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里所说的时空处境、生态环境是涉及到怎样更加宽广地、深刻地理解典型环境的问题。对于表现现代都市生活的作家这一点尤有强调之必要。“典型环境”曾经被当作平均数，当作社会的、阶级的本质力量的比例的“缩影”看待。对“典型性格”还敢提个性化，对“典型环境”可就只能标准化，否则，“难道生活的本质面貌是这样的吗”的诘难会旋踵而至。近几年情况好多了，人们认识到“典型环境”无非是特殊的人与人的关系圈，也就是“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卷515页）的意思吧。然而，这里忽视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那就是“人地关系”。我的那位否认城市特殊性的朋友所犯的理论上的过错，也就是忽视了“人地关系”，“人地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重要内容，它是在批判“地域决定论”又吸收其合理成份的基础上确立的。它的要义是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生存状态，揭示人类的发展是整个物质运动系统中的一个要素，人类的存在，发展是与物质运动系统中的其它物质的运动保持着密切联系和相互影响的，等等。这就给了我们一副更加宏阔的眼光，仅仅作为村景写点儿草木含悲，风云变色之类就很不够了。现在拉美的魔幻，西方的荒谬感、厌烦感之类，恐怕与“人地关系”不无联系。以此证之《立体交叉桥》不是颇有道理吗？其实，刘心武不过是接触到城市生态与心态的秘密的极小部分，广大的领域还没人涉险呢！社会学家和生态学家指出，城市是目前人类生存环境中最复杂的生态系统，它吸收大自然的原料，它加工这原料。它消费产品并将废料排泄给大自然，还能造成污染，它汇聚大量的信息、能量和物质，它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它象是一匹庞大的动物。这大动物的呼吸怎不影响人的心态呢？作家在描写环境与人的关系时怎能不把它的吼声考虑在内呢？作家也就必须“跳出”一条胡同一个家庭一个工厂一所学校，从这庞大动物的整体上来观照具体的人和事。
不过，也不能把地域、生态的因素强调得过了头，那反倒会模糊我们对一些更深刻、更重要的东西的认识。现在一时兴讲现代意识，好象过去的作家全没现代意识；现在话头转向城市文学，又好象过去没出过够格的“城市文学”，这都是我无法“认同”的。照我看，现代文学史上以城市为背景的文学，其成就是很高很高的，那是极光辉灿烂的一章，我们今天的作家要超越它们恐怕先得好好揣摩它们的神韵精髓才行，光靠一些借用和照搬的西方高超的理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让我惊讶的是，我每到一个大都市，前辈作品的“魂”就紧紧纠缠着我，它们永远化入这座市都，成为一般驱不散的特殊氛围、氤氲、韵昧、溶化为这座城市精神特征的一部分啦。我在黄昏时分走过黄浦江边，会不自禁蓦然想起《子夜》，在繁华拥挤的南京路上，我恍惚看到吴老太爷目晕神眩的丑态，穿过墙皮斑驳的里弄，又会想起《上海屋檐下》，倘若在雨后的里弄听到一把胡琴拉出婉转凄凉的曲子，还会不期然想副《金锁记》里那个面容如带雨梨花般的“长安”。《日出》里的“宝和下处”明明在北方，有人说是在天津，可我不知出于何种心里感受，总觉得《日出》只能是发生在上海的事。至于在北京，我的感受就更浓郁了；好象老舍、曹禺的作品已被混凝土给浇铸在这个城市里了，我心中的北京是什么多半是从它们那儿得来的。一进四合院就想起《北京人》、《四世同堂》，走在街上，虽然经过眼前的人或穿西服、或穿短裤，满口京油子腔夹杂着现代词汇，我还是觉得他们或象王掌柜，或象唐铁嘴，或象常四爷，这怪念头极难驱除。更奇怪的是，我看到拉不到客的长串出租汽车里的司机们在嘻关打闹，我就觉着“骆驼样子”又活啦，他们某一位的家里想必坐着一位嗑瓜子的虎妞吧！
是该想一想，这些作品的人物氛围何以烙刻在我的灵魂中磨洗不掉？何以这些作品里的人事早已时过境迁，往事如烟，而那情景，那人物并不肯离这都市而逝？一句话，何以幽魂不散？这简直有点象“遗传密码”似的神秘。是的，关于文学的“神秘感”我们至今还不能很好地加以解释。据说《骆驼样子》的词汇有人用电子计算器算出来了，并不多，可老舍就借这并不多的语言符号组合成祥子、虎妞和旧北京的不朽意象。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基于对历史和传统深刻认识基础上的对于民族的、都市人的文化心理素质的把握。试想，他们笔下的主要人物，哪一个身上不是绕系着民族文化精神的氤氲呢？这些作品为此而超越了具体历史时空的限制。要说得全一点，就是老舍、茅盾、曹禺等作家以其全部文化意识、生活积蓄、历史知识、艺术直觉，个人的气质天赋与他笔下的都市、都市人的灵魂拥抱交融一体，达到极高的化境。一位大作家曾说，每座城市都是一个有灵魂的人，所以，他们的成功乃是善于吸魂摄魄的结果。虽然这些作家并没有象我们今天大谈中西文化比较之类的大而新的题目，其实他们的“文化”是渗沥到作品的骨血里了。他们的作品是当时的现代意识催生的，是他们呼吸领受到当时中西文化的交汇冲击的产物。倘若有谁认为到他这儿才第一次发现了文化和现代意识的存在，将是可笑的。就拿去年大为叫座的《四世同堂》来说，它的深刻处并不象有人说的表现了民众同仇敌忾反抗侵略者的意志，而在于它体现出深邃的文化意识--用当时的现代意识对传统文化的观照。你看，老舍是多么准确地把握了小羊圈胡同各色人物的思想模式和行为模式，那历经几千年形成的人伦、道义、文明、善恶观念、那沉重、迟缓、稳固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可是，人们被骤然袭来的战争打懵了，于是，惶惑的惶惑，偷生的偷生，很象是风雨中的芦苇，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暴露得再清楚不过，然而，就在渣滓们沉沦下去，善良者惊醒起来的分化里，老舍先生怀着厚爱与微责相交融的矛盾的心情，看到了民族性格新生的希望，虽然那尾声透露着未来的苦痛和漫长。所以，它其实是一部反思和检讨民族传统文化的作品，要用新名词乃属“寻根”之作。它不是老舍先生的最佳作品，但我们仍要说，认识中国的市民阶层，特别是中国旧北平的市民阶层，请到小羊圈胡同来！
如此看来，要使今天的“城市文学”在人民心中生根，经得起时间的磨洗，走向深刻化，必得象勾摄一个人的灵魂一样勾摄一个都市的灵魂，而这一面自然要注意都市人的现实生态与心态，另一面则要探索都市的历史文化传统，灌注深刻的历史感。这就好象树冠与树根的关系，一面尽量向上伸，充分承受现代意识阳光的照拂，一面尽力向下扎，充足吸取文化土壤的养料，这样就通过树干打通了传统与现实，达成了所谓“用现代意识对传统意识的观照”。搜罗一点城市的古董，轶闻、秘事并不难，难的是看清楚城市人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
那么我们的“城市文学”又是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呢？它不可能不与城市在中国的发展状况相联系，不可能不与我们民族的曲折命运联系。就它在现当代文学史的发展看，似乎是走着这么一条“之”字路。四十年代前后，由于老舍、茅盾、曹禺等作家的创作实绩，它曾大放异彩。建国以后，它原本应该有更长足的发展，却忽然脉息微弱，神采顿消，老舍虽有《茶馆》问世，但也不排除他有大量应时之作，其它以城市为背景的作品，由于钻进“阶级斗争模式”和“为政治服务”的狭巷，城市本身反而不见了，更遑论把城市作为独特的生态系统加以研究。当时的“城市文学”，你休想从中品出京味、海派、西安味、天津味、羊城味，全是一副尊容。到了“文革”，四人帮恨不得解散城市，让大伙全吃“战时共产主义”的津贴才解气，只是碍于扭不过历史既成的事实，才把一些所谓“吃闲饭”的城里人驱赶下乡了事。所以，建国后至文革时期的“城市文学”总体上看是苍白瘦弱的。进入新时期以来，鲁迅精神在回归，老舍们的精神也在回归。陆文夫自觉地与苏州，王安忆们开始寻觅上海味，冯骥才写天津，孔捷生的一曲《绝响》似在昭告他有志于羊城风味，其中尤以北京作家群中人表现出色，大有继承老舍未竟之业的雄心。邓友梅的《那五》《烟壶》等篇，好象是在写老舍生前欲写而未顾上写的东西；刘心武、陈建功、苏叔阳等人，又象是在写老舍活到今天肯定会写的东西。
不过，话说回来，如几位京味的作家，前一阶段的主要功夫是下在重新发现上，即恢复城市的历史韵味，捕捉市民意识里变化相对缓慢的“劣根性”，续接城市文学的传统等，如韩德来（《轳辘把胡同9号》）、那五、侯勇、石义海等形象，都有颇高的文学价值。但是，随着“开放”引来的疾风和“搞活”卷起的旋涡，随着城市经济改革的迫近，他们的某些作品难以适应当代都市生活节奏的弱点也显露出来。问题在于如何不局限在已被老舍发现的东西上，如何适应新的时代更新观念上。还是刘心武敏感，接连发表的《钟鼓楼》《519长镜头》《从共汽车咏汉调》显示了一个重要变化：对城市人更加富于当代性的理解了，即不但有历史的眼光，且用现代意识的眼光评判一切，于是，他对滑志明、韩冬们能知之、爱之、责之，讽之。有篇文章批判刘心武没有把滑志明的闹事归罪于“文化大革命”，认为是一个失误，我倒觉得这是个进步，其进步在洞入了民族心埋素质的深处。换句话说，刘心武不再象以前那样，认为人民仅仅是外来的“文革”灾祸的受害者，从某种意义上看，他写出了我们每个人和全民族又同时对“文革”负有责任。“文革”在更高的意义上，也是我们民族性格自身的悲剧。更可喜的是，我刚刚读到陈建功的《鬈毛》，写一个似乎是玩世不恭的冷嘲者，如何在纷纭的世相里寻找自己的“活法”和价值，而尚未找到的故事。我认为这是他对韩德来的大超越，是他对急遽变动时代里我们民族的既反叛又惶惑的基本精神的绝妙把握。他发现了一种就其实质来说是积极的，却又暂时处于“中间”状态无所依归的精神状态。“鬈毛”既非“多余人”又非“迷惘的一代”，而是在叛逆中逐渐上升的当代青年中的一类人。这部作品反映了陈建功的观念变化--他不再用批评韩德来的那种传统观念来批评“鬈毛”了。暂且抛开“鬈毛”的评价不谈，就作品展开的现代都市奇观来看，不论是“摩托车市”，“彩票大会”、还是“菜市场音乐茶座”，都是一新耳目的当代“浮世绘”，里面渗入作者大量新的理解。由这里，我看到了“城市文学”的远大前程。
可是问题又来了。刘心武最近发表的《王府井万花筒》却使我很失望，我的朋友也说“要读完很费劲”。是否因为缺乏有趣的情节和贯穿人物？不，主要问题不在这里。虽然全篇五色杂阵，光怪陆离，各种景观无不密集，令人如观万花筒般眼花缭乱，虽然作者搜罗了诱人广告、消费心理、名不见经传之歌星磁带、清洁工之言功，商业文化之表现，从王府井南口副北口，不失为看一次大展览，可我困惑的是，这又能怎么样呢？这一切又说明了什么呢？假若为了看这些，我自己走一趟王府井，或者有人拍一部现场新闻纪录片不就行了吗，何须做如此艰苦的文字描摹呢？我想，那怕是看最真实的报告和纪实的人，也还希望从文学背景得到点什么--不是想得到说教，而是想得到一种被作者的心溶解过的理解。总之，看了这篇作品象吃了一盘精致的罗卜花拼盘，越是把这些好看的“菜肴”吃下去就越是饿。我觉得，问题出在作家本人也有陷身于万花筒般的现象不能自拔，他没有暗示出这些现象背后的剧烈冲突，一句话，缺少思想的穿透力。
说到这里，我要谈谈我对发展“城市文学”的另一个主要看法。那就是对贯穿在中国城市生活中的基本冲突的理解。不能不说我那位朋友的冷嘲有几分道理，他说城市人与乡下人没啥两样，全是咱们的“国民”。他用“国民”这个词儿让人不舒服，不过没法否认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国民性”。一点也不假，不管是北京的万花筒，还是上海、广州、天津的万花筒，藏在筒底的基本冲突都是传统与现代化、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生活方式、现代化观念与小生产的封闭意识的冲突。难道在城市里，每天鼎沸着的创新、压制、贪婪、嫉妒、交往、离异不是这种基本冲突刺激起来吗？在每个角落，不都上演着民主与家长专制，法治与人治，个性与群体，文明与愚昧，科学与蔑视知识之间争斗的活剧吗？我们的每一座城市，过去或现在都被农村包围，我们都与农村有着割不断的血缘关系，我们的城市人和乡村人都有一条残留的封建意识的辫子，我们的思维方式全都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这是谁都不好否认的。所以，我们研究城市人的生态与心态，就无法不在研究民族生态与心态的基础上进行。不过，这种巨大冲突的承担者和中介，在城市是通过“市民”来体现的。中国的“市民”同样是从久远的历史走过来的。如果说我们对中国农民的研究比较深入，那么我们对中国的市民及其意识的研究，就不系统也不深刻了。倘若不能深刻把握作为承担者和“中介”的市民，我们的“城市文学”也就很准深刻化。
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们说，现今的世界是“走向城市的世界”；我们的国家虽然步履艰难，但它也必然应和着世界的节拍成为“走向城市的中国”，就这一人类生活方式的大趋势来说，我们的文学与城市的关系将愈来愈密切而重大，它的意义是深远的。但是，把什么封闭起来也不好，一提城市是独特的生态系统，便把城市“封闭”；一提农村变革突飞猛进，又把农村“封闭”，这是我们喜欢起哄、大一统、一边倒的民族性和文学的老毛病啦，这个毛病不改，我们就很难产生现代史诗。人们在盛赞当前文学的多样化、全方位之余又在共同思考：我们的文学缺什么呢？答曰：缺史诗，缺那种结构宏大，概括力雄浑，全景式的、多声部的民族精神纪念牌（新近长篇小说的不凡势头给了我们信心）。我们要发展以城市为背景的文学，但我更想看到把中国的城乡打通，把中国作为一个血肉丰盈的整体的人来把握，写出这个巨人的伟大魂灵、强健筋肉、深厚力度和他在这个时代经受的空前阵痛的作品。因而，与其呼唤“城市文学”，不如呼唤史诗。
中国需要史诗！让我用这句话来结束我的独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