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汪大燮公使遍查清政府派往日本留学的人员名单，却没有从中发现这个学生的名字。汪公使心中不免疑惑，决计亲自到东京物理学校寻访。当汪公使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找到这个中国留学生的时候，才知道这个学生已经穷困潦倒，正在做辍学准备呢。
当这个学生站在汪公使面前的时候，他的心不由微微一沉：面前的中国学生身材瘦弱，面色枯萎，一眼望去便能看出他极度劳做的疲惫和长期缺乏营养的衰弱，只有双目中似乎还蓄着精气，不时射出一道灼热的光。这是个自费留学生，而且是个没有任何家庭资助，全靠自己养活自己，自己支付学费的穷学生。
汪公使与这个学生进行了一次长谈。令他惊讶的是，这个学生对自己在日本的艰苦生活和目前的困境竟没有丝毫的抱怨。他说自己已经苦惯了。他告诉汪公使，生活上再苦再难自己也能忍受，他最受不了的就是身为中国人要处处受到日本人的欺负。他说1894年那场使中国遭受惨败的甲午战争，使偌大一个中华民族在日本人眼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日本人的大和民族优越意识开始迅速膨胀，他们再也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了。他们认为对沦为战败国的中国人是可以随意欺辱的。他说中国留学生常常在街头日本人追赶辱骂。日本人骂中国人是“支那崽”，称留着长辫的中国人是“豚尾猪”，嘲笑中国人脑袋后面拖着的那根辫子是“猪尾巴”。他说，自己吃得下苦，咽得下难，却独独忍不下那份民族自尊心的屈辱！说到动情处，留学生忍不住落下了眼泪。
汪公使也不禁动容了。同为炎黄子孙，他理解中国留学生内心的痛苦。同在异国他乡，他更了解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处境。他知道许许多多的中国留学生就是在这种屈辱环境中忍耻含羞悉心求学。他们年复一年地默默忍受屈辱，只为了有一天能以自己的所学使中华民族强盛起来。汪大燮公使决意要帮助这个虽穷困潦倒却仍失志不移的中国留学生改变目前的处境。汪公使回去后，立刻为这个留学生申请补办了官费留学，使他终于得以摆脱生存困境，专心致志地埋头于学业。
一年后，这个中国留学生以优异的成绩于东京物理学校毕业，并在东京物理学校校长的亲自举荐下，进入了日本中央气象台，边工作边继续深造。
这个虽穷困潦倒却仍然失志不移的中国留学生，就是我的父亲。
在日本的八年间，父亲曾回过一次国，是在听说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消息之后。父亲曾在一首诗中表达了他在日本闻听“革命遥传”后，“喜欲颠”的兴奋心情，也表达了他回国“终贾怀才求小试”的强烈愿望。但袁世凯恢复帝制的荒谬现实，却使父亲深深地失望了。父亲在发出“书生未惯居人下，宦海何能捷足先。”的感叹之后，又重新登上了返回日本的渡轮。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父亲不是孤身一人前往东瀛了，他身边有了一位陪伴着他的新婚妻子。
许多亲朋好友都赶来为父亲送行，他们认定父亲此去不会再回来了。不仅因为父亲带走了新婚的妻子，更主要的是他们知道父亲在那边有着一份收入不菲的工作，有着令人羡慕的生活条件。虽然父亲一再表示自己“重洋再渡赋言旋”的决心，但却不得不无奈地“堪笑故乡诸父老，谓吾此去欲登仙。”没有人相信父亲会回来。父亲只好把回国的期盼深藏在心里，在异国他乡默默地等待时机，等待着有朝一日实现自己科学救国的梦想。
我就是在父亲这样焦灼的期盼和等待中降生的。1915年2月26日，我在东京中央气象台附近的一所和式住宅中出生了。是年5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政府签字，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义愤。为此，父亲给我起了个小名叫膺东。寓意是满腔义愤打击东洋鬼子。也就在这个同仇敌忾的气氛中，父亲毅然决定辞去日本观象台的工作回国。于是，在我刚刚六个月的时候，父母就抱着襁褓中的我回到了祖国。
父亲说，在双脚踏上这块朝思暮想的大陆的一刹那，他的心一下子就踏实了。这就是那片让他爱之真切又恨之真切的土地！这就是那个曾给他带来无数痛苦却又永远割舍不掉的家园！这就是那个八年来令他魂牵梦系使他为之忍辱求学的祖国！
学业荒芜两鬓丝
回国后，父亲立刻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工作中。当时的教育部分配父亲去偏远的吉林一中当物理教员，父亲就去了，毫无怨言，干得有声有色。不到一年，有关方面调父亲到北京中央观象台工作，父亲就来了，兴致勃勃，做得竭心尽力。父亲先后担任了磁力科技正和气象科科长，建立起了地磁观测业务，并参与了国内首批气象人才的培训，初步建成我国气象测候网点。与此同时，父亲还参与了创建中国天文学会的工作，成为中国天文学会的创始人之一。
但是，当时国家动乱，时局不稳。民国初年的几次政权变易，使各系军阀乘机兴起，导致连年军阀混战。在这种动荡的社会环境下，经费匮乏的中央观象台根本无法开展工作，只能维持现状。勉强维持到1927年北伐战争开始以后，中央观象台就窘迫地连职员的薪水都无力支付了。那年，为了使大家能过个年中央观象台居然当掉了一台天文钟！由于工资发不出来，父亲只好靠在外兼职讲课维持生活。父亲曾在北师大讲过天文学和气象学，还在师大附中等中学教过书。后来，中央观象台不得不关闭，父亲就此失业了。
对父亲来说，这一次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失业使父亲失掉的不仅仅是个饭碗，更重要的是父亲从此失去了心中那份最宝贵的热情。父亲之所以苦读寒窗十几年，之所以举家回国，就是想倾其所能为国家强盛尽上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他别无所求！然而，国家却不需要他了。父亲心中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他的满腔热情终于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骤然熄灭了。
1929年，失业了两年之久的父亲应邀到青岛观象台工作，先后任气象地震科和天文磁力科科长。在青岛的几年间，父亲利用德国人留下的水平地震仪进行连续记录，那时就能根据记录到地震信号，估计出地震源的距离。他还每天24小时进行例行气象要素观测，并自己研制出风力计，建立了测风气球装置，观测近地上空风向风速，每天根据各地气象报告绘出天气图，进行天气预报。父亲在青岛期间，还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练习生，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知名骨干、教授或研究员。父亲那时也常在青岛大学兼课，讲授球面天文学等课程。并开始把学识用在着书立说上。他倾尽心血，花费了大量精力，陆续编译出《近世地震学》、《气象器械学》、《数理气象学》、《数理天文学》、《地磁学》、《质点及刚体力学》等六部学术着作。但是，这些书稿几经周折，最终只有《近世地震学》和《气象器械学》两本书出版了。其它几部书稿均因销路不广，未能出版。
“七．七”事变之后，父亲再度失业，再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八旬老父自提挽联抱憾而终
新中国诞生之后，父亲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此时，社会安宁，生活稳定，儿女们也早已各自成家立业，父亲本可以心无挂碍的颐养天年了。但父亲却常常郁郁不乐。他在诗作中感叹道：“……而今一事犹惆怅，学业荒芜两鬓丝。”父亲对自己此生不能学而有为始终在心中存着一份深深的遗憾。
1956年初春的一天，突然有一位客人来家中拜望父亲。谁也没想到，这次拜访竟会对父亲的晚年生活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来者是我母亲的外甥，我国着名历史学家，“古史辨派”的创始人顾颉刚先生。顾先生此行是受中国科学院的委托，专门请父亲出山，担当为中科院编译校正中国古历法和古天文学的重任的。
中国古历法和古天文学渊远流长，但其中的很多名词与现在的说法都不一样，读起来很费解。有些数据、计算方法也不一样。而且，这些书经过历代人刻简转抄，留下了很多错误，这些都为现代人研究古历法和古天文学带来了困难。编译校正这些古籍之人，不仅要具有极好的古文基础，还要有精深的天文历法及物理学知识。但这两者兼而有之的人实在是太少了。顾颉刚因此想到了自己博学多才的姨父，向中科院推荐了我父亲。
父亲听罢顾先生的来意后，沉吟了许久没有说话。
顾先生心中不免忐忑。一者他深知我父亲个性极强。在日伪时期，父亲宁肯失业也不愿为日本人做事，曾使出面请他执教的社会名士十分难堪。再者，中科院已经明确聘的是兼职研究员，说白了就是只做工作不拿薪水报酬的人。对此，老人能不做计较吗？三者，老人已经年近八十，进入享乐天年之龄了。这个年纪的老人，还能愿意耗费晚年的心血，去做这种无名无利之事吗？想到这些，顾先生就觉得心里毫无底数了。
沉吟了一会儿之后，父亲突然激动地站了起来。他一把抓住顾先生的手，使劲地晃动着说：“多谢了！多谢了！多谢你为我觅得这样一个机会！”说罢仰天长叹道：“我能在晚年为国尽微薄之力，则死而无憾矣！”
父亲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充实的那段晚年生活。
每天早上，父亲4点钟起床，在黎明的静谧中便秉烛执笔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用现代科学解释古代的东西，是一件十分繁杂艰苦的工作。那些天文历法中的数据计算起来非常麻烦，常常需要计算到小数点后的几位数。父亲便抱着算盘，一连几个小时一遍又一遍地核算数据。每一个数据都要反复核算许多遍，直到准确无误方才罢休。无论寒冬酷暑，父亲房中那噼哩啪啦的算盘声总是准时响起。
从79岁到85岁，父亲用了六年时间对各史律历志中的历法部分进行了注解，并把其集结成册，编译出《中国古历通解》一书的初稿。
1960年，中国科学院有关方面为了表彰我父亲在天文历法学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为父亲颁发了一面大锦旗。锦旗上写着：
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为科学史研究工作奋勇当先，光荣地无条件地贡献了自己的全部知识和力量，堪称社会主义模范老人。
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谨赠
1960年9月20日
授旗的那一天，是父亲此生最盛大的节日。父亲第一次在儿孙们的簇拥下来到照相馆，照了一张有纪念意义的全家福。照片上，锦旗置于中央最醒目的位置，父亲和母亲端坐在锦旗的两侧，父亲的脸微昂着，脸上流露出自信的神情。回来后，父亲欣然赋诗一首，放在案头自励：
遵循总路线康庄，
忽庆更生喜若狂。
事业刷新周复始，
譬诸日月焕重光。
1962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天文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父亲报告了他的《中国古历通解》。父亲的报告受到了大家的敬佩，在会上一时传为佳话。此后，父亲即开始着手为《中国古历通解》做“补遗”。他要再写一本书，完成《中国古历通解》中的许多未尽事宜。但是，正当父亲开始动笔的时候，他老人家却突然病倒了。病重住院期间，87岁高龄的父亲还始终念念不忘“补遗”。他在病床上写下了一首感人至深的自寿诗：
八七高龄食报施，
壮行厄运反心期。
老残年事诚哉事，
消化机能甚矣衰。
理数决疑将率算，
死生有命不谁欺。
苍天许我微延寿，
历法成书做补遗。
父亲还满怀希望地在诗后注道：今幸天假吾年，得在北大病院治愈此疑难症候。俾得完成这项重要之“补遗”工作。他自知死生有命，无意长生不老，只想祈求上苍能稍微延长他的寿命，让他写完“补遗”一书。一生不得志的父亲把“补遗”看得很重很重。在父亲看来，“补遗”是他晚年的一个意外收获，并有可能成为他此生最重要的一部着作。因此，从不肯屈尊求人的父亲，竟在病床上苦苦乞求“苍天许我微延寿”，希望自己能用抢得的时间来完成“历法成书做补遗”的心愿。
但苍天不解人意。父亲的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一天比一天沉重了。1964年1月5日，自知回天无力的父亲，在病榻上为自己撰了一副挽联，表达了他“补遗”不成，难以瞑目的深深遗憾之情：
人谁不死，唯晚岁虽成通解未做补遗，殊难瞑目。
我赋曰归，愿儿曹各业专门稳登岗位，饶有信心。
1964年1月5日更生老人自挽
一个月后，父亲带着深深的遗憾溘然辞世。这一天恰巧是我的生日--2月26日。我想，也许父亲是有意选择了我的生日做为他的去日，父亲大概是想用这种生死共处的特殊方式来完成两个生命的交接仪式吧。
我之所以讲了许多关于我父亲的事情，是因为我认为我的父亲是一个很典型的从封建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他的经历是当时一大批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生不逢时，拼命从旧的封建制度中挣脱出来，却又无法彻底摆脱封建思想的囿制；他们忍辱负重希望能以一身学识为国效力，却又偏逢连年战乱苦于报国无门；他们几乎一生都在挣扎、徘徊和痛苦中度过，但却从未放弃过自己的追求，始终在心中深藏着强国的梦想。最终，他们只能带着遗憾和希望把这个梦想郑重地交给了他们的儿子--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
我们是他们生命的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