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剧是“昆、高、胡、弹、灯”五种声腔的综合体，而上党梆子则同样拥有“昆、梆、罗、卷、黄”五种声腔。一南一北，相映成趣，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戏曲演出史上两个奇特的景观。
因其独特的声腔体系，独特的表演风格，以及独特的剧目种类，使得上党梆子在山西四大梆子中显得特立独行、别具一格。
旧时，上党梆子被官府称为“土戏”。主要流布于晋东南及周边地区。上党梆子的剧目多以朝代大戏为主，其中昆曲、罗戏、卷戏、梆子还与上党古剧队戏一同承担着当地的酬神祭祀活动，为区别于“落子”、“秧歌”等小剧种，故又被老百姓称之为“大戏”。1934年，上党梆子首次赴省城太原演出时，考虑到应该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因与北宋泽州人氏孔三传之创制“诸宫调”的渊源关系，由文人学士将其重新命名为“上党宫调”。1954年，在山西省首届戏曲观摩会演中，被定名为上党梆子。至此，分布于南路、中路、北路、上党的山西四大梆子以强势之态，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由于其独特的声腔体系，使得上党梆子除演唱梆子腔外，还兼唱昆曲、皮黄、罗戏、卷戏。过去，衡量一位名伶技艺高超、出类拔萃的一个重要标尺，就是看其是否能演唱“昆、梆、罗、卷、黄”五种声腔的剧目，能否全盘掌握。享有“宫调泰斗”之称谓的早期名伶赵清海，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五种声腔的剧目如何在舞台上演出，各司其职，还是有一定的讲究的。一般来说，上午唱昆曲，下午唱皮黄或梆子，晚上唱梆子戏。罗戏和卷戏一般作为主戏开演前的“垫戏”和夜场戏演完后的“送人戏”，多由戏班中的学员们出演。
我们不难想像，在庙会，在乡村，在人头攒动的喝彩声和小商小贩的吆喝声中，曲词高雅深奥的昆曲与高亢火爆热烈的梆子腔一唱一和，同台献艺，加之卷戏的风趣搞笑与罗戏的诙谐幽默，恰如上党乡野的风情画卷，让人心旷神怡。
在高平县（今高平市）成汤庙戏楼的舞台两侧立柱上，镌刻着这样一副楹联：宋代孔三传汴京名伶创诸宫调难怪泽州音韵冲瓦舍；唐朝李隆基潞安别驾喜闻新声或曰上党歌舞先梨园。
从中，我亦可感知上党梆子悠久的历史。
楹联中所提及的“诸宫调”，是指流行于宋金时期一种有说有唱、以唱为主的说唱形式，由北宋民间艺人孔三传所创。而“梨园”则指唐明皇李隆基时期所创立的歌舞演习机构，因此“梨园弟子”又成为后代戏曲艺人之别称。
由于年代的久远，以及留存史料的缺乏，上党梆子究竟形成于何时，争论颇多。现今学术界大致认同的年代是明末清初，略晚于蒲州梆子。
关于上党梆子的来源，在民间有两种传说：一种指明末形成于泽州（今晋城）、阳城一带；另一种则认为是从明朝王宫中传出的。
“上党歌舞先梨园”。唐明皇李隆基别驾潞安，也可理解为唐时歌舞对后世上党戏的产生起了一定的潜移默化作用，因而也被后人归之为剧种成因之一。
由清·洪升所作的传奇《长生殿》，成为昆曲最具代表性之剧目，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的《惊变》、《埋玉》二折，为旧日上党戏曲班社常演剧目。在早年的上党梆子戏班中，能否唱好昆曲除作为检验名伶之功底外，还往往成为班社学徒们的启蒙戏。昆曲严格的发声、吐字要求，讲究的唱与念，以及规范的曲牌格律，使得弟子们从一开始就打下扎实的念白和唱腔基础。
当今的上党舞台已少有昆曲演出了，但昆曲的影响力与渗透力，仍可透过舞台上演员们的唱念做打体现出来。2009年，在山西省第十二届“杏花奖”评比演出的舞台上，人们就欣喜地看到，来自高平市人民剧团的“梅花奖”演员陈素琴在其新排《陈圆圆》中，将昆曲以“戏中戏”的表现手法穿插其中。其演唱余音绕梁，使人回味无穷。
1985年，一部《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手抄本面世，在戏曲界引起极大反响。手抄本的年代为明万历二年（1574）正月十三日，距今已有400余年历史。抄本中提及的杂剧、院本、队戏、哑队戏及音乐、歌舞的名目多达245个，并且还详细记载了当时迎神赛社活动的有关礼仪程序和演出的一些情况。在当今宋、金、元时期戏曲史料匮乏的情况下，该抄本无疑成为研究这一时期戏曲活动的最为直接、最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从中我们还可看到古代上党地区演剧活动的繁盛状况。
在杂剧、院本、队戏、哑队戏的滋润下，在外来昆曲、弋阳腔、梆子腔的影响下，从明末清初的萌芽，经康熙、雍正年间的发展，到乾隆年间上党梆子已经走向成熟。
清道光九年（1829）晋城青莲寺重修玄帝宫残碑上记载：“有鸣凤班者，行戏四十余年矣。”鸣凤班即为上党梆子早期著名班社。该班社由凤台县（今晋城）东四义村史家创办于清乾隆五十年（1785），名角荟萃，剧目丰富，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望。在青莲寺佛殿内留存的有关鸣凤班的演出记录中，还记载有道光十一年（1831）十月十五日鸣凤班演出时的剧目名称23出，而其中的梆子腔《彩仙桥》、《对松关》及昆曲《大赐福》等，都是当时戏班常演之剧目。
清咸丰至抗日战争前的近百年间，是上党梆子繁荣兴旺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代表性的班社为乐意班，该班由壶关县大河口村王万成创办于清咸丰十年（1860）前后。因该班社资本雄厚，故又称之为“十万班”。班社无论从演员、服饰还是演出阵容上，在当地都显赫一时、独占鳌头。乐意班还有进北京演出的辉煌经历，民间传说中乐意班的牌匾，就是当年皇上在观看演出后御笔亲题。
清末民初的上党地区，名角荟萃、名伶辈出。以赵清海为首的一批名伶，唱响于上党梆子的舞台。赵清海的黄戏《清河桥》、《一捧雪》、《苦肉计》、《取巴州》等，深为当地百姓所喜爱。还有段发荣之《东门会》、《雁门关》、《挂龙灯》，曹火柱之《大报仇》、《黄鹤楼》、《巧团圆》及冯秃嘴之《伐子都》等，都名噪一时。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段二淼、郭金顺、赵德俊、申银洞、王东则、徐贵生、廉明昌为代表的一批名角，更是影响深远。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晋东南作为革命老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本着改造旧戏班，以配合革命斗争的需要，演出了一大批反映新思想、新人物的剧目，如《打春桃》、《王和尚卖妻》、《小二黑结婚》、《万象楼》、《赤叶河》、《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血泪仇》、《李有才板话》等。同时，还排演了一批新编历史剧（如《韩玉娘》、《邺宫图》），以达到教育民众、鼓舞士气的目的。
也就在这一时期，以吴婉芝为代表的第一代女演员登上了舞台，使得上党梆子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最明显的一点是，突破了以往戏班以生角领班，其演出剧目大都由须生担纲演出的形制，代之以旦角挑梁剧目的逐渐增多。这从吴婉芝早期演出的现代戏《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以及传统连台本戏《玉龙簪》、《秀莲图》，移植剧目《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到后来的代表剧目《三关排宴》、《皮秀英打虎》等，均可证实。
女性以本色出演旦角，一改男旦在舞台上矫揉造作、拿腔拿调等诸多弊端，而以清新亮丽、婀娜妩媚获得观众的青睐。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上党梆子的舞台随着女演员的日渐增多，在较短的时间内以迅猛发展的态势，赢得了与生角并列舞台的领军地位。
也可以说，以吴婉芝为代表的第一代女演员，是新中国成立后涌现出的第一代名角。1954年，在山西省第一届戏曲观摩会演上，吴婉芝与郭金顺演出的梆子戏《寄女杀家》，王东则与王引姣演出的《访永宁》，段二淼演出的皮黄戏《清河桥》及李梅与秦桂花演出的落子戏《茶瓶计》，引起轰动。之后，随着戏改工作的深入，上党梆子的舞台更是繁花似锦。从山西省第一届戏曲观摩会演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间，是新中国成立后上党梆子繁荣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与“上天同党”的上党地区，不但孕育了悲壮慷慨的上党梆子，在这片热土上，还诞生了人民作家赵树理。由赵树理参与改编的《三关排宴》，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三关排宴》改编自上党梆子连四本戏《昊天塔》中最后一本《忠孝节》（又名《忠义节》）。热爱家乡戏的赵树理，在该剧的改编排演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剧中，上党梆子名角郝聘之饰演佘太君、吴婉芝饰演萧银宗、郭金顺饰演杨四郎。一流的编创队伍，一流的演员阵容，打造出了这一上党剧坛的经典之作。1962年，《三关排宴》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2006年，在赵树理诞辰100周年之际，人物传记体原创剧《赵树理》，又被晋城市上党梆子剧团搬上舞台。冥冥之中，赵树理与家乡，与上党梆子那割舍不断的亲情，温暖着这片热土，也温暖着一代又一代的上党儿女。
1986年，似乎因了山西戏曲青年团调演而显得格外的不同寻常，意义非凡。这一年的4月1日至12日，由山西省文化厅主办的，由蒲州、中路、北路、上党四大梆子及眉户5个剧种参加的“振兴山西戏曲青年团调演”，成为日后山西戏曲发展的一个拐点。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到今天的约三十年间，上党梆子迎来了自身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这中间，一批优秀剧目亮相于舞台，一大批优秀戏曲人才更是脱颖而出，成为当今上党梆子舞台的骨干。
1992年，在第九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的领奖台上，来自晋城市上党戏剧院的两位青年演员张爱珍与吴国华，双双摘得梅花大奖，开启了上党梆子“摘梅”的历程。1999年，晋城市上党戏剧院主工须生的张保平以《杀惜》中的宋江、《杀庙》中的韩琪和新编历史剧《初定中原》中的多尔衮，摘得第十六届“梅花奖”的桂冠。2002年，高平市人民剧团的青年演员陈素琴，又以《杀妻》中的王玉莲、移植剧目《风雨行宫》中的金桂和新编历史剧《陈圆圆》中的陈圆圆，摘得第十九届“梅花奖”的桂冠。以他们为代表的这批青年演员，是继吴婉芝、郝聘之、郭金顺、郝同生等名家之后的又一批顶尖的上党梆子优秀人才。如今，已到中年的他们，不但是上党梆子舞台的中坚力量，同时还担负着上党梆子薪火相传的重任。
音乐唱腔是剧种的灵魂，也是区别不同剧种的重要标志。“昆、梆、罗、卷、黄”五种声腔的长期共存、同台演出，使上党梆子的发展、衍变更有其独到之处。
上党梆子唱腔虽以“慷慨豪放、高亢激越”为其显著特点，但因地域、表演、演唱风格的不同，又曾分为“州底”和“潞府”两大流派。
“州底派”以泽州（今晋城市）周边区域为其流布范围，在演唱上讲究的是稳健、平缓、抒情，行腔多以中、高音区居多。一代名伶赵海清、郭金顺即为其代表人物；“潞府派”则以潞安府（今长治市）周边及沁县周边区域为主，刚健、火爆、粗犷，行腔多以高音区为主。该派的代表人物为段二淼、王东则等。
蒲州梆子的母体孕育了我省的中路梆子和北路梆子。巧合的是，上党梆子同样孕育了山东菏泽“枣梆”和河北永年“西调”两个剧种。1963年，山东菏泽地区枣梆剧团和河北永年西调剧团，相约演出于上党地区，成就了上党梆子演艺史上的一段佳话。
古称上党郡的上党地区，高山大岳可与“上天同党”。但同时，也形成了相对封闭、隔绝的地域环境。旧时的上党梆子表演多为粗犷明快、简练大方的古朴风韵。新中国成立后，新文艺工作者的介入，编剧、导演的引进，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对其“念白”的规范统一，使得上党梆子从表演到演唱，均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今日的上党梆子，典雅与婉约并存，明快与抒情相映。
因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与蒲州梆子的渊源关系，其剧目也都大体相同。而上党梆子的剧目，内容丰富且自成体系。据1965年的统计资料显示，上党梆子共有传统剧目700余出，其中梆子约600余出，皮黄约90余出，昆曲约10余出，罗戏和卷戏各存数出。
从剧目内容上看，反映忠奸斗争的较多，突出体现在表现杨家将和岳家军的剧目占的比例较大。如《雁门关》（连五本）、《昊天塔》（连四本）、《天波楼》（连三本）、《闯幽州》、《董家岭》、《佘塘关》、《九龙峪》、《双挂印》及《天门阵》等均为杨家戏。而《夺秋魁》（连四本）、《渡康王》（连五本）及《风波亭》则为岳家戏。以前，这些剧目都是大班社的必演剧目，也多为须生名角挑梁的拿手戏。
新中国成立后，一批或整理改编，或立足原创的剧目搬上舞台。《三关排宴》、《天波楼》、《皮秀英打虎》、《杨七娘》、《杀妻》、《两地家书》、《汉阳堂》、《初定中原》、《陈圆圆》、《赵树理》等优秀剧目，颇获好评。
既别具特色，又风格俊逸的上党梆子，在衍变、发展的进程中，“昆、梆、罗、卷、黄”五种声腔的共存共生，造就了其多彩而绚丽的艺术基因。面对今天多元化的文化氛围、多元化的艺术种类，我们更多地希望新一代的上党剧人，于开拓创新中能够继承传统，坚守特色品格，将上党梆子的风格，上党梆子的美韵，一代一代地传唱下去。
2006年5月20日，蒲州梆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上党梆子入选国家首批“非遗”名录。“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随着全社会关注点的不断提升，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生发于民间的古老戏曲艺术，仍将继续服务于人民，服务于大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