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高个子中年人，背稍微有些驼，戴一副八百度的近视眼镜，镜腿子摔断了，用胶布缠住。面色寡黄苍白，目光深邃冷漠，孤傲之中透出几分神秘，身上多少带有一点仙气。此公是《文艺春秋》的老朋友，大家都喜欢他。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有了好稿子先给《文艺春秋》，而且还喜欢思考，见解独特，说出话来经常能给人一种启示。无论对文艺问题，还是社会动向都能分析得头头是道，且颇富哲理，有点布道解惑、指点迷津的意思。由于他爱说实话，没有一般记者捕风捉影、夸大事实的本领，因而在报社很不受重用，四十多岁了还是一般编辑。
“孟瞎子来了！”野风欢呼雀跃，拿起酒瓶晃了晃，唱道：“朋友来了有好酒……”倒了满满一茶杯，递给尚未坐稳的孟一先，“喝吧，朋友！”
孟一先呷了一口酒：“嗯，不错，是谁送的？”
野风眼睛一瞪：“屁话！谁还给穷诗人送酒？这可是老朋友用稿费买的，血汗挣来的酒，清清白白的酒！既不是公款买的，也不是行贿送的，放心喝吧，老弟。”
周新亚问道：“高人！最近又有什么大作？”
孟一先放下茶杯：“能有什么大作？整天采访，编稿，忙得晕头转向。”
胡然说道：“起码总是有些想法的吧？”
孟一先说：“想法倒是有，只是很不系统，也很不清晰。”
周新亚怂恿道：“说说看嘛！”
孟一先又呷了一口酒：“我近来常常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新诗的崛起对中国诗歌发展的意义。”
野风眼睛放光：“瞎子快说！”
孟一先说：“实事求是地说，几十年来，在一种思想框架的桎桔下，我们没有产生什么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大量昙花一现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种政治思想的传声筒。”
胡然停下手中的笔，仔细倾听。
野风猛喝一口酒：“痛快！”
周新亚催促道：“说下去，说下去。”
孟一先接着说：“三十多年来，我国诗坛到底出现了些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粗略地概括一下：五十年代，儿歌式的欢唱和顺口溜；六十年代，政治宣言般的狂热抒情；文革十年，神庙里的祷词和颂词。而粉碎四人帮的一段时间里，虽然好像热闹了一阵子，但基本上还是新瓶装旧酒，没有多大起色。依然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那一套，激不起读者的兴趣。”
野风睁着亮晶晶的醉眼，赞叹道：“瞎子，我服你了。你狗日概括得真好啊！”
周新亚和胡然同时说：“讲下去，讲下去。”
孟一先又呷了一口酒：“只是到了八十年代初期，诗歌王国才出现了燃烧着希望的曙光：带着强烈现代主义文学特色的新诗潮正式出现在我国诗坛，一大批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向着远方探索，诗坛上升起了新的美－－中国文学的新纪元开始了！”“好！”野风一拍桌子，拿起瓶子，给胡然和周新亚也倒了一点酒，举起瓶子高喊：“弟兄们，为孟瞎子的邪说干一杯！”
四人同时仰起脖子喝酒。这时从开着的门外传来了一个女声女气的男高音：“啊唷！我说李小姐，你是怎么搞的？你的年龄好像凝固了似的－－你不会有什么驻颜术吧？”
是小城文艺评论家钱学义的声音。钱学义是古城师专的副教授，此兄自视甚高，平时眼里只有一个人：领导。为了发文章，有时也会巴结奉承一些编辑，不过转脸就把他们忘了。他刚才奉承的“李小姐”，是肖副市长的外甥媳妇李玲，在作协资料室上班，三日打鱼，两日晒网，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谁也不敢说她什么，是作协机关的特殊人物。
“还年轻呢，都成老太婆了！”李玲娇滴滴的声音。
“真的，一点也不夸张。”
“大文豪，又有什么新作了？”
“哪有什么新作？只不过写点小评论罢了。”
“大文豪还谦虚呢！”
“就算有点小成绩，那还不是碰上了好领导，特别是肖副市长这样关心爱护知识分子的领导。肖市长最近好吗？”
孟一先莞尔笑道：“细酸来了！小心戴上高帽子。”
野风问道：“什么是细酸？”
孟一先说：“元代把穷酸落魄的文人称做细酸，你们看看这位大评论家像不像个细酸？”
三人同时笑了。
说着钱教授已经进了编辑部。野风立即收起酒瓶，胡然低头看稿，孟一先拿起一本杂志翻着。周新亚是理论编辑，不好躲避，只得做出笑脸招呼道：“钱老师来了！”
细酸拱手一揖：“无事不登三宝殿。各位大佛都好吗？”
周新亚问道：“教授近来无恙？都在忙些什么？”
细酸说：“也没有忙什么，就是评点二十四史费了些工夫。”周新亚说：“难怪这些日子不见你的面，原来是在研究圣经哩。”
细酸说：“二十四史，每个搞文学的人都应该读一读，否则知识面就太窄了。”
见大家都不理他，细酸笑问孟一先：“大记者，最近有什么内部消息？”
孟一先从眼镜片子外面瞅了细酸一眼：“听说肖副市长要高升了。”
细酸问道：“真的？”
孟一先说：“肖副市长一旦高就，他的三朋四友都要鸡犬升天了。”
细酸发现孟一先话里有话，便转过脸去和胡然搭讪：“大作家，你的小说集我拜读了，花了整整两天读完的，精彩之至，非常感人。我准备写篇评论，正在酝酿哩。”
胡然说：“那就谢谢了。可别瞎吹呀！”
细酸说：“那当然。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这点分寸还是有的。实事求是，这是钱某人一贯的作风。”
说着又转身去讨好野风：“大诗人，你最近的诗我都看了，那可真是－－”
野风打断他的话：“教授先生！你都看了我的哪几首诗呀？”细酸脸一红，拍拍脑袋：“你看我这脑子！才读过几天，就把题目忘记了。但总的印象还是有的，空灵、雄奇，真不愧是西部诗歌的翘楚哟！”
一丝嘲笑掠过野风的嘴角：“大教授，您可能记错了吧，我最近并没有发表什么诗呀！”
细酸的脸红到脖子里，急忙把一篇文章交给周新亚，说一声“再见”，匆匆离去了。
野风叹道：“孟瞎子，我真服了你了！这个细酸的称号放到钱学义身上，那是再贴切不过了。”
孟一先说：“刚才细酸在资料室里奉承李小姐的话大家都听到了，他为什么要特别感激肖副市长呢？这是有点原因的，你们还不知道？”
众人催道：“说说嘛！”
孟一先说：“肖副市长对于钱教授，那是有知遇之恩的。大家还记不记得前年夏天，细酸先生出了一本评论集？”
周新亚说：“记得记得。集子出来后，他给人赠送都是分等级的。给领导送的都是挑最好的书，恭恭正正地写上仰请指正的字样，亲自送到家里。给一般人则是两人合赠一本，我是和胡然共享的，上面写着胡然、新亚合正。你说可笑不可笑。”野风说：“狗日欺负人哩，我把给我的合正扔到垃圾箱里了。”
孟一先说：“就是那个集子。教授先生出书时，因为买不起书号，是在一家私人印刷厂印的内部出版物，经费是欠着的。大概是5万块钱吧，教授求遍了亲朋好友，硬是筹不到这笔款子。人家私人企业也赔不起呀，于是就来了个坐收。什么是坐收？就是印刷厂派人赖在教授家里不走，他吃饭人家吃饭，他睡觉人家睡觉，他看电视人家看电视，他抽烟人家抽烟，一天三班倒，轮换着盯教授。一个月下来，细酸先生终于撑不住了，体重下降了十几斤。教授毕竟是教授，危难之中他想到了知识分子的亲人－－党和政府。他找到了主管文教的肖副市长，讲明情况之后便扑通一声跪在了办公室里。肖副市长好说歹说，死拉活扯，他就是不起来。一个堂堂教授，跪在公仆面前，而且长跪不起，这成何体统？肖副市长只得拿起电话，给古城师专的校长打了电话，半是命令半是：求情地让学校垫付细酸的出版经费。校长答应是答应了，但提出了一个要求：肖市长，我们报销可以，但你必须把他调走。我们庙小，供不下这尊大神。当然，经费报销以后人也并没有调走，因为没有人愿意要他。”
周新亚接上说：“这位副教授还有一绝：集子出版后，他自己化名为女读者，写了几篇吹捧文章，分头寄给报章杂志，说他的评论如何如何了得。，我这里还有一篇，一看那口气和行文，就知道是细酸的手笔。”
野风不耐烦了，对孟一先说：“净扯那鸟人干什么？还是接着讲你的构想吧！”
孟一先略一沉思，加重语气说：“这些新诗的大量涌现，就使得建立和形成多种风格与流派成为可能。而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作者都沉溺在传统和民歌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的作品里只有白天而没有夜晚，只有欢笑而没有眼泪，这是多么的违背真实，又是何等的虚假啊！在这种情况下，又何谈艺术的独创？我以为，形成新的流派和风格，必须要有独特的思想观点，独特的艺术主张和独特的审美趣味。”
野风拍案叫道：“讲得太好了！把我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胡然说：“我听明白了。理论家的意思是，只有现代主义才能救诗歌？”
孟一先道：“正是。诗歌强调的是主观感受，它是诗人灵魂的再现，而非简单的生活画图。”
周新亚激动地说：“这真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听了理论家的一番高论，真有醒醐灌顶之感。孟老师，你也别客气了，既然有这样好的想法，就干脆把它写出来吧！《文艺春秋》作为重点文章全文发表，你看如何？”
孟一先说：“让我再想想吧。这个话题比较敏感，会触到一些人的痛处，发表后惹起一些麻烦也说不定哩。”
野风说：“球！都到什么年代了，一篇学术文章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写！看谁能把咱弟兄们怎么样？”
孟一先说：“那我就试试了。出了事情你们可要负责。”
周新亚：“一言为定。出了问题我顶着！”
胡然忙了几日，把案头的稿件处理完毕之后，抽空去了一趟文教局，和文化处的黄处长套了半天近乎。看看谈得入港了，胡然便问道：“处座，听说今年要搞戏剧调演，是不是已经定下来了？”
黄处长扬起眉毛问：“你问这个干什么？”
胡然说道：“随便问问嘛！”
黄处长说：“原则上已经定下来了，准备十月初搞，现在正在跑经费。”
胡然于是不失时机地向黄处长推荐了杨小霞。
黄处长笑道：“杨小霞是不是你的板？”
胡然脸一红：“胡说！只不过下乡时偶然结识的，确实唱得好，是个难得的人才。”
黄处长摇摇头：“你哄谁呢。一般认识的人，你不会这么热心的。你们这些作家现在也花心得很，十个有八个不老实了。”胡然站起身：“那就这样说定了？黄处长？”
黄处长又按胡然坐下：“你先别走。我还要你帮忙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