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词汇真是一件美妙的事。损耗最多的自然是动词和形容词，但有数百个名词也可以取消。不仅有同义词，还有反义词。不管怎么说，有什么必要保留一个与另一个词意义相反的词？一个词本身就可以表示它的反面。以‘好’这个词为例，如果你有一个像‘好’这样的词，何必再要一个像‘坏’这样的词？‘不好’就够了一而且更好，因为它恰好是‘好’的反面，而‘坏’却不是。又比如，如果你想要一个比‘好’程度更强的词，何必要一串像‘优秀’、‘卓越’等等含糊无用的词？‘很好’就涵盖了这个意义了；如果你还想更强调的话，可以说‘极好’。当然，我们现在巳经在用这些形式了，但在最终的新话版本中，这是唯一的形式。最终，所有好和坏的概念只用六个词来表示一实际上是一个词。你不觉得这很妙吗，温斯顿？当然，这本来是老大哥的主意。”他事后补充道。
说到老大哥，温斯顿的脸上闪过了一种苍白的热情。但是塞姆立刻发现了他的冷淡。
“你并不真的欣赏新话，温斯顿，”他几乎有点伤心地说，“即使当你用新话写作的时候，你还是在用旧话思考。我偶尔读过你发表在叶泰晤士报》上的几篇文章。写得很好，但是你在翻译。你打心眼里留恋旧话，留恋它的模糊和毫无用处的多重意义。你不理解消灭词汇的妙处。你知道吗，新话是世界上唯一词汇量逐年减少的语言。”
温斯顿当然知道。他笑了笑，但愿他的笑容意味着赞同，他怕自己一张嘴就会说错话。塞姆又咬下一块深色面包，嚼了两下，接着说道：
“你难道没发现，新话的唯一目的就是限制人的思想范围？最终，连思想犯罪都不可能了，因为没有词语可以表达。每个所需的概念都只用一个词来表达，而这个词有严格的定义，所有次要的意义都被抹去并且遗忘了。在第十一版中，我们巳经离这个目标不远了。但即使你我死后，这个过程还会继续下去。每年都减少一些词汇，意识的范围也就缩小一点。当然了，即使现在也没有思想犯罪的理由或借口。这只是一个自我约束和现实控制的问题。但是最终，连这个都不必要了。革命完成了，语言完美了。新话就是英社，英社就是新话。”他带着一种神秘的满足感说道，“你有没有想过，温斯顿，最晚到2050年，将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听得懂我们现在这段谈话·”
“除了……”温斯顿怀疑地说，但是欲言又止。
他刚想说“除了无产者”，但是忍住了，他吃不准这句话是不是有点非正统。可塞姆料到了他想说什么。
“无产者不是人类，”他随口说，“到了2050年一也许更早一将没有人真正理解旧话。所有历史文献将被销毁。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一他们将只存在于新话的版本中，不仅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而且实际上变成了与他们先前完全相反的东西。连党的文献都要修改。甚至口号也会改变。如果连自由的概念都巳废除了，怎么能说‘自由就是奴役爷？整个思想环境将大为改观。事实上，将没有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思想。正统意味着不思考一不需要思考。正统就是无意识。”
温斯顿突然确定无疑地想到，总有一天，塞姆会被蒸发。他太聪明了。他看得太清楚，说得太直白。党不喜欢这样的人。总有一天他会消失。他的命运就写在他的脸上。
温斯顿吃完了面包和奶酪。他侧了侧身子，开始喝咖啡。在他左边的桌上，那个声音剌耳的男人还在不依不饶地说着。一个年轻的女人背对着温斯顿在听他说，也许是他的秘书，不管他说什么，那个女人都急忙同意。温斯顿时不时地听见一个年轻但是愚蠢的女人声音说：“你说得真对。我完全同意。”但那个男人一刻不停地说，连那个姑娘说话的时候也不停下来。温斯顿见过那个男人，但除了知道他在小说处担任重要职务之外，对他一无所知。他大约三十来岁，喉结很大，嘴巴又大又灵活。他的头有点向后仰，由于他坐的角度，眼镜刚好反光，温斯顿看不见他的眼睛，只看见两片空白的镜片。有点可怕的是，从他嘴里吐出的那一串音中几乎一个词也听不清。温斯顿只听出了一个短语一“彻底地最终消灭哥德斯坦主义”，这个短语迅速地从他嘴里吐出来，听起来好像一个词，仿佛一行铸成一整块的铅字。其余的话全都是聒噪的噪音。然而，虽然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你对他的话的本质不会有任何怀疑。他可能在声讨哥德斯坦，要求对思想罪犯和破坏分子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他可能在强烈谴责欧亚国军队的暴行，他可能在赞颂老大哥和马拉巴前线的英雄一这都没有什么分别。不管他说什么，可以肯定他说的每一个字都纯粹正统，纯粹英社。温斯顿看见，在那张没有眼睛的脸上，下颚却在迅速地上下运动，他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那不是人，而是一个木偶。说话的不是他的大脑，而是他的喉咙。从他嘴里流出来的东西确实是由单词组成的，但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话：而是在无意识状态中发出的噪音，好像鸭子呱呱叫一样。
塞姆沉默了一会儿，用勺子把在那一摊炖菜中划来划去。隔壁桌上的那个声音还在呱呱呱地飞快地说着，虽然周围很吵，还是很容易听见。
“新话中有一个词，”塞姆说，“不知你知不知道，叫做：鸭话，也就是像鸭子一样呱呱叫。这个词很有趣，它有两个互相矛盾的意义。用在敌人身上是侮辱；用在你赞同的人身上是夸奖。”
塞姆肯定会被蒸发，温斯顿又想。想起这个他有点难过，虽然明知道塞姆瞧不起他，不太喜欢他，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完全有能力把他当作思想罪犯揭发出来。塞姆身上有一些微妙的地方不太对劲。他缺少某些东西：谨慎、超脱，和某种可以隐藏其锋芒的愚蠢。不能说他不正统。他相信英社的原则，崇敬老大哥，欢庆胜利，仇恨异己，他不仅忠诚，而且有不灭的热情和最新的信息，这是普通党员无法相比的。然而，他总是隐隐地给人一种靠不住的感觉。他说了不该说的话，看了太多书，经常出人画家和音乐家盘桓的栗子树咖啡馆。没有法律一甚至没有任何不成文的法律一禁止人们出人栗子树咖啡馆，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个地方不太吉利。党的那些名声扫地的老领导人，在最终被清洗前曾经在那里集会。据说，几年前、几十年前，哥德斯坦也去过那儿。塞姆的命运不难预见。然而，如果塞姆抓住了温斯顿的秘密观点的实质，哪怕只有三秒钟，塞姆也会立即把他交给思想警察，这是事实。遇到这种事，别人也会这样做，但塞姆比别人更加可能。热情是不够的。
正统就是无意识。
塞姆抬起头。“帕森斯来了。”他说。
他的口气好像在说：“那个傻瓜。”帕森斯，温斯顿在胜利大厦的邻居，正挤身穿过餐厅，他又矮又胖，个头中等，一头金发，脸长得像个青蛙。他刚三十五岁，脖子和腰上就长出了一圈一圈的肥肉，但是他行动敏捷，像个年轻人。他的整个长相像个大块头的小男孩，虽然穿着标准工装裤，却总是让人想起他穿着小小间谍队的蓝短裤、灰衬衫、戴着红领巾的样子。一想到他，人们眼中就出现了一个膝盖胖得出了小窝窝的男孩，卷起袖子，露出胖鼓鼓的胳膊。事实上，每当进行集体郊游或者别的体育活动的时候，帕森斯就找到了理由，无一例外地又穿上短裤。他轻快地同他们打着招呼：野你好，你好！”然后在桌旁坐下，带来一股浓重的汗味儿。他粉红的脸上满是汗珠。他真能出汗。在社区中心，只要看到乒乓球拍的把湿漉漉的，就知道他准是刚打过球。塞姆拿出了一张纸条，上面写满了一长列单词，他手里拿着一支墨水铅笔研究了起来。
“你瞧他，午饭时间还工作，”帕森斯用胳膊碰了碰温斯顿说，“真积极，啊？你在看什么呢，老弟？我猜我是看不懂这么深奥的东西。史密斯，老弟，知道我为什么要找你吗？你忘了捐款了。”
“什么捐款？”温斯顿说，他的手巳经自动地在口袋里摸钱了。每个人收人的大约四分之一都要专门用来交自愿捐款，捐款的名目多得让人记不住。
“为了仇恨周。你知道一每家每户都要捐款。我是我们这个街区的会计。我们要全力以赴，大干一场。我告诉你，如果胜利大厦插的旗子不是整条街上最多的，那可不是我的错。你答应过捐两块钱。”
温斯顿找出了两张皱巴巴脏兮兮的钞票，递给了他，帕森斯用没文化的人特有的工工整整的字体，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了一笔。
“顺便说一句，老弟，”他说，“听说我那个小兔崽子昨天用弹弓打了你。为这个我好好教训了他一顿。事实上，我告诉他，他要是下次再敢，我就没收他的弹弓。”
“我想他只是因为不能去看绞刑而有点不高兴，”温斯顿说。
“啊，是啊，没错，这种精神是对的，不是吗？他们俩都是淘气的小兔崽子，但说到态度积极真是没话说！他们脑子里只有小小间谍队，当然还有战争。我的小女儿上星期六跟着队伍去波肯斯戴德郊游，你知道她干了什么吗？她带着另外两个女孩溜出了队伍，花了一个下午跟踪一个奇怪的男人。她们跟了他两个小时，一直穿过了树林，到阿莫斯汉姆的时候，把他交给了巡逻队。”
“她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温斯顿有点吃惊地说。
帕森斯得意洋洋地继续说道：野我女儿肯定他是敌人的特务一比如乘降落伞空降的那种。但这才是关键，老弟。你知道是什么使她一开始就对他起了疑心吗？她发现他穿了一双滑稽的鞋一她说她从没见过有人穿那样的鞋。所以他很可能是外国人。七岁的孩子能想到这个真了不起，是不是？”
“那个人后来怎么样了？”温斯顿说。
“啊，那我当然就不知道了。但我一点也不会奇怪，如果一”帕森斯作了一个瞄准的手势，然后用舌头发出了一声开枪的声音。
“很好。”塞姆心不在焉地说，他的眼睛还盯着纸条，头也没抬。
“我们当然不能麻痹大意。”温斯顿很有责任感地说。
“没错，现在是战争时期。”帕森斯说。
好像为了证实这句话，他们头顶上的电幕传来了一声小号声。然而，这次传来的不是军事捷报，只是富足部的一条公告。
“同志们！”一个热切年轻的声音说，“请注意，同志们！我们给你们带来了好消息。我们在生产上打了个大胜仗。所有类别的消费品产量报告表明，今年的生活质量比去年提高了至少20豫。今天早晨，大洋国各地掀起了抑制不住的自发游行，工人们走出工厂和办公室，举着标语走过街道，述说着对老大哥的感激之情，正是在他的英明领导之下，我们才有了幸福的新生活。以下是一些完成的产值。食品……”
“我们的幸福新生活”这句话重复了好几次。这是富足部近来最爱用的一句话。帕森斯的注意力被小号声抓住了，他张着大嘴一脸严肃地听着，一种既深受启发又倍感无聊的表情。他听不懂那些数字，但他知道，这些数字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是令人满意的。他费力地掏出一个又大又脏的烟斗，里面巳经有一半烧焦的烟丝。就凭每周一百克的烟草供应量，烟斗很少能盛满。温斯顿抽着一支胜利牌香烟，他小心地把烟平举着，不让烟丝掉下来。新的定量明天才发，而他只剩下四支烟了。此刻，他正在滤掉远处的各种噪音，专心听电幕中的声音。看起来，有的游行甚至是为了感谢老大哥将巧克力定量提高到了每周二十克。他想起来，昨天刚刚宣布将巧克力定量降低到每周二十克。才过了二十四小时，人们会接受吗？是的，他们接受了。帕森斯带着动物般的愚蠢很容易就接受了。坐在隔壁桌上的那个没有眼睛的家伙狂热地、热情地接受了，谁要提起上周的定量是三十克，他就要愤怒地找出他、谴责他、蒸发他。塞姆也接受了一以某种复杂的方式，也许用上了双重思想一塞姆接受了。那么，他是唯一拥有记忆的人吗？
惊人的数据不断从电幕里传来。与去年相比，我们生产了更多的食物、衣服、房屋、家具、锅、燃料、轮船、直升机、书籍、孩子一除了疾病、犯罪和精神失常之外，一切都增加了。每一年，每一分钟，所有人、所有事物都在飞速上升。像塞姆刚才一样，温斯顿拿起勺子，在溅在桌上的一摊灰色肉汤中蘸了蘸，划出了一个图形。他憎恶地思考着生活的物质结构。一直都是这样吗？食物的味道一向如此吗？他环顾整个餐厅。低低的天花板，拥挤的房间，墙壁因为无数的身体在上面蹭来蹭去，变得脏兮兮的；金属桌椅像被敲打过一样，而且排得那么紧，坐下的时候肘部肯定会碰到别人曰勺子是弯的，餐盘上有凹痕，杯子是用白色粗瓷做的曰所有表面都油腻腻的，所有的缝里都积着油垢；还有一股酸酸的，劣质杜松子酒、劣质咖啡、金属味的炖菜和脏衣服混合而成的味道。你的胃和你的皮肤总是在抗议，那种感觉好像你被骗走了什么你有权拥有的东西。确实，他不记得是否有过与此大不相同的时候。在他能确切回忆起的那些日子里，食物总是不够吃，袜子和内衣总是有很多洞，家具总是像被敲打过似的摇摇晃晃，屋里的供暖总是不足，地铁总是那么拥挤，房子都快要散架了，面包是黑的，茶是个稀罕的东西，咖啡喝起来有股脏水味儿，香烟总是不够一除了人工合成的杜松子酒，没有什么东西既便宜又丰富。虽然随着身体的衰老，一切自然会变得更糟，如果你的心厌倦了不适、肮脏和匮乏，厌倦了无尽的冬天、粘乎乎的袜子、停开的电梯、冷水、含砂的肥皂、一碰就散的香烟、味道古怪的食物，难道这不意味着这不是事物的自然规律吗？为什么只有当人们从遥远的记忆中发现生活曾经不是这样时，才感到眼下的日子无法容忍？
他又一次环顾餐厅。几乎人人都那么丑陋，即使不穿统一的蓝色工装裤也一样丑陋。在房间的另一头，一个小个子、长得像只甲虫的人正在喝咖啡，一双小眼睛疑神疑鬼地东张西望。温斯顿想，如果不看周围的人，你很容易相信被党树立为理想形象的那些体格一高大魁梧的小伙子和胸部丰满的姑娘，满头金发，活力充沛，肤色健康，无忧无虑一真的存在，而且是大多数。实际上，就他判断，一号空域的大多数人都矮小黑瘦，其貌不扬。奇怪的是，这些像甲虫一样的人是怎么在各个部里大量滋生的：这些人矮小忧郁，过早发福，腿短却疾步如飞，毫无表情的胖脸上长着一双极小的眼睛。这就是在党的统治之下最得势的那一类人。
富足部的公告以又一声小号声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尖细的音乐。帕森斯在那些数字的轰炸之下隐约有些激动，他把烟斗从嘴里拿了出来。
“富足部今年干得真不错，”他会意地晃了晃脑袋，“顺便问一句，史密斯老弟，你有没有刮胡刀片·”
“没有，”温斯顿说，“我那片巳经用了六个星期了。”
“啊，好吧--我只是随便问问，老弟。”
“抱歉。”温斯顿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