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运动是“五四”社会运动的派生物，也可以说，新文学运动是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和具体化的结果。由社会性的救亡思想而深入到救亡必须启蒙民众，而要启蒙民众必须改革文学，使之能为普通民众所接受，这想法在当时的先进文学家中是非常明确的。因此，庶几可以这样得出结论：文学革命的初因不是、至少不主要是文学，而首先是反抗封建桎梏和封建统治的功利性行为。
胡适说到新文学的白话文运动时曾提到人们罕知的王照其人。这人的思想、行为证实了戊戌维新和“五四”运动中，政治斗争、思想革命与文学改造这些现象之间具有内在精神的一致性。王照参加了戊戌变法，也是当时的一位领袖人物。变法失败后他是被通缉的要犯之一，被迫流亡日本。庚子之后改装潜回国内并隐居于天津。他归国后思想有了大的转变，从“妄冀富强之效出于策略之转移”中觉悟过来，要从教育“芸芸亿兆”下手。他认为富国治理的根本在最大多数的细民，不在少数英俊之士，于是悉心创造“官话字母”，以求使文字语言能够切近民众。这是白话文运动的先行。胡适说：“当时也有一班远见的人，眼见国家危亡，必须唤起那最大多数的民众来共同担负这个救国的责任。他们知道民众不能不教育，而中国的古文古字是不能做教育民众的利器的。”（见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许多新文学运动的推动者，早时也热衷于科学救国，后来发现社会落后、民众愚钝，于是转而求以文学启发民心。这是救亡的一个选择，也是救亡与启蒙进而结合互相渗透的一个明证。从上引王照的例子可以看到当年维新主义者选择白话，与新文学运动参加者为新文学寻求适当工具的思考是同向的。他们从不同角度出发，而在同一个社会现实的基础上获得共识。
基于上述，我们认识到五四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学革命的基本动因是觉世维新和振兴国运，是由社会政治、思想变革的需要转向文学讨取药方。这构成新文学运动救亡、启蒙与艺术自立的创新之间的潜在矛盾。我们在这里探讨的中国文学的历史命运，自从“五四”最初十年结束之后，中国文学运动长时间动荡与不可挽回的倾斜，其原因在最初的文学梦想中即已种下。这是宿命，是不可逃避的。因为这是、也只能是属于中国的文学追求。
四、作为基本触媒的世纪末忧患
五四新文学运动继承了它的前身--近代文学改良运动的基本思想，即有感于国势艰危，思以文学之力而起到强国新民的作用。康有为在1897年《日本书目志识语》中把文学的教化作用提到最高度：“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19世纪末兴起的小说界革命，是从小说的社会教化功能入手的。梁启超同样重视小说在这方面的作用。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指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他认为从改良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以及改造人的角度讲，小说的改革都具有先行的决定作用，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那时的小说界革命或诗界革命，除了注意到内容的革新有助于启发民智，同时也注意到了白话的普及与运用和对于文学教化作用的价值。1901年《无锡白话报》刊登未署名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的文章，明确举扬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的旗帜，把白话的作用提到极重要的位置：“愚天下之具，莫文言；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认为白话是振兴国运的必要工具：“文言兴而实学废；白话行而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意思是讲没有白话必将无国无民。
新文学的推动者在上述那些基本方面，完全认同他们的前辈。他们对于文学的社会改造功能的重视，以及对白话提倡的热情几乎与近代先行者如出一辙。蔡元培指出近代以来人们已由思想改革推进到文学改革，是“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钱玄同等人更是对旧文学充满了怀疑态度，进而对之实行尖锐的批判。他在1918年致陈独秀的信中说：“旧文章内容，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青年子弟，读了这种文章，觉其句调铿锵，娓娓可诵，不知不觉，便将为文中之荒谬道理所征服。”
五四新文学运动直接从近代先行者那里承继了百年梦想的理想精神。尽管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国经历了至少两次幻灭的痛苦：百日维新之后的复仇性反扑和残酷镇压；辛亥革命之后军阀混战，封建势力卷土重来。两次悲剧性经历是使人们重新体验思想上的幻灭和旧事物的顽强生命力--它可以借任何机会显示自己的韧性。但作为文学救国的另一轮尝试，五四新文学运动以似乎从未经受挫折的纯真热情开始了又一次投入。
五四新文学运动作为漫长的结束噩梦的求索途中又一次新的亢奋，至今还留给我们以青春奔放的印象。巴黎和会的丧权辱国，不过是民族积愤的干柴之上一点火星的引燃。作为一个契机，由受损害的民族自尊而激起了对于中国漫长封建历史的反思。以“打倒孔家店”为标志的对于封建主义的批判，以引进以科学、民主为标志的向着现代文明的认同感，都是基于唤醒国民的心智，重新铸造“民魂”的救亡与启蒙融为一体的文学实现。
新文学的设计和创立成为反抗全部旧秩序的手段的试验地和突破口。它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批判精神是这一运动的前提和基础。面对庞大旧秩序的彻底怀疑和反叛精神是新的思想家园的精髓。后来的坚信不疑以及皈依经典、迷信个人是国民性格的软化和退化。因为是19世纪末悲剧心态的延伸，它成为了世纪忧患的新文学的灵魂。救亡的焦躁与启蒙的崇高感交汇而成为新文学总体精神的悲凉气氛。深刻的怀疑、严峻的思考、悲愤的呐喊、决然的反抗，综合构成了“五四”新文学先天的悲怆风格。
因为它深受西方个性解放和民主思想的启悟，因此在它的展开中又被糅以自由奔放的情调。新文学最初的成熟作品，大抵都充满了反抗精神，而当这一精神附着具体的形象，则往往表现为癫狂性的。《狂人日记》中疯子语言体现了现实的真实性，郭沫若的《凤凰涅盘》和《天狗》的语言也是狂放不羁的。它们在非常规的疯狂状态中，传达出特殊时代的基本精神。整个时代的文学艺术几乎都不是轻松明丽的。
即使如“湖畔”那一伙年轻的专做爱情诗的诗人，在他们那些纯情的歌唱中，那种青春追求始终为反抗、牺牲、争取的悲凉氛围所笼罩。爱情在当时中国不是一种青春的权利和享受，而是抗争中的使命。它是情感的，甚至要以情感的牺牲为代价。巴金的《家》并没有那种对于青春的陶醉与追恋的轻松甜美，也是无所不在地充斥着反抗、憎恶，甚至是愤怒和死亡。即使是朱自清的抒情散文《背影》，其中父亲穿过铁道，爬上月台那一刹那的印象，也是中国儿女对中国父辈的苦难悲凉所摄取的永恒的镜头。《背影》中有重大的人性因素，但对中国社会赋予的一代人的衰老背影的凭吊至少是同样的浓重。
中国新文学历史的第一页就是在这样严肃而充满使命感的气氛中掀开的。1919年《新青年》发表宣言，首先高扬的就是怀疑和反抗的精神，认为要“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要抛弃旧观念而创造新思想，以“树立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针对中国社会的久远苦难，《新青年》为未来中国画出了一幅多彩的理想蓝图：“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劳动的、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渐渐减少，至于消灭。”它几乎把能够想到的美好词语都堆积起来，用来表达我们的未来。想象力有多么丰富，这些描绘未来的词汇就有多么丰富。这一切，后来就化为中国文学长久追求的目标。
《新青年》以浪漫派的情调向世人宣示它对旧势力的反抗精神，它在关于“罪案”的答辩之中说：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仁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仁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这一番话说出了当时弄潮人的另一种心态，即他们对一切旧物的批判和反对的基本态度。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新文学的浪漫精神。对于他们，一切新的都要召唤，一切旧的都要推倒。他们不在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争取到这些，以及他们是否有可能摒弃那些在悠久历史中形成的生命力持久而顽强的传统文化、习俗和思维方式。
这从一个崭新的层面表达了中国知识者面对的选择困境：他们既无力在一个运动中推倒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统治，又对自己所呼唤和争取的一切甚至也来不及弄清楚。但由于社会苦难和民族衰落的积郁，他们没有充分准备便投入了一场壮烈而且力量悬殊的抗争。他们普遍具有急于求成的紧迫焦灼心境，希望能以最快的速度和效率赶上世界的潮流，以缩短中国和外部世界的距离。于是他们希望速效和速胜。
前面引述过的蔡元培说的“至少应该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各国的百年”便是一例。无独有偶，郑伯奇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中也谈到，虽然落后国家产生了文学新潮，但先进国家所经历的文学进程，它还要反复一遍。不同的是，这个反复是快速的：“这快速和落后的程度可以说是反比例的。越是落后的国度，这种进化中的反复来得越快”，“回顾这短短十年间，中国文学的进展我们可以看出西欧两百年中的历史在这里很快地反复了一番”，“西欧两个世纪所经历过了的文学上的种种动向，都在中国很匆促地而又很杂乱地经历过来”。1932年刘半农在《新编白话诗稿·序》中曾经感慨从“五四”到那时短短15年光景，他们那一辈人“都被挤成三代以上的人”，当年新鲜的东西也都不知不觉变成了古董。
这种情景在“五四”过后半个多世纪的开放的文学十年中又重复了一遍。这十年政治上的相对宽松，社会从严重的教条约束下释放，得到一种改善性的准自由状态。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面对这个社会因禁锢而生成的愚昧落后与周围世界形成的巨大反差，百年苦难滋长的文学忧患得到弥漫性发展。在高速竞技般展示的节日狂欢的背面，不难看出这一代中国人的失落感，那里隐含着一种沉痛悲凉的感觉。
这乃是万事不如人的蒙羞垢耻心态借助文学的创新以求平衡的实践，20世纪90年代社会文化现实中诸多方面都有这种表现。但文学表现得最集中，最强烈。朦胧诗之后，有新生代乃至新新生代。所谓第三代或第四代诗人或批评家，所谓第五代导演或画家，文学艺术和诗人们都“老”得很快。不觉间原先的弄潮儿变成了保守的前辈，甚至成了“打倒”的对象。评论界更是不断推出新潮。人们惊呼被“创新的狗”追赶得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了。
这是由于文学蒙受的苦难最严重，而文学家也能最敏锐地感到这种氛围。而从相距数十年在中国重复出现这种巨大的创造热情所包蕴的悲凉情怀，及其表现出的近于疯狂的文学创新的旋舞中，不难看出这是由于挣脱苦难而爆发的补偿快感的刺激，是由于长久的饥渴过后的失常欲求的驱使。中国文学在此种情态和环境中产生的追求新鲜刺激、浮躁喧嚣、不由自主地模仿，以及由于急功近利、求成心切所造成的粗糙和肤浅，都是这种心态下易于产生也不难理解的弊端。
五、从思想革命到工具革命
在充分宣扬的文学救亡意识的支配下，中国文学的变革呈现出饱满的热情投入精神。初生的文学一开始就进入了反抗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大破坏和大建设的热潮中。作为文学运动的精神思想支柱，胡适从纷繁的现实情态中，将此归纳为“人的文学”和“活的文学”两大内容。这可以认为是对“五四”新文学精神的较为深入精确的把握。
“活的文学”重点在文学的运载工具的改革上。即从以脱离民众口语和社会现实的文言作为工具，转变到以现代人常用的口语为基础的规范化的现代汉语作为工具上来。白话的提倡以及它对文言的战胜所具有的价值和功绩，是逐渐被认识到的。相当时间流传过的提倡白话文是形式主义的谬误，后来也得到了辨析。
白话的提倡和运用是旷古至今的伟大事件。由于运载工具的变革，文学的面貌为之一新。它具备了成为新的文学最必要的前提。文言的弊端在“五四”先驱者那里几乎是不言而喻的。
胡适指出文言对于前进的时局已经成了极大的障碍。首先是当时大量的时务策论的文章，其次是翻译外国的学术着作，再就是用古文翻译外国小说，均感到无法表达新思想新观念，从而有不能沟通的痛苦。
胡适曾引用严复在《群己权界论》一文中自我辩护的话：“海内读吾译者，往往以不可猝解，訾其艰深，不知原书之难，且实过之。理本奥衍，与不佞文字固无涉也。”胡适认为从严复的“理本奥衍，与不佞文字固无涉也”这13个字里，听到了古文学的丧钟，听见了在古文字自己宣告死刑。严复的话宣布了古文在表达现代新思想的复杂深刻的论述方面的无能。它在现代科学文化学术面前，表现出难以传达、沟通的尴尬。严复的文言功底谁也不会怀疑，所谓“无涉”恰恰表现了这一运载工具的总体的失败。
“活的文学”的倡导，勇敢而果断地宣告了其与传统思维方式以及传统传播手段的决裂。这种决裂的纵的背景，依然是对于封建思想文化体系的警惕。钱玄同说的“浪人发昏”，即指的文言以它的完备周到而诱人误入歧途。那一代人在新时代中觉悟而树立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首先是从文体革命入手，即是以传播手段的改革而断绝封建思想的后路。其动因也完全是从这一背景出发的。
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他们生活在一个全球性的开放环境中，他们不能听任那些啃啮了数千年的精神思想毒素继续肆虐。他们最极端的口号是“无父无君无法无天”，是“排孔”--“以孔毒之入人深，非用刮骨破疽之术不能庆更生”。因为对这一点有充分的警觉，于是有了陈独秀诸人讲的在建立白话文的问题上“决不容讨论”的“粗暴”。这体现了那一代人的胆识和魄力，以及他们蔑视庞大的传统存在的反叛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