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内十分凌乱，家具全被捣毁，扔了一地。房内只有一个床架，床垫早已被拖开，扔在地板中间上。有柄血迹斑斑的剃刀放在一张椅子上。壁炉上有两三大把花白的长头发，也沾满了鲜血，仿佛是被人连根拔起的。地板上找到四枚拿破仑金币，还有一只黄玉耳环、三把大银匙、三把小号的白铜茶匙、两个装了差不多四千枚金法郎的钱袋。房内一角有只五斗橱，抽屉全都被打开了，分明被搜劫过了，不过许多东西照旧放在里头。在床垫底下找到一只小保险箱。保险箱门开着，上面还插着钥匙。里面只有几封旧信，还有一些不是很重要的文件。
房里连爱斯巴奈太太的影子都没找到，只有壁炉里发现特别多的煤灰。大家便将烟囱搜查一下，说起来真是，竟然拖出了女儿的尸体，原来被人倒着从这个狭窄的烟囱管里硬塞上去一大截，尸体还热着呢。仔细一瞧，只见身上有很多地方擦伤，肯定是硬塞进烟囱时擦破了皮肉。脸部有很多严重的抓伤，喉部有深黑的瘀伤，还有深深的指甲印，看上去是被掐死的。
大家将整幢房子上上下下仔细搜查了一遍，却什么都没有发现，便走到屋后一个铺砖的小院子里，便看见院子里扔着老太太的尸首，喉部完全被割断了。大家刚想把尸首扶起来，头便掉落。尸身和头部全给割得血肉模糊，尸身尤其惨不忍睹，简直没有人的样子了。
本报认为，到目前为止，这件令人发指的疑案依然没有任何线索。
第二天的报上又登起了这么一段详细的报道：
莫格街惨剧——据悉与该件十分神秘、骇人听闻的事件有关人士，均经传讯。然而，传讯结果，仍不能为本案提供任何线索。兹将全部重要供词摘引如下。
宝兰·迪布尔。洗衣妇。供称认识死者母女已有三年。三年内，负责为她们洗衣服。老太太和女儿似乎很和睦，堪称母慈女孝。工钱给的不少。说不出她们的生活方式和来源。爱斯巴奈太太大概靠算命为生。据说小有积蓄。每次取送衣服，总不见屋里有人。肯定她们家不雇佣人。看来整幢房子只有四楼摆着家具。
皮埃尔·莫罗。烟商。供称将近四年以来，爱斯巴奈太太一贯向他零买烟草和鼻烟。生在这一带，也一向住在当地。死者们母女在发现尸首的那幢房子里住了六年多。房子原来住着一个珠宝商。他将楼上房间分租给形形色色的人。房子原来是爱斯巴奈太太的产业。因房客如此糟蹋房屋，大为不满，便亲自搬进去住，不肯再出租。老太太稚气十足。六年以来，证人只见过她女儿五六回。母女完全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据说她们很有钱。听街坊说爱斯巴奈太太是个算命的，但他不信。那屋除了老太太和她女儿，就只有脚夫来过一两回，还有个大夫来过八九回，此外从没见过有谁进屋。
其他不少人，都是街坊，供词大致差不多。据说并无一人经常出入其大门。不知爱斯巴奈太太和她女儿有无亲友在世。房子正面的百叶窗很少打开。后面的百叶窗向来关着，只有四楼的大后房开着窗。房子确实是幢好房子，还是很新的。
伊西多尔·米塞。警察。供称清晨三点光景，人家请他到那幢房子去，只见门前有二三十个人，正在设法推门进去。最后总算用刺刀撬开了门——不是用铁橇。没费什么力气就把门打开了，因为这是双扇门，上下都没有门栓。叫喊声一阵阵传了出来。门一撬开，才突然没有声音了。好像是什么人，说不定不止一个，特别痛苦地哀叫——声音又响又长，不是又短又急。证人领头上楼。走到头一层的楼梯口，就听得有两个人大声吵架的声音——一个粗声粗气，另一个是尖声尖气——一种非常奇怪的声音。粗声粗气的那个是法国人，他的话还有几个字能听清。肯定不是女人的声音。能听清说的是‘真该死’和‘活见鬼’。尖声尖气的那个是外国人。不能判断到底是男是女。也听不清在说什么。不过想来是西班牙话。至于证人对室内的情况和尸首惨状的供述与昨日本报所载完全相同。
亨利·迪瓦尔。邻居。银匠。供称随着头一批人进屋。所供与米塞大致相吻合。他们才刚闯进大门，马上就锁上门，不准任何闲人进来。尽管已经深更半夜，门外照样马上就挤满了闲人。证人认为细声细气的那个是意大利人，肯定不是法国人。不敢说准是男人的声音。也有可能是女人的声音。证人听不懂意大利话，听不清说的字眼，不过听腔调，认定说话的是个意大利人。认识爱斯巴奈太太和她女儿。经常跟她们母女谈话。能肯定细声细气的声音根本不是死者的。
奥丹海默。饭店老板。这位证人自愿前来作证。他不会说法国话，通过翻译接受审讯。原籍阿姆斯特丹。路过那屋子时，里面的人正在喊救。连续喊了好几分钟——大差不多有十分钟。声音又长又响——阴森凄厉，万分可怕。据称跟随大家一起进屋。所供各点与上述证人供词相吻合，只有一点不同。肯定细声细气的那个是男人——是法国人。听不清说的是什么字眼。那声音又响又急，杂乱无章，说话时分明又气又怕。那声音刺耳，与其说是尖声尖气，还不如说是刺耳更恰当。不能称作尖声尖气。粗声粗气的那人一直说着‘真该死’、‘活见鬼’这两句话，而且还说过一句‘天哪’。
茹尔·米尼亚尔。银行家（圣德洛雷纳街米尼亚尔父子银行的老板）。证人是老米尼亚尔。爱斯巴奈太太有一些财产。八年前的一个春天，爱斯巴奈太太在他银行里开了个户头。经常存些小钱。但是一直没取，临死前三天，才亲自将四千法郎款子全部取走。这笔钱付的是金币，是一个职员送到她家去的。
阿道夫·勒本。银行职员（供职于米尼亚尔父子银行）。供称那一天，中午时分，他拿了四千法郎的金币，分成两袋装，陪同爱斯巴奈太太，送到她的府上。大门打开，爱斯巴奈小姐就出来，从他手里接过一袋金币。老太太于是把另一袋接了过去。他行了个礼，就告辞了。当时没看见街上有人。这是条小街，少有人迹。
威廉·伯德。裁缝。供称跟大家一起进屋，英国人。住在巴黎两年了。随着头一批人跑上楼。听见吵架的声音，粗声粗气说话的是法国人。听得出几个字眼，但是现在记得不是很全。清清楚楚地听见里面说‘真该死’和‘天啊’。那时刻还听见一阵声音，就像几个人在打架，一种推搡扭打的声音。细声细气的声音很响，比粗声粗气的响。肯定不是英国人的口音。听起来是德国人的。应该是女人的声音。证人听不明白德语。
先前的四名证人又经传讯，供称这伙人搜到发现爱斯巴奈小姐尸体的寝室时，发现房门反锁。一切都没有声音，没听见呻吟，更没听见任何声响。闯进门一看，一个人都没有。寝室前后窗子全都关着，而且里边拴得紧紧实实。前房和后房当中的房门也关着，只是没锁上。通向过道的前房门锁着，里头插着钥匙。四楼，屋子的正面，过道的尽头，有间小房间。房门半开着。里面堆满旧床、箱子等杂物。这些东西都经过仔细挪动和搜查。这幢房子所有地方都经过细细搜查。所有烟囱也仔仔细细的扫过。这幢房子一共有四层楼，上面还有顶楼（又称阁楼）。屋顶上有扇天窗，钉得紧紧实实，看上去多年没有被打开过。从听到吵架声音到闯进房门，这段时间到底多长。四个证人都有自己的说法。有的说三分钟，有的说五分钟。房门是花了不少力气才打开的。
阿丰索·加西奥。殡仪馆老板。供称住在莫格街上，原籍西班牙。随着大家一起进屋。并没上楼。生来胆小，很怕吓出毛病。听到吵架的声音。粗声粗气的那个是法国人。没听清说什么。细声细气的那个是英国人，肯定没错。不懂英国话，这是根据说话腔调判断的。
阿尔贝托·蒙塔尼。糖果店师傅。供称随着第一波人上楼。听见那几种声音。粗声粗气的那个是法国人。能听出几个字眼。说话的人听来是在劝告。听不清尖声尖气的那个说的是什么，说得又快又乱。认为是俄国人的声音。供述与一般相吻合。证人是意大利人。没有跟俄国人谈过话。
几名证人又经传讯，都一致证明四楼各个房间的烟囱都特别窄小，容不下一个人出入。通烟囱用的工具是圆筒形的扫帚，就是扫烟囱人用的那种。用这种扫帚把房子里所有烟囱管全都仔细通过。房子里没有后楼梯，大家上楼时，没人可以借此机会溜下楼。爱斯巴奈小姐的尸体牢牢塞在烟囱里，四五个人一齐用力，才拿出来。
保罗·仲马。内科医生。供称拂晓光景，给请去验尸。当时两个尸体停放在发现爱斯巴奈小姐尸体那间屋子里，横在床架的粗麻布上。小姐的尸首布满伤痕，擦伤地方甚多。这些现象足以证明死者其实是给硬塞进去的。喉部伤势严重。颌下还有深深几道抓伤的痕迹，还有一连几块青痕，显然是指痕。死者腹部完全变了色，眼珠鼓出来。舌头有一部分咬穿了。心窝上发现一大块瘀伤，分明是被膝盖压伤所致的。据仲马先生认为，爱斯巴奈小姐显然被扼死，凶手不知道有几个人。老太太的尸首残缺不全，破碎不堪。右腿和右臂的骨头多少有点压碎。左胫骨碎得厉害，左肋骨也是一样。尸首遍体都是严重瘀伤，完全变了色。不知这些伤痕从何而来。只有碰到一个力气很大的壮汉，猛力挥舞大木棒或粗铁棍，要不就是抡起一把椅子或任何很大很沉很钝的凶器，才会把人揍成这样。女人使用任何凶器，都没办法打出这么重的伤来。证人看见死者时，已经身首异处，而且头颅碎得厉害。喉部应该为锋利凶器所割断，也许是剃刀。
亚历山大·艾蒂安。外科医生。和仲马医生共同给请去验尸。所述与仲马先生供词及意见相吻合。
虽然还传讯了其他几个证人，但并没有再获得重要线索。这件血案，就其种种细节而论，实在神秘异常，错综复杂。如果真是件凶杀案，这在巴黎还是前所未有的奇案呢。警察当局根本没有一点头绪，这种案子实在千载难逢。本案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没发找到。
《法庭晚报》还指出：圣罗克区还是人心惶惶，大为骚动，那幢房子又被仔细搜查，证人也都重新接受了传讯，但没有一点儿结果。最后，该报还提到，银行职员阿道夫·勒本已遭逮捕关押的消息，虽然除了该报已经评载过的事实之外，并无丝毫证据可以定其的罪。
杜宾对这案子的进展十分感到兴趣，尽管他什么话都没说，看来是这样的。勒本入狱消息发表以后，他才问我对这件案子有看法没有。
我只能附和巴黎人的看法，认为这是件解决不了的案子，看不出有什么法子可以找到凶手。
“咱们可千万不能光凭一项传讯结果来看待什么破案法子。”杜宾道。“巴黎警察一向以聪明称道于世，其实只是狡猾罢了。他们办起案来，只有目前采用的这种方法。尽管夸口有一堆的办法，可是经常用得驴唇不对马嘴，总是叫人想起茹尔丹先生要拿睡衣，这样才能舒服地欣赏音乐。他们办案的成绩虽然总是有惊人之笔，可这大多是单靠卖力巴结。碰到这些长处起不了作用，计划就无法实现。比方说，维多克善于推测，做起事来总是百折不挠。不过，思想没有受过任何心智训练，侦查时往往过于专注于某个点或某个线索。他看东西隔得太近，反而看不到真相。说不定，有一两点他看得特别清楚，可是这样，势必没法看清问题的全局。有种事就此显得十分奥妙。事实真相不会永远在井底。其实，我倒认为，真正比较重要的知识不一定是很深奥。事实真相并不在我们钻的牛角尖里，而是在抬眼就望得见的地方。这种错误的方式和根源，可以用观察天体来说明。你不经意看下星星——只消斜眼瞟一瞟，将视网膜的外部对准星星，就可以把星星看得十分清楚，也可以对星光有个最正确的估计。视网膜的外部对微弱光亮的感光力不比内部弱，因此视线全都集中在星星上，星光反而随之微弱。视线全部集中在星星上，绝大部分星光实际上就照在眼睛上。可是斜眼一瞟的话，反而能看得更正确。过于认为奥妙，思想就会变得不清晰。如果紧紧盯着苍穹，过于持久，过于集中，过于直接，那么连金星也会没有光亮。”
“说到这两条人命案，先深入的调查一下，才可以拿出个主意。去私访一番，倒也开心，”（我听了心想这字眼倒用得怪，但嘴里什么也没说）“此外，勒本曾经替我办过事，我可没有忘情。咱们去亲眼看看这个现场。我认识警察厅长G先生，他不会不放咱们进去。”
我们获得了许可，就马上到莫格街去。这条街在里丽舍尔街和圣罗克街之间，十分的脏。我们的寓所离这个区有很长的一段路呢，所以赶到那儿，已经快要黄昏了。那幢房子倒一下子就找到了，因为还有不少人站在街对面，毫无目的、不胜好奇地怔怔抬头望着关着的百叶窗。这是幢普通的巴黎式房子，大门一边有个可以看见的门房间，窗上有块活络玻璃，上面写着“门房”二字。还没进门，我们就先走到街尽头，拐进一条胡同，转弯，走到那幢房子的后面。这其间，杜宾一心想把那房子和左右前后的街一面都仔细查勘一番，我倒看不出有什么名堂。
我们折回到原路，然后回到房子前面，按了门铃，出示了证件。看守的人就放我们过去了。我们走上楼，走进发现爱斯巴奈小姐尸体的屋子。死者母女俩的尸首还停放在那儿。房里那份乱，照旧听其自然，一点没动。我看到的和《法庭晚报》记载的完全一样。杜宾把一切东西都仔细看了——连被害人的尸体都没放过。接着就去了别的房间里，后来又到院子里。有个警察从头到尾陪着我们。一直到天黑，才离开现场。回家路上，我这位朋友顺便到一家日报馆里待了一会儿。
上文说到过，我这位朋友的怪念头真是什么奇怪的都有，而且我对这些任念头一向任其自然，在英文里找不出更合适的表达词。当时他对我一字没说这件人命案子，他生性如此。直到第二天中午时分，他才问我，在惨案现场看没看到什么不一样的情况。
他口气里着重“不一样”这个字眼，不知怎的，让我吃了一大惊。
“没，没什么特别的，”我说道，“至少，跟报上看到的记载没什么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