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４年，２３岁的蔺安稳结束了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的４年大学生活，迈进新华社国际部的门槛，开始了记者生涯。
由于他“根正苗红”的家庭出身和积极向上的工作热情，组织上于１９６５年送他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进修英语，准备学成后派往国外任驻外记者。但是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气血方刚的蔺安稳当时既倔强任性又得理不让人，他写了一张《和陈伯达、戚本禹商榷》的大字报张贴出来，以驳斥陈、戚两人的观点。就是这张大字报，使他罹获“炮打中央文革”的罪状，很快被隔离审查。由于当时的形势越来越乱，原来审查他的人也受到了审查批判，混乱之中一时无人管他，这样使蔺安稳有了许多空闲时间，对历史很感兴趣的他就捧起《史记》、《资治通鉴》等史书，津津有味地研读起来，对其中有关家乡的秦始皇陵修建情况及秦始皇的生平事迹更是格外注意，并熟记于心。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功底，他才能对面前的陶俑做出大胆的判断。
此后，蔺安稳多次找赵康民了解发现经过，交流对陶俑的看法，又到西杨村打井工地进行实地踏勘，找打井干部、社员交谈。通过一次次座谈和调查得知，当地农民过去由于打井、平整土地等生产活动，陶俑曾几次露头出土。有位７０多岁的老人说，在他１０岁时，他父亲也曾在这一带打井，本来已挖出了水，但不几天水就没有了。后来再向下打，发现地下有些空隙秦俑坑是半地下建筑，被焚塌陷，俑被压坏，其间有些空隙 ，水就流走了。当时他父亲在井底四壁发现过像人的残损“怪物”，认为是这些“怪物”在作怪，才打不出水，就把它们提上来，放在太阳底下曝晒，结果还不见井里出水，一气之下，就把它们吊起来，用棍子打个粉身碎骨……
６月２４日，蔺安稳怀着兴奋、激动和忐忑不安的心情，匆匆乘火车回到北京。当天晚上他来到东单人民日报宿舍，找到大学时最要好的同班同学王永安，原原本本地向王讲述了这次返乡的奇遇。
王永安于１９６４年毕业后分配到人民日报社评论部工作，由于工作关系，他对当时正在中国大地上蔓延升腾、轰轰烈烈的批儒评法，宣扬秦始皇法家路线的政治新动向十分关注。蔺安稳动身回乡前，到这位同学家告别，王永安当即写了一首《西行》的古体诗送别：“当年孔丘不到秦，碍是法家剑光阴。君今西行临潼去，纵横剖析始皇坟。论昔终极为颂今，映红骊山新女神。凭那朔风阵阵起，莫锁华清水一盆。”从诗中可以看出，王永安想让蔺安稳对秦代政治中心的家乡的有关情况多加留意，抓点时髦的题材，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想不到蔺安稳真是不负所望，居然弄出了一件奇事。听到秦始皇陵附近发现高大的武士俑，极富政治敏感的王永安立即意识到，这是研究秦始皇法家路线的重要实物资料，万万不能放过，如果写出来，一定会引起中央上层人物的重视。
当王永安把这个想法说出来后，得到了蔺安稳的赞同，但围绕如何写稿的问题，王永安考虑了一阵又说道：“这么重大的考古发现，没有经过省、中央文物考古部门的认定，一下子见报恐有困难，不如先发内参，如能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到时再说下一步。不过以你现在的处境，在新华社发内参怕难实现，我想些办法在《人民日报》的内参《情况汇编》上发，署名也最好不用新华社记者，可用“中国新闻社记者”的名义发表。蔺安稳对王永安的意见表示赞成，第二天一下班就关在宿舍里开始写作，次日上班就把稿子通过文件交换途径，当天就到达王永安的手中。
王永安看后颇为满意，认为此稿把情况、问题基本上清楚地叙述出来。不过他考虑到当时“批儒评法”的报道压倒一切，任何重要的公开、内部报道都得先送已控制国家舆论大权的姚文元审阅，并由他决定取舍。怎样才能闯过姚文元这道关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将稿子与“批儒评法”挂上钩，这样才能引起姚文元的兴趣和重视。于是王永安提笔在导语的末尾加上了这样几句话：“这批武士俑的发现，对于评价秦始皇，研究儒法斗争和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有极大的价值。”随后，王永安找到情况组编辑马炳泉，把此内参的采写经过及作者情况向马作了介绍，指出该稿的意义在于为当前“批儒评法”提供了重要资料。马一听，也认为此稿很重要，未作改动就排印出来，并很快派人送到姚文元的办公处。
姚文元接到此稿，很是赞赏，当即批了“可发”二字，并在第二段把“秦始皇凭借武力统一了中国”，改为“秦始皇用武力统一了中国”。之后立即将稿件退回报社。马炳泉看罢，马上送印刷厂发排，此稿于６月２７日以《情况汇编》第２３９６期刊发，全文如下：
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陶俑
陕西临潼县骊山脚下的秦始皇陵附近，出土了一批武士陶俑。陶俑体高一米六八，身穿军服，手执武器，是按照秦代士兵的真实形象塑造的。这批武士陶俑的发现，对于评价秦始皇、研究儒法斗争和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有极大的价值。
秦始皇陵周围以前曾出土过陶俑，但都是一些体积不大的跪俑，像这种同真人一样的立俑，还是第一次发现。特别珍贵的地方，在于这是一批武士。秦始皇用武力统一了中国，而秦代士兵的形象，史书上未有记载。这批武士陶俑是今年三四月间，当地公社社员打井时无意中发现的。从出土情况推测，当时陶俑上面盖有房屋。后来，被项羽焚烧，房倒屋塌，埋藏了２０００多年。这批文物由临潼县文化馆负责清理发掘，至今只清理了一部分，因为夏收，发掘工作中途停止了。临潼县某些领导同志出于本位主义考虑，不愿别人插手，因此一直保守秘密，没有向上级报告。
秦始皇陵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是，并没有得到妥善保护。生产队随意在陵园掘土挖坑，开荒种地。出土文物中的金属制品，有的竟被当作废铜烂铁销毁掉，一些石制、陶制物品则被丢来抛去。临潼县文化馆馆长李耀亭同志说，关于秦始皇陵的破坏情况，曾专门向陕西省有关部门打过报告，并建议成立秦始皇陵保管所，展出当地出土的秦代文物，对广大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但是，报告上送以后，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中国新闻社记者
内参刊出后，王永安和蔺安稳既没有“永安”，也没有“安稳”的感觉，相反的是各自怀揣忐忑不安的心，密切关注着这篇文章的动向。他们心中都很清楚，这一纸文章的命运，就是中国西部骊山脚下埋没了２０００多年的那一大批武士陶俑的命运。出乎意料的是，这篇关于秦俑发现情况的第一篇文字报道刊发后，立即引起了江青的注意。
李先念的紧急批示
１９７４年的中国，政治风云奔涌激荡，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和以江青为首的两股政治力量再次展开激烈较量，新一轮的权力搏杀已到了生死攸关、难分难解的最后关头。这一年的１月，首都几大报刊连篇累牍的社论掀起了“批林批孔”、“批儒评法”的新高潮。而这个时候的林彪与孔老二一样早已不在人间生存，任何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只要懂得一点旁敲侧击的艺术都能看出，这场运动打击的目标就是中央的某位领导人。当“批林批孔”的口号又加上“批周公”的时候，即使是最迟钝的党员、干部也都明白矛头所指的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１９７４年６月１日，已是癌症晚期的周恩来--这位被“四人帮”看作是活着的儒家代表人物，终于心力交瘁，不得不离开他居住了长达２６年之久的中南海西花厅，住进解放军三○五医院接受治疗。当周恩来病倒之时，毛泽东主席正在他的故乡长沙休养，这在客观上为江青等人进一步控制中央的权力带来了契机。在“批林批孔”、“批儒评法”的政治运动中，秦始皇被“四人帮”吹捧成是法家人物的代表，是革命派，是朝气蓬勃的，是真老虎，而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以及他的“孝子贤孙”，则被批判为是腐朽的、没落的反革命小丑。就在江青等人绞尽脑汁四处搜集所谓法家的言论和实物，以便为其政治目的服务之时，秦始皇陵出土武士俑的内参被江青看到了。在惊喜之余，这个已是大权在握、趾高气扬的女人，又为内参所言“临潼某些领导同志出于本位主义考虑，不愿别人插手，因此一直保守秘密，没有向上级报告”这件事很感恼火，她立即打电话给姚文元，让姚转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对临潼某些领导的做法要严加追查，并杜绝这类事情再度发生。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将事情真相调查清楚，报中央和国务院。姚文元受领指令后不敢怠慢，立即向国务院分管这项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转达了江青对此事的态度。李先念见此事引起了江青的重视，更是不敢马虎，将蔺安稳写的内参紧急批转给分管文物工作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和国家文物局长王冶秋。其原文如下：
庆彤同志并冶秋同志：
江青同志很关心这件事。建议请文物局与陕西省委一商，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好这一重点文物。
先念
１９７４年６月３０日
随着“内参”与“批示”的相继面世，８０００兵马俑将从中国西部一跃而起，全世界都屏息注视这一人类文明的奇迹。
１９７４年７月５日，蔺安稳的文章与李先念的批示，一同摆到了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的办公桌上。王冶秋看到批示，心中一沉，是不是陕西又出现了打砸抢烧文物或文化遗址的事情此时“批林批孔”正在全国进行，许多文物和文化遗址已被砸烂烧毁。当然最倒霉的还是孔老夫子故址的那三大文化景观--孔府、孔庙、孔林。幸亏周恩来总理出面阻止，方算挽住狂澜。这类屡见不鲜的事情尽管让文物局焦虑不安，但又无可奈何。“批示”的到来除令这位主管全国文物的最高领导人又蒙上一层阴影外，似乎并无太大的惊异。
当他看到文章的标题时，大为惊骇并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一股难以名状的喜悦与兴奋划过脑际，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尚有珍贵文物出土，的确令人激动不已。可惜这种心情只是在脑海里一闪而过，随之而出现的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我怎么不知道此事
当他以最快的速度阅完文章的全部内容后，一种失职与蒙辱的感觉油然而生。国务院白纸黑字的批文已到眼前，可堂堂的文物局局长对此却全然不知，实在是不可思议。他抓起电话，让文物管理处处长立即赶到自己办公室，也许是文管处没有汇报才造成自己的被动，他想。
当文管处处长陈滋德赶来时，对文章所报道的一切仍然一无所知。国家文物局被蒙在鼓里了。
王冶秋拿起电话要通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希望尽快了解事情的具体情况。可令他失望的是，陕西方面作了“我们也一点不了解”的回答。
陕西省文管会同样被蒙在了鼓里。
为争取主动，尽快了解详情，７月６日，国家文物局文管处处长陈滋德，携带李先念副总理的批示，乘飞机抵达西安，向陕西省委主管领导人和文化局传达了内参内容和批示。第二天，在陕西省文管会负责人杭德洲等几名干部的陪同下，火速赶到临潼县文化馆。
“这么大的事，你们为什么不上报”省文管会负责人显然不是以表扬的神态质问文化馆馆长王进成和文物干部赵康民，这一询问的目的在于当面证实自己的确对此不知，也给北京来的陈滋德一个心理上的平衡。
“有说是神庙，有说是砖瓦窑，到底属于什么性质说不准，我想弄个明白后再汇报。”赵康民极为尴尬地作着解释，内心的苦衷自然没法说出。
事已至此，其他人也就不好再说些什么，当大家来到展厅，看到已修复的高大陶俑时，一切的沉闷与不快都烟消云散了。每一双眼睛都射出惊讶和激动的亮光。一个个鯬悍健壮、栩栩如生、顶铠戴甲的武士，岿然不动地站立在面前，透出一股咄咄逼人的阳刚之气。
“太伟大了！”陈滋德赞叹着，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转身对众人说：“快，快去现场看看。”
众人来到了西杨村外的井边。
由于此前临潼县文化馆已组织社员在井的四周掘开了一个南北长１５米、东西宽８米的大坑，坑下更多的陶俑已显露出来，在客观上增加了可视效果。
大家以欣喜的心情查看了俑坑所在的位置和陶俑的形状，对俑坑的性质作了大体的估计：既不是砖瓦窑，也不是神庙遗址，根据俑头可以自然拿下和空腹来看，它和前些年在秦始皇陵园内出土的跪坐俑基本相同。从这一点可以肯定陶俑的时代不是汉唐而是秦代，可能是项羽盗秦始皇陵时放火焚烧的一个秦代遗址。
既然人类已经接到了这支地下大军的信息，就再也不能放过这个历史性的契机，陈滋德与陕西省委领导人商定，尽快组织一支考古队，彻底弄清这一重大发现的内涵。之后，陈滋德速返北京，向王冶秋汇报了他赴陕的工作情况。此时，江青为临潼方面没有及时上报而大为光火之事，已通过姚文元的秘书转达给了王冶秋，并让文物局写出具体调查报告迅速上报中央。在这种情况下，王冶秋主持了报告的写作，除实事求是地说明了陕西方面发现武士俑的经过外，鉴于江青炙手可热的权势和咄咄逼人的气焰，报告在最后一段写道：“这次中央负责同志的批示，对文物工作是一个很大的促进。最近我们除遵照江青同志关于不能把出土文物据为己有的指示精神，代国务院草拟了文件外，今后还准备在工作中经常注意表扬保护文物的好人好事，批评本位主义以及把出土文物据为己有的倾向，把文物工作进一步加强起来。”当这份报告上报之后，王冶秋才松了一口气。
经过国务院和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委组成了秦始皇陵秦俑坑发掘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为：
陕西省文物局局长于哲吉
陕西省博物馆革委会主任廷文舟
陕西省文管会负责人杭德洲
临潼县县委宣传部部长张志超
临潼县晏寨公社党委书记傅永仁
西杨村生产队队长杨培彦
同时，陕西省委决定由省博物馆、省文管会、临潼县文化馆三家抽调专业人员，成立秦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对遗址进行发掘。首批队员共５人，其年龄和知识结构状况为：
杭德洲，４５岁，北京大学考古训练班结业。
袁仲一，４１岁，华东师大古代史硕士研究生毕业。
屈鸿钧，５０岁，北京大学考古训练班结业。
崔汉林，３７岁，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
赵康民，４０岁，高中。
从以上的人员状况可以看出，这是陕西方面所派出的最为精锐的考古分队之一。就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中国而言，像这样年富力强、受过专业训练或具有实践经验的考古队伍是少见的。
７月１５日下午，杭德洲、袁仲一等考古队人员，携带几张行军床、蚊帐等生活及发掘用具，匆匆离开西安，乘一辆敞篷汽车来到西杨村，在生产队长杨培彦的安排下，于村边生产队粮库前的一棵大树下安营扎寨。
当一切安排妥当，又匆匆吃了几口自己携带的干粮后，夜幕已降临了。四周看不到一点灯火，沉寂苍凉的秦始皇陵被蒙上了一层阴森可怖的面纱。高大的骊山在夜色中辨不分明，只有阵阵凄厉的狼嚎隐约传来，使这块土地显得更加荒蛮和更具野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