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在位54年，进行了50年的大小战争，“海内虚耗，人口减半”，人民遭受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不过从总体上看，当时所进行的战争，主要是反对匈奴的侵扰和加强国内的统一，是主要带有保卫自身安全的性质。在战争中疆域的扩展，并不是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暂时联合，而是把边远地区与中心地区黄河流域在经济上文化上联系起来了，这就为现代中国的广大疆域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因此，汉武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立有大功的一个皇帝。
汉武帝时期出现了封建王朝的鼎盛局面，而这一时期又存在着严重的弊政和社会问题。当时的弊政，主要有三点：
一是奢侈浪费。武帝当政时期财政开支惊人。长期战争耗费了大量钱财，仅是给将士的赏赐就不计其数，元朔五年赐给卫青大军20万斤黄金。武帝多次征调民工到边境筑城，或迁徙内地居民充实边境。此外，治黄河，塞决，开漕渠及其他水利工程，也需要大量开支。再加上武帝个人的挥霍无度，都需要巨大的开支，使得国家长期积累的财富趋于枯竭，财政发生危机。二是穷兵黩武。武帝连年征战，仅与匈奴的战争就持续30余年，动员的军队多达30多万人，因此造成了丁壮男子丢下锄头从戎又征发更多的人转运粮食给养，农民无法忍受繁重的兵役、徭役，四处流亡，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破坏。三是方士之弊。武帝一生沉溺于鬼神迷信。因为他妄想长生不死，所以迷信鬼神，礼尊方士。为寻求仙人，甚至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方士栾大。据《汉书·武帝纪》载，自元狩元年至后元二年（公元前122—公元前87年），武帝外出祠神、巡行封禅共29次，其中远程出巡、祭祀就有13次之多，最长的一次，元封五年即泰山封禅竟长达5个月。方士迷信活动的猖獗，又导致巫蛊之乱，陈皇后被打入冷宫，戾太子被废自杀。特别是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巫蛊事件引起卫太子的武装叛乱，叛军和政府军在长安城内混战数日，死者数万人，卫太子兵败自杀。
武帝晚年，由于阶级矛盾尖锐，全国许多地方爆发了农民起义，大者数千人，小者数百人。起义农民到处攻城打邑，夺取兵器，释放囚犯，处死官吏，武帝派酷吏前往镇压，但无济于事。而对连年征伐造成海内空虚，社会动荡的局面，所以当桑弘羊建议募民屯田轮台时，武帝发布了著名的轮台诏，“悔征伐之事”，承认自己的政策过失。“轮台诏”标志着武帝末年政策的转折点，改正自己的过失。从此不复出军，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转变到重视生产，减轻民众负担，恢复民力上来，因而出现了社会安定的转机。同时，武帝又封田千秋为“富民侯”，向天下宣告推行富民政策，又用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代田法。这样，渴望休息的广大农民，开始稳定下来，汉朝统治也就转危为安。
后元二年（公元前89年）武帝病逝。临终前，立8岁的幼子刘弗陵为太子，遗诏霍光、金日、上官桀和桑弘羊共同辅政。刘弗陵继位为昭帝。
【毛泽东评点】
沁园春·雪
一九三六年二月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第68—6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
——毛泽东1957年6月13日同吴冷西等人的谈话，转引自吴冷西《新闻的阶级性及其他——毛泽东几次谈话的回忆》，《缅怀毛泽东》上册，第20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鉴赏】
毛泽东在1936年2月写的著名词篇《沁园春·雪》中说：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毛泽东在词中评及了中国历史上几位最著名的皇帝，毫无疑问，毛泽东首先把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也看做是争着为江山奔走操劳的“英雄”。这5位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君王，是历代帝王中突出的代表。封建帝王最值得称道的是文治武功，如果从这两个方面来衡量，这5大帝王中，“秦皇汉武，略输文采”。文采本指辞藻、才华。“略输文采”，是说秦皇汉武，武功甚盛，对比之下，文治方面的成就略有逊色。“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稍逊风骚”与“略输文采”意思相近，是说唐宗宋祖也是文治的成就比武功略有逊色。至于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文治就更差了，只以武功见长。
1957年6月13日，毛泽东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吴冷西等人谈话时，评述了汉代的几位皇帝。他认为广为史家赞誉的文、景二帝乃守成之君，无能之辈，原因是“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创新。他非常欣赏汉武帝，认为他“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事业，……不失为鼎盛之世。”的确，汉武帝刘彻在位的50余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多有建树，充分展示了汉武帝勇于开拓进取的雄才大略，与只知守成的文、景二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而赢得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誉。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西汉鼎盛局面的出现，有其客观的物质基础。汉武帝继位时，西汉王朝已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残破凋敝的社会经济已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已拥有相当充足的经济实力，这是西汉王朝走上它的盛世的最基本的历史条件。
西汉盛世出现的又一基本历史条件，是国家统一的局面得到巩固。由于异姓王被消灭，吴楚七国叛乱的平定，同姓诸侯的势力也大大削弱，汉景帝又“令诸侯不得治其国”，诸侯王只收取封国赋税而不治民，中央政府更加有效地控制全国，加强了统一的封建国家。加上汉武帝本人的雄才大略，在位时间长，诸多因素产生的合力推动封建统治出现盛世。
汉武帝的历史功业可以简单地用“文治武功”4个字来概括，文以治国，武以安邦，便是汉武帝成功的奥秘。
一、文以治国。
汉武帝为巩固统一的封建国家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实行了一套应适应多所设施、“兴造功业”所需要的政策，主要有：
1．“举贤良，明教化”。
汉朝在武帝以前，荐举人才尚未形成制度。武帝即位不久，即连续多次大规模征召才能之士。
建元元年五月，武帝诏贤日：“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这一次董仲舒和公孙弘都以治《春秋》被荐举。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使诸列侯二千石，各择其吏民览者，岁贡各二人”的主张而被采纳。这一主张包括岁贡和定员，对象有吏有民。岁举人才，统称为“贤良”或“贤者”，实际上包括才能之士和德才之士，荐举时如果侧重在某一方面，则又称为举茂材、孝廉等。
察举制度初行时，有些郡国实行不力，武帝又下诏督责。据《汉书》记载，自建元元年至元封五年，朝廷大规模征召人才即有6次。各方面突出人才的涌现和任用，让他们参与国家大事的决定。
举贤良是选拔和任用封建统治所需要的人才。“明教化”则是通过倡导、劝勉的手段，统一人们的思想，造成忠于封建王朝、恪守封建纲纪伦常的社会风气。建元元年，武帝下诏说：“古之立教，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挟世导民，莫善于德。”提出在乡间和朝廷尊守封建秩序是有道德。武帝又将明教化与举贤良结合起来。按照封建纲常伦理标准荐举的人才，既能为封建政权服务，又能作为乡里的表率。为了切实达到“明教化”，武帝还采取了兴太学、郡国学等具体措施。
2．尚法尊儒。
尚法尊儒是武帝统治国家、驾驭群下的根本政策。尚法尊儒是把提倡仁义道德与依靠严施刑罚结合起来。尊儒的目的是为了明教化，即用儒家学说来统一人们的思想。武帝继位第二年，便采纳丞相卫绾的建议，对所举贤良中有法家、纵横家之言的，一律罢去。任命好儒术的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等。而爱好黄老学说的窦太后把赵绾、王臧下狱，又逼武帝将窦婴、田蚡免职。
但窦太后死后，武帝立即任命田蚡为丞相，大批征召儒生。
董仲舒建议：“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无一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治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武帝采纳董仲舒的这一建议，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学居于独尊地位，成为此后整个封建社会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这一政策的实行，虽然不可避免产生束缚人们思想、禁锢人们头脑的弊端，但对于巩固统一的封建国家、传播封建文化起了重要作用。
“尊儒”与“尚法”相结合，实质是把君王的权术和严施刑罚作为根本手段，不过是用儒术加以修饰而已，这正是汉武帝治国之创举。
3．推恩削藩。
吴楚七国之乱后，汉景帝把诸侯任用官员的权力收归朝廷。王国治权虽减少，但拥地仍大，依然能构成对朝廷的威胁。为了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下“推恩令”，使诸侯得以将邑户分封子弟为列侯，由皇帝制定这些侯的名号。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推恩令下后，王国纷纷请求分邑子弟，“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朝廷“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
这样，王国辖地不过数县，其地位与郡相当，诸侯王强大难制的问题，进一步解决了。
随后，因淮南王刘安和衙山王刘赐被告谋反，武帝又制左官律和附益之法，严惩犯罪的官吏，严禁朝臣外附诸侯王，限制诸侯王结党营私。从此以后，“诸侯惟得衣税食税，不与政事”，汉制每年八月，举行饮酎大典，诸侯王和列侯献“酎金”助祭。元鼎五年，汉武帝借口列侯所献酎金分量和成色不足，夺爵106人。经过这一系列打击，诸侯王、列侯的势力大大衰落。
此外，汉武帝还继续采取迁移郡国豪富，惩治地方豪侠的措施，有效地打击地方势力，加强朝廷力量。
4．经济政策。
汉武帝与政治上强化皇权的措施相一致，在经济上实行治水勉农、盐铁官营、均输平准、更钱造币、算缗告缗等一系列重大措施。
汉武帝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元光六年春，汉武帝采纳大司农郑当时的建议，调卒数万，开凿了从长安到华阴（今陕西华阴）300多里的直渠，引渭水入渠通黄河，溉田万余顷。
其后，又发卒数万，引汾水入河穿渠，开发了5千顷荒地。
后又开凿由征县引洛水到商颜的龙首渠，灌溉万余顷土地。
武帝也极为重视黄河的治理。元光三年五月，黄河在濮阳（今河南濮阳）匏子决口，移道东南注入钜野泽通淮河、泗水，泛滥成灾。武帝令主爵都尉汲黯、詹事郑当时发卒10万修堵，未果。元封二年，武帝东巡，派汲仁、郭昌发数万人大治黄河，并亲临工地督促，沉白马玉璧，作《匏子歌》。
决口终于堵住，黄河恢复故道，此后几十年不再为患。
武帝提倡发展农业生产，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推行二牛抬杠的耦耕法、“代田”法、人力曳引犁作法等。征和四年，武帝巡行齐鲁故地时，还“耕于钜定”，躬自示范，表示对农业的重视。同年任命由千秋为丞相，封为富民侯，表不使民富裕的愿望。
汉武帝在治水勉农的同时，也规范了某些极其重要的商业秩序，譬如原来煮盐、冶铁，不受法律限制，私人经营，使权利都落在豪富、王侯和朝廷贵臣手里，成为他们剥削农民、扰乱社会经济的工具。汉武帝把这些权利收归朝廷，实行盐铁官营，分别在产盐区设盐官，雇工煮盐，在产铁区设铁官，经营采冶铸造，发卖铁器。盐铁官统属于中央的大农。
盐铁专卖，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摧毁了地方势力在经济上对朝廷的压力。
另外，均输平准也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均输，是由大农派出几十个属官到各个郡国，对各地应上交京师的货物，不再像过去那样长途输送，而是根据各地对货物的需要沿途出卖，然后买回京师所需要的货物。平准，则是在京师设立平准官，统一掌管由天下运至京师的货物根据市场行情卖出或买进，以求物价较为平稳。这样，大商贾便无法囤积居奇，操纵物价。
更钱造币是汉文帝实行的一种重要经济政策。汉初，黄金以斤为单位，钱重三铢，称为“荚钱”。文帝时，改铸四铢钱，并准许诸侯王国铸钱。元狩四年，武帝把铸币权收归朝廷统一铸造五铢钱，严禁地方和私人铸钱。当时规定使用三种货币：皮币，用一尺见方的白鹿皮制成，边缘绣有花纹，值钱40万白金（银与锡的合金），分为圆形，有龙形图案，面值3千钱；方形，有马形图案，面值5百钱；椭圆形，有龟形图案，面值3百钱。3铢钱，次年改铸5铢钱，规定由上林三官（水衡都尉所属均输、钟官、办铜）专铸。5铢钱的法定面值与所含金属量的实际相符，工艺高超，仿造极难，而且主要的铸钱原料——铜为国家垄断，私铸者无利可图。5铢钱通行天下，其他钱币，一律废止。自此，铸造钱币也为国家专有了。
算缗与告缗是汉武帝制定的税收制度。算缗是汉代所行的税法之一，对商人、手工业者、高利贷者和车船所征的赋税。课税对象为商品或资产，“缗钱”为计税单位。元狩四年武帝下令”初算缗钱”。颜师古注引李斐日“缗，丝也，以贯钱也。一贯千钱，出算二十也。”据《汉书·食货志下》记载：
诸贾人未作贳贷买卖，居邑积赋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物自占，率缗钱三千而算一。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算一。……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责令商人自报财产。陈报不实者，罚戍边一年，财物没收。告缗是指告发富户隐匿财产，逃漏税款的赋税制度。《史记·酷吏列传》：“出告缗令，豪强并兼之家。”张守节正义：“武帝伐四夷，国用不足，故税民田宅、船乘、畜产、奴婢等，皆平作钱数。每千钱一算，出一缗，贾人倍之。若隐不税，有告之，半与告人，余半人官。”结果，很多商人被没收了财物、田宅和奴婢。算缗、告缗带有侵夺商人利益的性质，但政府得民财以亿计，从大局看，加强了朝廷的经济实力，缓解了财政危机。汉武帝利用国家力量，抑制了大商人的兼并和投机活动，又增加了朝廷的经济收入，他对商人的政策取得了成功。
二、武以安邦。
汉武帝的武以安邦，并不是他的统治受到了威胁，而是对周边少数民族主动出击，不仅旨在消除少数民族对边境的侵扰、掠夺，而且带有一种开疆拓土的性质。这主要表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