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原在1944年5月‘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去工作。‘中美合作所’就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简称，这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合办的由美国人替美国人自己也替蒋介石训练和派遣特务并直接进行恐怖活动的阴森黑暗的特务机关，以残酷拷打和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而著名。谁能把绿原‘调至’这个特务机关去呢？特务机关能够‘调’谁去‘工作’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了。”
绿原便被“钦定”为板上钉钉的“特务”了。
事实却是绿原在复旦大学外文系念书时，考进了设在校内的译员训练班，结业时分配工作，被派去中美合作所。绿原感到震惊和痛苦，便去信给胡风，胡风当即回信：那地方是万万去不得的。绿原接信后随之逃亡，改名换姓落脚在岳池县一所中学里。不久，对他的通缉令发到了复旦大学，时在该校任教的靳以先生即通过冀仿转告绿原，要他深居简出，务必机警一些……
6月15日，毛泽东又写了三批材料的总序言，使其汇编成册，江洋澎湃一般发至全国。毛泽东在按语中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于是，从2月起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公开批判，陡然转折为政治上、组织上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
5月16日深夜，胡风被带出了家，暮春柔和的晚风里，他却浑身发冷，宛如走在一条寒气逼人的冰道上。附近若隐若现、造型柔和的白塔，此刻也凄然高耸，好似一个着白衫的巨大冤魂，徘徊于北海之上作无声的呜咽……
第三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法律垫在了屁股下，却以法律的名义批准了对他的逮捕。
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2100余人，逮捕92人（这些人的逮捕令均由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亲自签发），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1956年底，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内党员32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这78人中，到1958年5月，给予撤销职务、劳动教养、下放劳动等处理的61人。
1965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判处胡风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1966年，判处骨干分子阿垅、贾植芳有期徒刑12年。“文革”中，加判胡风无期徒刑，并收监关押至秦城监狱。
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桩冤案才被宣告平反。
毛泽东的脑海里，不仅是一个瘦骨嶙峋的梁漱溟了，对于一两个人，哪怕已被称之为以笔杀人，他也可以有此雅量：让其枯坐家里，犹如一串吊在房檐上的腊肉，听凭岁月去风干他们的灵魂；
此时却有了一群“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的几十号人，后人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想象出来的“集团”，但对于只需望一眼微风拂动的树叶就平抑不住对暴风雨的预感的毛泽东来说，他的预感在很大程度上正来自于想象。
对这个“集团”，他不存在雅量，因为在他严峻的想象里，这个“集团”只是第一片蛇信子，第一支罂粟花，在党政军系统和社会各界，还存在更多的披着“干部”、“文化人”外衣的敌人。
他不知依据什么搞出了个定量分析，即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约占5%的估计。
也不知为什么，这是一个犹如初恋的情人一样，让毛泽东难以忘怀的定量分析，在此后的每一个运动里，他都要拿出来，似棱镜分解出阳光一般，以此分解出中国人的政治色彩来……
何况，在胡风的同类--作家、艺术家神圣的殿堂里，只有一个人敢于走上主席台，站在两个虎视眈眈的门神--坐着的周扬、郭沫若之间，说了半句话：
“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他反……”
随即，这个叫吕荧的人，被推下台，随斥责与咒骂的滚石，一下掉进了命运的深渊。
此外，就是一片黑发怒耸的脑袋，一片掀土不已的铁锹。犹如嗡嗡乱叫的苍蝇急于舔血，人们争先恐后地挤到“墓穴”前，纷纷给胡风的“尸体”压上一锹“泥土”--
“胡风，你是九尾狐，你的主子是谁……”
“胡风娘家是中美合作所……他们不仅是狼种，而且又当过狐狸的徒弟……”
“胡风是反革命的灰色蛇，胡风与胡适的区别是一种灰色蛇与白色蛇的区别……”
恍若这是一个忙着给动物取名的智力竞赛。最沉重的几锹“土”，似乎是由手无缚鸡之力的郭沫若掀下的，他发言的题目便是《请依法处理胡风》，内称：对于胡风这类“反革命分子”，“必须加以镇压，而且镇压得必须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厉……”
既然毛泽东有了一个5%的基本估计，又有了神圣的殿堂里海浪一般汹涌的回声，所谓“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肃反运动，便如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了……
这是一个警惕的眼睛好似海藻般四处飘浮、并锋利得几近能削去果皮的运动。
在中国作协，有一个叫冯大海的行政十七级的党员干部，时任《文艺学习》创作组的代理组长，他的文艺思想颇接近胡风，为此也去过胡家几次，但谈不上有什么深交。他的一个中学同学在海军任中尉枪炮官，两人倒是经常来往，一起下舞场，逛公园，中尉还给他介绍过女朋友……据此，冯大海便像虫子一样被运动的蛛网给缠住了：十有八九，他是从中尉那里套取我军军事情报，提供给“胡风反革命集团”，而显然胡风不会拿军事情报来写诗，或是擦屁股。
对于这一具有惊险电影效果的案情，公安部异常重视，派出一位处长，加上海军司令部保卫部的一位上尉，和时任中共作协总支委员的黄秋耘，联合组成专案组。虽由黄秋耘任组长，但专案组的工作均属“绝密”范围，作协不得过问，归公安部直接掌握。三十一年后，黄秋耘写下了当时的情景：“冯大海是由公安部直接下命令逮捕的，签发了逮捕证和搜查证，指定由我去执行。在1955年冬天一个严寒的深夜里，我带领了几个人去逮捕他和搜查他的住宅。当时我的心情是很矛盾的，觉得根据一些不实不尽的材料，就随便怀疑一个人有间谍活动，加以逮捕，这样做未免过于轻率。同时我认为，即便胡风一伙真是个反革命集团，跟胡风一伙有些来往、甚至赞同他们文艺观点的人，也未必个个都是反革命分子。至于说冯大海奉胡风的命令窃取军事情报，则更是无稽之谈。根据那个海军军官的交代，他告诉冯大海的只限于军中的一些轶闻趣事之类，作为军事情报，那是一钱不值的，况且他只不过是一个中尉军官，根本不可能知道多少战略性的军事机密。但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只是在执行任务时，我有意做得宽容一点，我没有给冯大海扣上手铐，当人们带他上汽车的时候，我扭过脸去，在房间里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还低声对他的妻子说：‘要照顾好孩子！’这句话等于暗示她，她的丈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叫她想开一点，我真害怕她会自杀”
这是一个波及范围不大也不小的运动。
在复旦大学，一百多个有问题的学生被隔离在一个地面潮湿的大教室里，睡在用木板搭成的几排通铺上，吃饭、上厕所，则有专人在后面盯着，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与外界不得有任何联系。这些二十岁左右的莘莘学子，有些什么问题呢？有的是因为在贾植芳任课时和他接触较多，而他现在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有的因为曾是上海的震旦中学的学生，而曾经做过该校教导主任、以后又担任了天主教上海教区大主教的龚品梅，已经被指控为“美国间谍。”
还有的则为一个玩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某系有一个调干生，年纪虽只比考进校的同学大上几岁，春情发动得却好似正欲升空的火箭，任何一个女同学随便看上他一眼，他都能在这目光里挤出浓情蜜意来。他总觉得在这个同学里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占多数的班上，自己的贫农出身、党员身分，无疑有着大街上邮筒般的醒目，他每天都在期待有哪一位女生能向这“邮筒”塞进一封情书，可每一天“邮筒”里除了失望，便空空如也。似乎班上的女生暗中有了约定，即便得在鳄鱼和“邮筒”之间作出选择，她们也宁可将情书扔进鳄鱼的咀里。
终于他收到了一封信，他兴冲冲赶去了约会的公园，在长久的形影相吊之后，从附近的树丛里爆发出一阵开怀的大笑，他虽然常常念别字，将“狠狠地打”读成“狼狼地打”，人却并不傻，一下他就明白了这封信出自于眼前的这几个男同学。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领衔者一下便成了打击党团员的“反革命。”
肃反运动中，在清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里已使用的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大搞株连、以势压人等手段开始推广开来。在政治高压下，自杀身亡虽不像“文革”时期那样令人麻木，但在文化机关中已屡见不鲜。到底有多少人含冤而去，又有多少人无辜遭罪，至今不见有官方的统计。但早在1956年9月，作为肃反运动第一线领导人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说明肃反运动伟大成果的同时，也不得不字斟句酌地承认：
在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肃反运动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在社会上捕了一些本来可以争取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甚至错捕了个别的好人。在机关内部，某些单位也有斗争面过宽的缺点，斗了少数不该斗的人……
至1955年，建国不过六年，大大小小的运动、斗争、批判，算起来竟有六次。
它们的锋芒即便不全对着知识分子，也让知识分子惊出一身冷汗……
然而，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在中国只是小试牛刀。
思想改造运动，有人投河上吊，但事过之后，照旧教书写作，未有人身迫害的现象。关于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等几次批判，虽说是把文艺现象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现象，但均没有构成对当事人的迫害，孙瑜、俞平伯还加了工资，升了职称。即使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真正触及到的，在全国也只有二千多人，对一般的知识分子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压力。
毕竟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还不等于欢呼雀跃的太平军，带着农民阶级的全部理想，也带着它的全部文化，杀进了六朝粉黛的南京。毛泽东口袋里的东西，颇为琳琅满目。除了民粹主义外，还有马列主义，尽管这在当时只意味着将苏联的模式在中国照搬一遍，当时最能像火炬一样映亮中国人心扉的口号之一，便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还有新民主主义，这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尚在未卜之时，毛泽东十分清醒地放进自己口袋的。
针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它必须得有民主的内容；
针对国民党的昏聩、腐败，它必须得有反封建的内容。
1945年黄炎培和毛泽东在延安的那次对话，表明后者决意要放好它，并不让它丢失在沿路的风尘之中……
民粹主义既在渗透着马列主义、新民主主义，可马列主义、新民主主义也在制约着民粹主义。
犹如一个调酒师，面对一大堆中西饮料，尚不知怎样调制出一种风味独特的鸡尾酒，好似一个情窦初开的姑娘，突遇两个男士朱立叶般的垂青，还不知对谁报以罗米欧式的微笑；
毛泽东面对一个版图辽阔、百废待兴的国家，面对一支与他指挥起来出神入化、恍若鬼斧神工的军队在心理结构、生活习性上完全不同的知识分子队伍，似乎还未找准感觉--
每当他打开口袋，放出躁动不已的民粹主义之时，它总以为能伸出大鹏般的翅膀，似夏季风暴雨来临前的乌云一样骤密地滚过大地，可常常未等尽兴，毛泽东又把它收了回来，巨掌间摸娑起另两只鸟儿。
它感觉毛泽东在感性上是偏好自己的，每当他激奋之时，手往口袋里一掏，摸出来的准是自己。但在理性上，他又倾向于另两只鸟儿，否则他不会自延安的枣园开始，一直到中南海里的丰泽园，呕心沥血地为它们编织了那么多漂亮的羽毛，并常常将它们放在中国的阳台上，不时喂上一碟清水，几把小米，让它们扑腾翅膀，嘹亮歌喉，吸引了世界上一片又一片欣喜、并为之倾倒的目光……
似乎知识分子也没有找到感觉。
一边，为一个新时代到来而涌动的热情与憧憬，尚没有退潮，饱经忧患与动乱的祖国，二百年来何曾有过一天的统一，片刻的和平？而我们现在正切实地享有磐石般的统一，秋日碧空般的和平；
另一边，这一个新时代又不如自己希冀的那样宽敞，算是一条大道吧，但大道上时有月暗星稀之夜，以及似陌生似熟悉的影子，如翦径者一样令人心悸的一闪……
一边，目睹一批批的工农分子，宛如当年抢占平型关一样，占据了共和国各级、各个领域权力的高地，内心由衷地承认这是历史发展的进步，社会性质的必然；另一边，眼见有些高地上，权力正使打败贪婪的人变得贪婪，挑落张狂的人又披张狂，走过卑微的人重返卑微，心头不禁一闪：怎么又嗅到了一股农民起义的气味？
一边，为难过去的思想改造寻找说服自己的理由：工农是泪，我们是水，水变不成泪，就少有工农对旧社会的恨，对新社会的爱。工农是河，我们是沟，沟水引不去河里，沟中便要孳生资产阶级的水蛭，小资产阶级的蚊蝇；
另一边，又为自己身上总也洗刷不去的怀疑，深感一阵阵悲怆：难道非得将肉刮出血，骨头碾成灰，才能让怀疑远走遁形？
一边，发现几乎在每一场运动或斗争里，自己思想的尺码都得小去一寸，满街跑着竹竿似的瘦汉，这世界是否太单调了？另一边，又觉得这不过是一次地震所带出的不可避免的余震，重要的是，在这地震中塌毁的确是旧社会留下的、尚不时弥散毒气的死角、暗堡……
在1955年，中国科研、工程技术、教育、卫生、文艺五个方面的知识分子，共计三百八十四万人，其中十万人为高级知识分子。
如果说他们（也许得除去其中占7%的共产党员，还得除去那些提前洞悉了中国政治运动的堂奥、却以道德的沦丧为代价参与这一堂奥的聪明的知识分子），对这个新社会有什么感觉的话，那么这个感觉只是矛盾--
一种既有动力也有压抑的矛盾；
一种既有希望也有失望的矛盾；
一种衣食无忧确又心绪难宁的矛盾；
一种被共产党疏远而自己又竭力想去靠拢共产党的矛盾。
历史，带着这般复杂的文化蕴涵，走向了1956年……
中国的知识分子，怀揣种种矛盾，不知疲惫地走向了195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