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他感到镊子尖碰到了一个硬的东西，离肾脏很近，这是很危险的地方。一切杂念都立即烟消云散，他完全沉浸在喜悦之中。他用手指灵敏地向深处探查。他对于人体的每个部分都了如指掌。教他解剖学的美国老教授非常重视这方面的知识。他总是说：“先生们，对人体的无知是外科医生最大的罪过！”他一年又一年地在课堂上大声疾呼：“不彻底地掌握人体的构造，不掌握到就像人体是你造的那样的程度，就去动手术，那就无异于杀人。”
“还没有到肾脏，我的朋友。”定男喃喃自语。他习惯于对着病人自言自语而忘却了他正在动手术。“我的朋友，”他总是这样称呼他的病人。现在他还是这样称呼，忘记了这位病人却是他的敌人。
接着，迅速地，伤口被干净利落而又精确地切开了，子弹被取了出来。这人颤动了一下，可是他仍然昏迷不醒。在昏迷中，他吐出了几个英语词儿。
“内脏，”他轻轻地、断断续续地说，“他们……割了……我的内脏……”
“定男！”花尖声叫起来。
“嘘。”定男说。
这人的过于安静，促使定男怀着憎恶的心情拿起他的手腕。噢，脉搏依然在跳动，那么微弱，那么无力，但是，倘若想要救活这个人，已经足够了。
“可是我当然并不想让他活过来呀。”他想。
“不用麻醉了。”他告诉花。
他迅速地转过身去，好像根本没有停下来过，从他的药箱里挑出一个小药瓶，灌满了一支注射器，在病人的左臂上注射。然后他放下注射器，再拿起病人的手腕。脉搏在他的手指下跳动着，一下，两下，然后逐渐有力起来。
“这个人总算活过来了。”他叹了一口气，对花说道。
年轻人醒过来了，极度虚弱，当他领悟到他在什么地方时，他那蓝眼睛里充满了悲哀，使得花不得不向他道歉。她亲自照料他，因为仆人都不肯走进这间屋子。
当她第一次走进这间屋子时，她看见他十分紧张，竭力做好准备，等待发生什么可怕的事。
“别害怕。”她温和地请求他。
“怎么……你会说英语……”他气喘吁吁地说。
“我在美国住过很久。”她回答。
她看出他想说些什么，可是他没力气说了。于是她跪下来，耐心地用瓷匙喂他。他不想吃，可还是吃了。
“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她说。她并不喜欢他，可还是去安慰他。
他没有说什么。
手术后第三天，定男来了。他看见这年轻人正坐在床上，由于用力，他的脸色煞白。
“躺下！”定男喊道，“你不想活了？”
他动作轻柔而不容抗拒地迫使这人躺下，他检查了一下伤口。“你这样会害死你自己的，”他责备道。
“你要拿我怎么办呢？”这男孩子怯生生地问道。他现在看上去不过十七岁。“你要把我交出去吗？”
好一会儿定男没有回答。他检查完伤口，就给他盖上绸被。
“我自己也不知道拿你怎么办，”他说，“我当然应该把你交给警察。你是个战俘……不，什么也不用告诉我。”他看出这个年轻人想要说话时，就摆了摆手，“倘若我不问你的话，连名字也不要告诉我。”
良久，他们对视着，然后年轻人合上双眼，翻过身去脸冲着墙壁。
“好吧，”他轻声说道，他的嘴角现出痛苦的神情。
花正在门外等着定男，他即刻觉察出她碰到了什么麻烦事。
“定男，由美告诉我，如果我们继续藏着那个人，仆人们就呆不下去了。她说他们觉得你和我在美国待的时间太长，因而对自己祖国的感情淡薄了。他们认为我们喜欢美国人。”
“没有这么回事，”定男严厉地说，“美国人都是我们的敌人。可是我的职责是救活一切可以救活的人。”
“仆人不会理解这些的。”她着急地说。
“是的。”他也表示同意。
他们俩谁也说不出别的什么来了。不知怎么地，家务总算还照常进行着。仆人们变得越来越小心戒备起来。他们仍和往日一样恭谨有礼，可是，从他们的眼里却可以看出，他们对主人是冷淡的。
“我们的主人该怎么做是很清楚的。”一天早晨老园丁说。他这一辈子都在种植花草，在管理草坪方面也是个行家。他为定男的父亲培育了日本第一流的草坪花园，每天清扫那绿茵茵的草毯，不让一片树叶或一根松针落在这绒毛似的草地上。
“我的老主人的儿子很懂得他应该怎么做。”他说着，顺手从一棵树上掐下一个芽，“可是在这个人眼看就要死去时，他为什么不让他流血而死呢？”
“少爷是个外科能手，多么危急的病人都能救活，所以他处处想要显显身手。”厨娘轻蔑地说。她熟练地割开一只鸡的头颈，紧握这只不停扑腾的鸡，让鸡血滴到一棵山葡萄的根上。血是最好的肥料，老园丁一滴也不会让它浪费掉的。
“我们只是担心孩子们，”由美伤心地说，“假如他们的父亲被当做卖国贼抓起来，他们该如何是好？”
他们并不打算背着花说这些话，这时她就站在附近的走廊里插花瓶，她知道他们是说给她听的。她知道，他们对她的看法是对的。然而连她自己对自己做的有些事也不能理解。在感情上，她并不喜欢这个犯人。她已逐渐地把他当成犯人了。甚至他昨天冲动地说：“无论如何，让我告诉你吧，我叫汤姆。”
那时，她没有喜欢他，而只是微微地弯了弯腰。她看见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伤心的表情，可是她并不想减轻他的伤心。他待在这里确实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至于定男呢，他天天都细心地检查伤口。今天总算拆完了线，这个年轻人不出两星期就会完全康复。定男回到办公室，仔细地用打字机打一封给警察局局长的信，报告全部情况。“二月二十一日，一个逃犯被冲到我的房子前面的海岸上。”打到这里，他拉出书桌的一个暗屉，把这份未打完的报告塞了进去。
又过了七天，发生了两件事。早晨，仆人们都走了。他们，把自己的行李捆在大块的方棉布头巾里。花早上起床后，发现屋子没有打扫，早饭也没有做，她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她很不高兴，甚至有些恐慌，但是，女主人的尊严使得她不便有所流露。相反，当他们在厨房里来到她面前时，她大方地点了点头，付清了工钱，还谢了谢他们的帮忙。他们哭了起来，可是她却没有流泪。厨娘和园丁是看着定男长大的，由美哭是舍不得孩子们。她非常难受，走了几步又跑回到花的跟前。
“倘若今天晚上孩子为了要我哭得太厉害，就派人来找我吧。我现在回家去，你知道我家在哪儿！”
“谢谢你。”花微笑着说。可是她心里想，无论孩子怎么哭闹，她也不会去找由美的。
她做早饭，定男照顾着孩子。除了提到仆人们走的事以外，他们谁也没有说到关于仆人们的一句话。花在给犯人送去早饭后，又到定男这儿来了。
“为什么我们分辨不清该怎么做呢？”她问他。“连仆人们都比我们看得清楚，为什么我们和其他日本人不同呢？”
定男没有回答，可是没过多一会儿，他就走进犯人住的房间，粗暴地说：“今天你可以站起来了。我要你每一次只站五分钟，明天你可以试试站十分钟。你的体力恢复得越快越好。”
他看见在年轻人这张依然没有血色的脸上闪现出恐惧的表情。
“好的，”男孩子低声说道，显然他决定还要说些什么，“我觉得我应该感谢你，医生，因为你救了我的命。”
“不要谢得太早了。”定男冷冷地说道。他看见这男孩子的眼里又闪现出恐惧，正如动物本能的恐惧一样。他颈部的伤疤一下子变成了深红色。这些伤疤！怎么落下的？定男没有问。
到了下午，又出了第二件事。花正在吃力地干着她过去没怎么干过的活，忽然看见一个身穿政工制服的信差来到门前。她的手发软，连呼吸也屏住了。一定是男仆人们去告发了。她跑到定男跟前，喘息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是这时信差已跟着她穿过花园来到这里，她指了指信差，其实已没有必要了。
定男正埋头看书，这时他抬起头来。他在办公室里，办公室南面的隔板敞开，好让阳光从花园里照进来。
“什么事？”他问信差，接着他看清了这人的制服便站起身来。
“请您进宫一趟，”这人说，“老将军又犯病了。”
“噢，”花松了一口气，“就这事吗？”
“就这事？”信差大声地说，“这还不够吗？”
“是的，是的，”她回答，“真对不起。”
当定男走来向她告辞时，她在厨房里，可是什么也干不下去。孩子们已入睡了，她只是坐下来歇歇，不是干累了，而是恐惧已使她精疲力竭。
“我还以为他们是来逮捕你的呢。”她说。
他低头凝视着她焦虑的眼睛。“为了你的缘故，我一定要把这个人甩开。”他难过地说，“无论如何我要甩掉他。”
“当然啦，”将军有气无力地说，“我完全能理解。这是因为我在普林斯顿得过学位。这样的日本人太少了。”
“阁下，我对那个人并不感兴趣，”定男说，“虽然我给他动了那么好的手术……”
“对，对，”将军说，“这就让我感到更少不了你啦。你说，要是像今天这样发病，我还能受得了吗？”
“顶多一次，”定男说。
“那么，我当然更不能让你出事了。”将军焦急地说。他那苍白的日本型长脸，变得毫无表情，这表明他在沉思。“不能把你抓起来，”将军说着，闭上了双眼。“假如把你判处死刑而第二天正好我非动手术不可，那怎么办？”
“还有别的外科医生呢，阁下。”定男建议说。
“没有一个是我信得过的，”将军回答说，“最好的几个是德国人培养出来的。即使我在手术中死去，这些人也会说手术做得很成功。我一点也不欣赏他们这种观点。”他叹了一口气。“可惜我们不能把德国人的冷酷无情和美国人的多情融为一体。这样的话，你能够把你的犯人交出去处死，而我却相信在我失去知觉的情况下你也绝不会害我。”将军笑了起来。他有一种不寻常的幽默感。“作为一个日本人，你能不能把这两种外国素质融为一体呢？”他问道。
定男笑了。“我不太敢肯定，”他说，“阁下，为了您，我不妨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