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党员领导干部的某些不正之风已经弥漫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纠正已经偏离群众路线的行为，中央的有关措施和禁令也跟进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地管住党员干部的行为，哪怕是一些已经见怪不怪、司空见惯的行为。最为典型的是针对某些领导干部在公共场合吸烟的禁令。一些领导干部有吸烟的习惯，大会抽、小会抽，甚至禁烟工作会议上也抽，不仅影响了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也不利于全社会禁烟氛围的形成。而一些领导干部动辄抽上百元一包、上千元一条的香烟，助长了“攀比风”、“享乐风”等不正之风。为此，中央专门出台禁令，严禁领导干部在公共场合抽烟，更不允许用公款购买香烟。除此以外，对逢年过节用公款购置、印制日历和贺年卡，外出培训和党校学习期间的个人行为，购买公务机票的行为等，都有着详细的规定。覆盖全面，不留死角，全面管住党员领导干部的行为，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推动党员领导干部形成“不想腐”、“不愿腐”的思想观念。
——刚性。中央特别重视制度的刚性作用。2013年6月22日至6月25日，中央政治局的专门会议强调，特别要把制度约束作为刚性约束，令行禁止、不搞例外，坚决整治对中央规定变着法子进行规避的各种行为，绝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绝不允许打“擦边球”。长时间以来，很多党员领导干部已经形成了有“一般”就有“特殊”，有“原则”就有“例外”的习惯。解读文件时，习惯找“一般”、找“原则”，强调本地区、本部门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对中央的各项政策搞所谓“创造性执行”。十八大以来的各项措施和禁令，大量使用“禁止”、“全部”、“一律”等刚性用语，大量出现具体的数字，减少“一般”和“原则”，大大地提高了制度的刚性。如针对公车浪费严重的现象，在公车改革领域，《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明确规定，“取消一般公务用车”。规定并没有留下“原则上”的口子，刀锋直指积弊多年的公车浪费现象，下足了猛药！又如针对一些单位以培训为名花费高昂代价公款旅游的现象，《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规定，培训费采取综合定额标准，每人每天限定为450元。通过定标准的方式，有效地遏制借培训公款旅游的现象，划定了红线！
从具体的事抓起，从小事抓起，以小带大，让人民群众从领导干部行为的转变看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效果，坚定人民群众对党的信心，为全面改造党员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换取时间。让被管住的行为，固化成习惯，再通过教育实践活动内化为个人的思想观念，从而达到改造世界观、人生观的效果。这是治标带动治本的逻辑，也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超治党策略的生动体现。
让大家听得明白、记得住
中央领导同志用通俗、平实的语言讲解深刻的道理，对党的作风建设进行直击要害式的剖析和指导，所言所语让大家想听、爱听、愿听，听了之后有收获、有动力，这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第三大特点。
中共党的领袖既是思想大师、战略大师，也是语言大师。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同志都有着高超的语言艺术。毛泽东同志擅长使用通俗的语言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深刻道理，从而打破洋八股和教条主义，开创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低潮时描绘中国革命的光明前景，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表现豪迈的革命乐观主义，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讲党内整风的基本方针，用“弹钢琴”来讲党员领导干部的工作方针。邓小平同志则用“摸着石头过河”、“翻两番”、“硬道理”、“三个有利于”等通俗易懂的话，将改革开放的方法和目标讲得透彻、明白。江泽民同志善用成语讲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道理。如在说明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时，江泽民同志使用了“变幻莫测”，在刻画一些同志缺乏创新精神时，连用了“闭目塞听”、“坐井观天”、“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四个成语，在描绘世界多极化和各国人民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必要性时，又使用了“百花争艳”、“万紫千红”两个成语。江泽民同志对成语的使用恰到好处，用中国化的语言表达了中国道理。胡锦涛同志的语言艺术既以情动人，又通俗易懂。一句“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体现了共产党人对人民的真情，又一句“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体现了全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这些话脍炙人口，不仅能够准确说明理论上的大道理，也很快成为街头巷尾的社会流行语，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习近平同志同样善于用人民群众熟悉、爱听的语言表达深刻的理论道理。习近平同志的话大多通俗易懂，让老百姓听得明白，听得懂。
——善于用讲故事、举事例、摆事实的方法，引起共鸣，凝聚共识。在哈萨克斯坦演讲时，习近平同志讲述了冼星海在阿拉木图创作的故事、哈萨克斯坦留学生无偿献血的故事和一位中国老人寻找哈萨克斯坦母亲的故事，催人泪下、感人至深，很快拉近了中哈两国人民的距离。在会见全国道德模范代表时，习近平同志讲述了甘祖昌将军夫人龚全珍的故事，用朴实的话语，向这位老阿姨表达了敬意，也为全国人民学习全国道德模范树立了榜样。
——用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大白话，大量使用比喻的修辞手法，深入浅出，用接“地气”的口语将大道理讲得明明白白。习近平同志的很多讲话十分接“地气”，人民群众听得懂、记得住。这样的大白话比比皆是。他用“‘老虎’、‘苍蝇’一起打”表明党反腐败的决心；用“块头大不等于强，体重大不等于壮，有时是虚胖”来说明只有经济总量而无科学技术支撑是不够的这一深刻道理；用“我们自己的饭碗主要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来说明自力更生的重要性；用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来比喻理想信念对于党员领导干部的重要意义；用“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比喻各国人民选择本国发展道路的必要性；用“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比喻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保持党的作风建设的劲头……这些话语一扫人民群众反感的空话和套话，接“地气”而无“官气”，令人耳目一新。
——直击要害，准确描述，点出了不正之风的根源，清晰明了又简短有力。习近平同志长期从事基层工作，又有中央工作的经验，对于部分领导干部的各种积弊十分了解，因而在提出问题时，往往能够直击要害。比如，对于制度出台后得不到严格执行的现象，习近平同志指出，“要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强化责任追究，不能让制度成为纸老虎、稻草人”；讲到作风问题产生的原因时，习近平同志讲到“作风问题都与公私问题有联系，都与公款、公权有关系。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在谈到干部政绩考核方法的问题时，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讲到制度执行时，习近平同志提出：“绝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绝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绝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这些话语“干货十足”，没有绕弯子，切中问题的关键和要害，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一看就懂，一听就明白，当然为人们所欢迎和接受。
——深谙中国文化精髓，将中国传统语言文化与党的建设进行了完美结合。习近平同志十分善于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歌、典故，将党的建设寓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中。比如在谈到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时，习近平同志使用了苏轼《范增论》中的“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在选好人、用好人的重要意义上，习近平同志说：“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在谈政治局带头执行八项规定的意义时，习近平同志使用了东汉荀悦的“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表明“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的内涵。当然，习近平同志对中国传统语言文化使用最经典的例子，是用着名学者王国维关于“治学”的三重境界，来论述理论学习的方法。习近平同志指出，理论学习要有“望尽天涯路”的追求；有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也要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人憔悴”的心甘情愿；更要“众里寻他千百度”，最后在“灯火阑珊处”去领悟真谛。这些话语，都表明习近平同志深深扎根中国土壤，善于运用中国话语，具有浓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善于运用口语化、通俗化的语言，指导具体工作。李克强同志语言风格直白清晰，一句“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道出了改革贵在行动的道理；张德江同志在部分党员干部抱怨群众觉悟低、素质差，不配合工作时，问道：“你深入群众了吗？你了解群众吗？你和群众的感情到底如何？”层层递进的问句，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满腔感情，直指问题的要害和党员干部的思想根源；俞正声同志用成语“薪火相传”，真切、传神地说明了民主党派政治交接的重要性；刘云山同志在研究党的建设工作贯彻落实八项规定时说，“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布置一个，就要落实好一个”，突出制度落实在党的建设工作中的重要地位；王岐山同志禁止开会时念发言稿，指出“说长话容易，说短话不容易”，要求与会人员少说套话，发言时要言简意赅；张高丽同志在指导湖南的工作时，情真意切地叮嘱湖南的同志：“我们要把青山绿水留给子孙后代，这笔财富比什么都宝贵”……毛泽东同志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讲求工整、对仗、用词华丽，看起来鸿篇大论，实际上空洞无物的“文件体”、“秘书体”，本质是新的“党八股”。新老“党八股”，实质上都是思想作风出了问题。改正文风首先要改变思想作风，写文章、讲话都从实际出发，从调查研究出发，多些让群众听得懂、想得通的话，少些“甲乙丙丁”、“一二三四”。
理论链接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理论链接改进文风，必须从思想和感情深处把人民群众当主人、当先生。群众的思想最鲜活、语言最生动。深入群众，你就来到了智慧的大课堂、语言的大课堂，我们的文件、讲话、文章就可以有的放矢，体现群众意愿，让群众愿意看、看得懂，愿意听、听得进。
——2010年5月12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2010年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没有空话、套话、官话，思想内涵高屋建瓴，表达方式又如春风化雨，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想听、爱听、愿听，为全党改文风、改作风、正党风做出了表率。
坚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
既重视宣传教育、制度建设，又注重批评和自我批评，让党员领导干部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红红脸、出出汗，能够对照同志的优点，认清自己的不足，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第四个鲜明特色。
1953年2月28日，中共中央批转劳动部《关于检查官僚主义的决议》。毛泽东同志写下了这样一段批语：“中央人民政府和军委各部门必须尽速召开会议，发动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刻揭发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并规定改正的具体办法。”“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密切联系群众、加强自身建设的一大法宝。然而，曾几何时，“批评和自我批评”演变成了“表扬和自我表扬”，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善于把“坏事变好事”，善于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评功摆好”，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沦为形式主义，也被群众称为“耍花枪”，助长了溜须拍马、“当老好人”的风气，损害了党的作风和形象。
2013年9月23日下午至25日上午，习近平同志用4个半天的时间，参加河北省委的专题民主生活会。在会上，河北省委常委一班人开展了热烈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周本顺（河北省委书记）：
田向利同志（省委常委、秦皇岛市委书记）急于求成，急于证明自己，急于让领导认可，这种表现会促使我们去干一些与老百姓利益不相干的事情。
赵勇同志(省委副书记)应该说是想干事，也会干事，有激情，但是往往过于急躁，而且有时过于追求规模、声势和形式，有时就容易脱离实际。
我的自我检查主要是三条，第一条就是有点急于求成，急于求变，“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政绩观树得不牢；第二个问题，我是觉得有时有些主观决策，知人不深；我的第三个问题，主要是斗志有些松懈，苦干实干的拼命劲头在消减。
张庆伟（省委副书记、省长）：
本顺同志确实提出来，要改变考核的办法，加大发展质量和生态对考核的比例，但是我感到本顺同志也比较注重发展的速度，我觉得这就是政绩观偏差的问题。
我个人在官僚主义方面，爱批评人，自己感觉主意正、办法多，就把自己摆在干部群众之上。奢靡之风我觉得还是有的，比如说在八项规定之前，我们也搞很多活动。
赵勇（省委副书记）：
过去在乡镇工作，整天一辆自行车、一身劳动布、一双军鞋，和群众一块干、一块苦，心里很充实，这些年经济发展了，各方面条件改善了，有时便觉得每天车来车往很正常，吃点喝点不算什么，导致在一些事情上放松了要求，降低了标准。
史鲁泽（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
在自己的工作领域，有时存在宴席不高档是“不给面子”，场面不壮观是“没有重视”，开道没有警车是“不够隆重”等错误认识。
杨崇勇（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去年河北省本级的三公经费预算是2.53亿元，但是到了第二年春天决算的时候就大大突破了，达到6.6亿元，而且这个当中公车的购置费和运行费就占了80%，达到4.5亿元，占比重比较高。
（对省委副书记、省长张庆伟）我给他提的意见，就是他有点自满和听不进意见了，有主观主义。
群众给我提的意见，主要还是觉得深入到基层的还是少一些，下去以后主要还是和领导打交道比较多，真正和老百姓交心谈心，了解他们的想法还是比较少。
梁滨（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自己当领导时间长了，主观意识也逐渐浓了，有时让人感到“强势”、“盛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