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的申诉时间是1956年2月开始的，先向党小组长古立高同志，后向总支书记阮章竞同志，并非“……去年下半年以来”。
三、“……当时进行思想批判，是有简单粗暴的错误和缺点”，如果简单粗暴仅是反映个别会议上、时间上、个别被批判对象上以及个别领导上，就不应夸大这种错误和缺点，因为个别的、偶然的错误和缺点，任何同志在任何工作中，都很难完全避免的。它很可能主要是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上的某些缺点问题。反之，不能不是思想方法、思想作风的问题。一个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多数同志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时，并非偶然的，做出的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处理问题，与其说那是由“他们本人首先负有责任”不如说这个组织领导首先负有责任更确切些。否则，领导中的本人就会降低到党员群众的位置，领导核心也将被认为是有名无实了。“简单”的涵义可以理解为主观片面，而粗暴的涵义就不一定理解为压制民主。如果一方面是主观片面，而另一方面则能适时地、恰当地运用党内民主，前者的缺陷是可以补救的，但在七次会议上，被批判者丧失了申辩的权利，会后一年之久，亦不愿接受，或不考虑被批判者的申诉（甚至也不看被批判者向党提供的书面材料），这一点，应是造成错误的重要原因。
四、“……三同志间的关系，有某些自由主义及无原则的表现”，这一结论，在我的观念中还不够清楚。为了惩前毖后，也是为了接受教训，希望党组和总支能明确指出我与其他两同志间的某些自由主义及无原则等缺点，表现在何时、何地、何事，它对党的危害程度如何，以及它在我的全部党的生活中是否占主导位置。
五、关于作协党组指示沈阳党组向下传达的问题，我认为不在于“没有经过必要的组织手续”，“不合乎组织原则”。而关键在于：“会后一直未做正式的处理”，问题亦未做书面结论，即匆忙指示分会向下传达，如周扬同志所批评“这种做法是轻率的”，同时，也是对上下级党的组织，及对党员个人，不够严肃负责的。
六、关于“通知”中涉及我的历史问题，乃是一个已肯定、错误性质的悬案，这样非结论的公开说明是否合乎干部审查的原则，我不得而知。但我总以为那是不太妥当的。
附带声明一下：关于我的被捕经过情况，我已竭尽我的责任，几次向党写了说明材料，现在我既无什么补充，也无任何修改。历史的真实将由历史本身作证。我亟待最后的书面结论。
从这两份意见书中，人们不难看出“被批判者”的温和态度，以及解决问题的诚意。下面例子可以说明他们一年多的申诉是完全正常的，是合情合理的：在党组扩大会上，不论是丁玲、舒群还是其他人，不论是在自我检讨或是揭发中，无不承认罗烽“平时很少讲话，即使在别人发牢骚时也很少搭腔”、“在听到舒群讲关于潘杨事件的小道消息后，他又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在延安，反对自由主义，自我填写是否曾传播小道消息时，罗烽一条也写不出来”，这些只言片语多少可以反映罗烽平时的组织纪律性和党性原则。然而，正是对待这样一个人，在1957年落实“舒、罗、白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中仍然加上“三同志间的关系有某些自由主义，以及无原则的表现”等莫须有的指控。对于这样的“落实”任何人都是无法接受的。
处理舒、罗、白问题的同时，重新处理1955年“丁、陈反党小集团”案的工作也在加快步骤、紧张深入地进行着。作协党组、总支、中宣部党委重新处理的意图具体表现在：
1．作协党总支副书记张僖在回答作家支部书记罗烽所提怎样开好支部分组会议讨论“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支部对丁玲和陈企霞的表现如何掌握时说：“会上免不了有牢骚，有委屈，让人家出出气，也没什么了不起，只要不过头。陈企霞不保险。”
2．罗烽以作家支部书记的身份，曾两次被邀列席中宣部党委会议。会议内容都是指示支部在处理丁、陈问题上要密切配合党委的“意图”，支部的任务是在处理过程中继续帮助丁、陈正确对待他们自己的思想问题，安心等待组织结论；对陈企霞的无理取闹，要及时予以批评，不能迁就，迁就等于看着同志把好事变成坏事。有问题可用电话同党委联系。……
这些谈话和指示，虽不十分明确，但不难看出恢复党的民主生活正在开始，毛主席有关审干政策“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指示精神即将在中国作家协会落实，同时也基本肯定了丁、陈错误的性质。
如果说，这些只是“意图”，而定案尚未落实，那么6月6日作协党组在四楼北会议室召开的有53人参加的党组扩大会，党组副书记刘白羽发言讲到1955年召开党组扩大会情况说：“在处理丁玲、陈企霞同志问题过程中，当时作协党组的具体负责人，我们是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斗争过火，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在客观上形成了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并说在会议后对所谓揭露的各种事实，提出的各种意见论断“没有进行查对”，“没有从反面仔细思考、进行分析、研究，就贸然地写了给中央的报告，至于这报告没有经过党组每一成员讨论，这在组织原则上更是不应该有的错误”。党组书记邵荃麟也在此次会上首先发言说：“今天的会是整风的会，是整风中解决党内团结问题的会，通过辨清是非解决党内的矛盾的会。不是斗争会，会的最后目的是要达到党内新的团结。一前年的党组扩大会议后，当时向中央写了报告认为丁、陈是反党小集团，经过去年几个月的调查，肯定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我在动员大会上也讲了，这个帽子应该摘掉，但不仅是摘掉帽子的问题……当时党组处理这件事情有错误和缺点，是怎样的错误和缺点，都必须辨清是非……”，“希望大家不要保留，畅所欲言，对过去看法，认为要修正的可以修正”，“有人提到有顾虑，应该打破，决不报复。报复是非组织原则的，但互相辩论是必要的，你批评我，我又批评你。只要是讲理，这不是报复”。
中宣部副部长、作协前党组书记周扬也说：“前年的会就是没有团结，只有斗争。”
综上所述，前后两任党组书记的发言，这应该算为落实了吧。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反右斗争开始后，领导者们却硬说罗烽、白朗为“丁、陈”翻案、出谋划策，去为丁玲“通天”！他们为什么一反会前的一贯说法，把“重新处理”一词改成“翻案”？但又不是给自己戴上那顶大帽子，而是硬扣在罗、白的头上？
6月7日和13日，第二、三两次党组扩大会，发言激烈。
有人说：“前年的党组扩大会的开法，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类似追查反革命的斗争会。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会议两个严重的情况，一个是不容许丁玲、陈企霞同志声辩，不容许说不同意见的话，只能挨斗。其次是不容许说任何与领导看法不同的话，甚至稍微平和的话，有些同志也起而斥之。”，“有些情况当场就可查对的，可就是不查对，也不让说相反的意见。”
也有人说：“文艺界整风为什么不能很好开展，和过去文艺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方法有关系”，“利害之民胜过是非之心”。“几年来作协领导思想上和工作作风上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在工作中远离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事后又不肯老老实实承认错误，从中吸取教训。”
有人问：党组扩大会后，材料未经核对就上报中央，“中央根据这个未经核对，未经实事求是地研究过的报告作了批示，决定在党内向全国文艺界通报……为什么党组织对同志采取这样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是否合乎党内斗争的原则？为什么对中央采取这种不严肃的轻率态度？”
“有一个时期限制《文艺报》全体人员的自由行动，据说是经过五人小组批准的，谁给的这种权力？”
丁玲会上说：“说是党员提供了丁与党的关系的材料，我要问，哪些党员？什么材料？有多少可靠性？在什么情况下提供的？我提议把××写的关于我的材料在会上公布。××提供的材料，你们调查没有？
“刘××说斗争我，经过部长办公会议批准，我要问：部长办公会议的性质？是口头申请，口头批准的？请拿出会议记录来。是书面申请，书面批准的？请拿出材料来。部长办公会议上的决定是不是就可以说是中央的决定？
“这一行动，你们把作协的支部、总支、宣传部党委会放在什么地位？……”
面对这些发言和措辞尖锐的指问，党组扩大会开不下去了。6月13日第三次会议临结束时，主持人邵荃麟宣布暂时休会。
6月初，妈妈在汤岗子疗养院接到作家协会党组叫她返京的通知，乃于6月12日提前两个月出院。到家后，于13日参加了最后一次“一面倒”的为丁玲翻案的党组扩大会。
在此之前的三次党组扩大会上，爸爸和妈妈均未发言。
6月中旬后，全国整风形势急转直下，由帮助党整顿作风变为反右派的斗争。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舒、罗、白望眼欲穿，苦盼一年半之久的“正式结论”也像随风飘浮的小小氢气球，越升越高……
看来，“落实”要“落空”了。
四、舒、罗、白反党小集团的来龙去脉
1955年4月，以“我是作家协会的一个工作人员”身份写给中央的一封匿名信发出。信中主要是对1954年检查《文艺报》有意见，为《文艺报》的负责人陈企霞鸣冤叫屈，旨在推翻检查《文艺报》时所做的结论。这封匿名信被转到作家协会后，一直搁置着。事隔几个月后，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公开追查“匿名信”的作者。从8月3日开始，截止到9月上旬，历时一个多月共召集十六次会议。
头几次党组扩大会，与会者纷纷发言揭发“匿名信”的性质、目的、危害，分析谁有可能是匿名信的作者。妈妈在8月5日召开的第三次会上发言说：她作为支委（总支）从头至尾参予对陈企霞同志问题的处理工作，根据1954年12月29日与陈企霞的一次谈话内容、口气与匿名信中词语的一致性，早在6月（1955年）下旬第一次看到匿名信时便大胆地向领导说出所谓匿名信的作者。经过分析，大家一致认为匿名信出于陈企霞之手。也是在这次会上，戈扬首先提出作家协会有暗流、细流……党组书记周扬在第二天的大会上明确表态说：作协有一股反动暗流。
两天后，即8月8日召开的第五次党组扩大会议的气氛发生急剧变化。会议主持人刘白羽首先讲两件事：“第一，我们的会向领导汇报，领导觉得这样进行思想批判、整顿文艺界队伍，很有必要。因此中宣部决定扩大会议，请中央文化部、全国文联及其他几个协会党的负责同志参加。第二，陈企霞发言态度同志们不满意……根据党组的意见我们觉得不能让他继续参加会议。根据同志们的建议，党责成他限期交代匿名信问题，陈企霞今天就不参加会议了。”
也是从这次会议为起点，会议内容发生“质”的变化。女作家xx站出来揭发丁玲在《文艺报》问题发生后，曾劝陈企霞说“忍着吧，忍着吧”。揭露艾青：艾青说过“企霞，咽下这口气吧，咽下这口气吧”。
这之后的几天会议，主要揭发大小暗流、细流涓涓汇人丁玲处。除了揭发，也有许多人站起来检查个人的某些自由主义表现。到8月13日下午召开的第九次会议，会议记录标题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座谈“匿名信”问题》变成《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座谈关于自由主义、反党暗流问题》。会议主题的更换明确意味中国作家协会在肃反运动中，由追查匿名信为突破口最终转入揭发、批判、打击“反党宗派小集团”的斗争。会议的主攻对象是丁、陈。揭发他们配合“胡风反革命集团”向党进攻，批判他们在党内制造分裂、搞宗派反对周扬。但是，抱蔓摘瓜的现象亦比比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工作的关系与丁玲有接触，平时交往较多的人，特别是那些与领导意见相左者，几乎都被牵连。
第九次会议上，白朗、逮斐遭到1952年与她们一道去朝鲜慰问的另一位女作家××的“巧妙”批判。
8月31日，第十二次会上作协创委会负责人，曾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与罗烽、舒群同是一个党支部的沙汀发言说：“……白朗发言中谈到有自由主义，把东北作协党内团结问题在北京乱说，我认为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她没有谈到，我要谈的这回事同罗、舒都有关系，包括他们在内。1953年我刚到北京工作，井岩盾参加东北作协总结工作。会议的记录、报告我曾看过，我觉得在那次会议当中，罗、舒、白至少有严重的反党反领导的嫌疑。会议开始是谈文艺思想问题，跟着就把问题集中到刘芝明的身上，认为刘芝明在执行文艺方针上有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