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荪
管理是两人或两人以上的群体共同劳动的客观要求，它在人类社会是一种普遍现象。人需要管理，物需要管理，事需要管理。哪里管理得好，顺应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哪里就会产生整体大于部分简单之和的系统“放大”效应，用经济学观点可以说，就是少投入多产出。反之，哪里缺少管理，或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的管理，哪里就会出现“三个和尚没水吃”的现象，甚至出现无序、冲突、动乱、衰败、倒退的不堪情境。
古人很重视管理，在浩如烟海的我国历史古籍中，充分反映了古代治国安邦和管理众人之道。《礼记·礼运》中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里的“道”，指炎帝、皇帝时实行的治国之道。这几句话是说，“在大道实行的时候，天下是公有的，所选拔的是贤德和有能力的人，所讲的是信义，所修习的是亲睦。”在《孙子·计篇》中写道：“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意思是：哪一方的国君比较贤明？哪一方的将帅比较有才能？哪一方占据比较有利的天时地利条件？哪一方的法令能切实贯彻执行？哪一方的军队实力强盛？哪一方的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公正严明？根据这些进行分析对比，我就可以判断谁胜谁负了。《管子·牧民》上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这些正确的管理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党制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就大得民心，大合民意，大顺民情，对各族人民就起到了极大的鼓舞、激励作用，因而在各条战线上就取得了卓越、辉煌的成就。
我国古代丰富的管理思想得到了西方许多有识之士的高度评价。早在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她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本世纪长期担任美国政府高级职务的哈林·克里夫兰认为：“诸多有关管理和领导的要旨很久以前已为人称道，而且大部分已有中文记载。”
我们应当清除在某些人们头脑中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积极而精心地整理、探索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吸取其精华，做到“古为今用”。
西方工业发达国家近一百年来经济发展的共同经验之一是：非常重视管理。日本把生产技术现代化和管理现代化看做经济高度发展的两个车轮。有的国家把管理、科学、生产技术称为现代文明的“三鼎足”或三个环子。瑞士经济学家肯德则断言：“19世纪是工业世纪，20世纪则以管理世纪载入史册。”20年前，美国组织并实施了复杂而庞大的“阿波罗登月计划”，成功地发射了“土星——5号”火箭。其总负责人韦伯博士说：“我们没有使用别人没有的技术，我们的技术就是科学的组织管理。”因此。有的人做出这样的结论：没有科学的管理，就不可能有现代社会的任何一项重大成就。
如何对待西方的管理思想、管理方法，我们既要反对“全盘否定”的“左”的态度，又要防止“盲目照搬”的右的做法，而应当按照“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方针，积极引进、借鉴、消化、吸收，做到“洋为中用”。
当今的世界，科学技术、社会生产、文化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各国为使自己不致于在新的竞争中落后，采取的重要对策之一是提高管理水平，否则就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就会陷于被动。一般说来，我国的管理水平还比较落后，我国许多企业的产品质量、能源消耗、原材料利用率、资金周转率、劳动生产率、产品成本、资金利润率等经济指标不太理想，经济效益不大好。加强科学管理是当务之急。我国是一个近12亿人口的大国，目前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之中。有的学者提出，我国应逐步实现“五个”现代化，在“四化”之后加上“一化”，即“管理现代化”。从上述情况看，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管理现代化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冯东升同志曾在基层企业、公司、学校、地方政府、市委机关和中央机关工作过，对工业、商业、农业、教育比较熟悉，十几年来写了不少有关管理方面的书、文。其中，1982年出版的《怎样当经理》一书发行了197，500册。他写的书、文深入浅出，强调实用性，能从读者实际情况、实际需要、实际水平出发，受到读者好评。邓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冯东升同志这种写作态度符合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因此，是应该提倡的，只是某些章、节还可更精炼些。
希望《新编实用管理学》的出版，对各行各业的管理者在从事管理活动中有所裨益，并为建立与完善中国社会主义科学管理理论体系起到推动的作用。
1993年8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