时宜质问道。
这些指标不是抓脑壳出来的，而是省公安厅年初制定的年度考核指标。
现在有一种怪现象，考核指标、达标指标成了业绩指标。上级要求多少，下级准能完成多少，甚至还多出一点点。绝对不会让人失望。最明显的是财政收入，口径完全与上级要求一致。只有做报表的人知道有多少水分。
“这……这……具体个案我不大清楚，应该是破了吧。”闵得方含含糊糊地回答。
陈时宜立即驳斥道：“一会儿搞不清楚，一会儿破了案，模棱两可，到底哪句是真，哪句是假？这样的回答不能让人信服。”
闵得方的脸立即红一阵白一阵。
要知道，还没有人敢这样严厉地批评他。
“我再问你，警车送葬的事怎么没有回音？”陈时宜接着问。
“正在查，我会尽快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闵得方小心翼翼地说。
这么难查？高破案率是怎么得来的？
“这样吧，节约时间。不要照稿子念了，用自己的语言汇报。成绩、经验不要讲了，成绩不讲跑不了，问题不讲也解决不了。你就专讲问题。”陈时宜给他定了一个框框，也是给他一个下台阶的机会。
哪是什么台阶？分明是出难题。
闵得方乱了方寸。他不擅长脱稿讲话，当了这么多年领导，喝酒、交际都练出来了，就是讲话没有练到家。平时在单位讲话还能马虎得过去，如果有领导在场就会怯场，就会心慌意乱，生怕讲错。
越怕越错。
只得照办。他把讲稿翻到问题一页上，努力使眼睛不看讲稿。讲了几句又不知不觉地照本宣科。
讲稿的诱惑力太大了。
他恨不得打自己两耳光。太不争气了。
由于问题部分只占讲稿10％的篇幅，因此只花三分钟就宣读完毕。
就此罢休未免有些掉底，想唠叨两句又无话可说，好在随身携带一张“白版”听用，这时候可以派上用场。他说：“周水生同志是这方面的专家，现在请周水生同志补充。”
周水生何人？政法委副书记兼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
突然点将搞得周水生莫名其妙。
救场如救火，不讲不行。周水生只得硬着头皮开口讲话。
由于事前没有得到闵得方授权，周水生不知道哪些该讲哪些不该讲。因怕捅娄子，所以放不开，没有说到点子上。
令人大失所望。
不仅是对周水生大失所望，更是对闵得方大失所望。
这种素质的人是怎样当上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的？瞎了眼。
一点不怪，鱼有鱼路，虾有虾路，既然能到这个位置肯定有路。有的人走不了正路却会走歪路，如果一点门路没有，肯定当不上市委常委。
一“哭”成名天下知，他这个常委是哭到手的。
蔡峰的岳母在老家去世，没有多少人知道。时任公安局副局长的闵得方知道消息后立即赶制了一套孝服前去吊唁。快到目的地时，他脱下警服，换上孝服，下小车便成泪人。他伏在棺材上一口一声亲娘，哭了三个小时不止，任何人都劝不动、拉不动，比孝子贤孙哭得还要悲切。嗓子哭哑了，仍在恸哭。众人见这样哭下去会哭死人，无奈，只得请蔡峰出面制止。蔡峰上前对着他的屁股就是一脚，说：“起来，我知道了。”他才收起泪眼。此后不久，闵得方当上公安局长，两年后进了常委兼任政法委书记。
雷中华开始发言。
“我在这里向常委作检讨。这几年市纪委和监察局没有认真履行好自己的职责，该立的案没有立，该处分的人没有处分。这几年的立案率和结案率都很高，但绝对数却很低，没有真正地处分一名县级干部，没有真正完整地办一宗大案要案。”雷中华望着陈时宜大吐苦水。
常委中，唯有他跟陈时宜保持着联系。因工作关系，他们经常在一起开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