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张帆远航，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蠢蠢欲动，频频叩击着中国的大门，急于开辟中国这一广阔的市场。沙皇俄国则利用毗邻我国的有利地理条件，从陆路对我国进行渗透侵略。俄国本是一个欧洲国家，16世纪80年代，俄国军队越过乌拉尔山，将领土从欧洲扩张到亚洲。在这以后，沙俄又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和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沙皇俄国这一极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的西北边疆虎视眈眈，磨尖了利爪，时刻准备从我国攫取大片土地。
左宗棠虽然蛰居乡里，和老农为邻，与桑植稻菽（shū）为伍，但他时时关注着国事，朋友相聚，也总是纵谈国家兴衰、天下大势。
进入19世纪中期以来，国家发生的一桩连一桩令人忧心如焚的大事，使左宗棠如一泓池水一样的田园生活连表面的平静也维持不下去了。
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英国为了给鸦片贸易打开通往中国的通道，摆脱国内的经济危机，对中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殖民战争，力图用武力打开中国这一广阔的市场，进而掠夺中国的财富。6月，由48艘舰船和4000人组成的远征舰队，从印度侵入中国广东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了。英国军队的入侵，使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威胁，也使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分化。以林则徐为首的抗英派受到穆彰阿、琦善等妥协派的反对和阻挠。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一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早年曾任东河河道总督、江苏巡抚，为陶澍所赏拔。1837年至1838年任湖广总督，因严禁鸦片成效卓著，继以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成功地保卫了广州。林则徐在广州的时候，积极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了解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他组织人翻译了《四洲志》、《华事夷言》等书籍，以介绍外国地理、历史、政治和社会情况，是中国近代史上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是中国人了解西方、认识西方的先驱。
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消息传来，国人大振，左宗棠也不禁欢心雀跃。当时的左宗棠正在陶家教书，虽然他人没在战场上，但他的心却被战争的炮火牵动着。他通过老师贺长龄把自己写的《勤师篇》寄给了林则徐，为林则徐的禁烟思想和抗英斗争的胜利而高兴和颂扬。
还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左宗棠已开始留意唐、宋以来的史传、别录、说部以及官私各书对“海国故事”的记载。因此，英国挑起战争，英军进犯浙江、攻入定海、进逼天津海口等消息传到湖南后，左宗棠对战况表示出关注之情，数次贻书贺熙龄讨论战守机宜。他指出：“洋事于屡次挫衄（nǜ）之余，忽又失利，愁愤何可言？”他认为“军兴以来，大小十数战，彼族尚知出奇制胜，多方误我，而我师不能致寇，每为寇所致”，实在令人痛心。于是，他提出的固守持久之谋为：“练渔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设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火药归营，修合兵勇”，数者实力行之，“以之制敌，即以之防奸；以之固守，即以之为战”。
无形中的巧合，左宗棠的这些主张恰与林则徐在广东的备战御敌之举颇有相似之处。林则徐注重加强广东海口的防御，添建炮台，购买和仿制外国船炮，对广东水陆各军进行整顿与充实，招募渔民疍户编练成水勇，并组织人力翻译外国书报以了解敌情。也因此他取得了九龙之战、穿鼻洋之战、官涌之战、长沙湾之战、磨刀洋之战、关闸之战和矾石洋之战的胜利。
清王朝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清朝统治集团中的绝大多数昧于世界大势，以天朝上国自居。这样的心态使得清朝统治者做出昏聩的举动，当英军在广东受挫而掉转船头北上逼至大沽口时，昏庸的道光皇帝把英军来犯的原因归咎于林则徐“措置失当”和“办理不善”，决定以罢免林则徐而派琦善赴广东同英军议和来换取英国退兵。身为乡曲布衣的左宗棠闻知后深有感触，他致函贺熙龄说：“洋事卒支离至此，令人愤懑。……彼族轻我甚矣，率数十艇之众越重洋九万里而来，屡战而屡利，我屡却而屡受其侮。……不识谋国者复将何以待之？此草莽之臣所为日夕皇皇而不能自释者也。”
琦善在广东的所作所为让左宗棠感到万分的愤慨。他指出：“洋事为琦善所误”，实为“奸谋误国，贻祸边疆”，其结果是“遂使西人俱有轻中国之心，将士无自固之志，东南海隅恐不能数十年无烽火之警”，琦善“其罪不可仅与一时失律者比”。他主张：“皇上欲伸天讨，似宜驰使封剑”，将琦善“斩首军前，数其输国之罪，布告中外，庶有以壮三军之气而寒彼族之胆，庙堂战胜之策，无逾此者”。同时，左宗棠对林则徐“恐未必即能复任”又表示叹息，认为“目前人望无如此公”，希冀朝廷能“若何殊恩，毅然图旧”，重新起用林则徐，如此，“上足昭天子虚怀善任之明，下足固岭南千里之守”，才不致负天下人之望。左宗棠还认真读了林则徐《前后各疏》，自以为“与宗棠策洋议论多有合者”。又以“海邦形势略能言”的诗句自勉，期待着战局能有所好转。
但是，事态的发展与左宗棠的愿望大相径庭。琦善不仅没有被斩首军前，还因是清朝贵族而受到开恩释罪；林则徐不但未被起用，还又加罪发送伊犁军台效力。道光皇帝似乎要挽回战败的面子，派出皇侄奕山、奕经分别为靖逆将军和扬威将军，分赴广东、浙江，结果奕山在广东竖旗投降，奕经在浙江同英军交仗而大败溃逃。道光皇帝甚至对奕山把自己求降说成是英人乞求通商、把赔款说成是商欠的谎报信以为真，批答，“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朕谅汝等不得之苦衷，准令通商”。奕经在浙江溃败后，道光皇帝决定不再进行抵抗，一变忽战忽和的政策而转向对外妥协。因此，左宗棠的一腔热血只能付诸东流。可贵的是，他对清政府的腐败给予了痛陈：“洋事日寝不佳，浙西复作败局。……以一二庸臣一念比党阿顺之私，令天下事败坏至此。凡尔君子，未闻有以公是公非，诵言于殿陛间者。仕风臣节如此，古今未有也。”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清政府步入了丧权辱国的歧途。
祖国的东南半壁失去了屏障，暴露于西方列强的铁拳之下。朝廷懦弱，任人欺凌。消息传来，左宗棠赋诗感时，忧愤难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左宗棠被泯灭不了的“匹夫”责任感苦苦地冲击着。欲投国，恨无门。左宗棠于无奈之中苦叹：“大丈夫不封万户侯，枉此一生。但宗棠生在今世，时运不佳呀！”
左宗棠对这一严酷现实发出了“远殊深怅”之慨，表示“时事竟已至此，梦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虽有善者，亦无从措手矣”。于是，他产生了“买山而隐”的想法，试图通过“力耕读书，以自勉其所未至”。
惺惺相惜遇知音
左宗棠对林则徐的为人、事功，早就有所了解，并极为敬仰。早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内，因胡林翼的推荐，曾邀左宗棠去他的幕府。左宗棠因事未能前往，但稍后给胡林翼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达了对林则徐极为敬慕的心情：
少穆宫保爱士之盛心，执事推荐之雅谊，非复寻常所有。天下士粗识道理者，类知敬慕宫保。仆久蛰狭乡，颇厌声闻，宫保固无从知仆。然自十数年来，闻诸师友所称述，众观宫保与陶文毅往复书疏，与文毅私所记载数事，仆则实有以知公之深。海上用兵以后，行河、出关、入关诸役，仆之心如日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愤，忽而喜，尝自笑耳！迩来公行踪所至，而东南，而西北，而西南，计程且数万里。海波、沙碛、旌节弓刀，客之能从公游者，知复几人？乌知心神依倚，惘惘相随者，尚有山林枯槁（gǎo），未著客籍之一士哉！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林则徐因年老体病，从云贵总督的任上回老家福州看病，途经长沙。在这之前，林则徐曾被遣戍到伊犁，在新疆办理开垦，受任陕西巡抚，对祖国的大西北有着许多深刻的认识。
林则徐久闻左宗棠奇才之名，路过长沙时，神交已久的二人终于在长沙湘江的一艘船中相见了。左宗棠在夜里急匆匆前去拜见，结果由于心情激动，一脚踏空，落入水中。
林则徐与左宗棠长谈，并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全部交给他。林则徐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他还说，“将来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以吾数年之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
这是左宗棠与林则徐仅有的一次会面，也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面，这次会面对左宗棠的生平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次会面中，二人不分尊卑，同桌共饮，古今中外，无所不谈。临别之时，林则徐还在舟中手书一联赠给左宗棠：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此后，左宗棠常以此联激励自己。他说：“每遇艰危困难之日，时或一萌退意，实在愧对知己。”
左宗棠尽管身居山乡内地，然而此时地主阶级经世思想的热风已吹进湖南城乡。而左宗棠能够敏锐地感受到这股潮流，较早地涉足经世之学，并毅然抛弃科举仕途，以集中全部心神和精力致力于经世之学，走出一条宽广的求知之路，这是他的内在因素在起作用。不过，在这条治学的道路上，能否卓有成效、能否成功，还有一个重要的外在条件，就是他先后结识了几位中国近代史上地主阶级经世派、改革派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使其得以直接受到他们思想的启迪和熏陶，这又是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所望尘莫及的。从这一点来说，他倒是那个时代的幸运者。如果没有青年时代贺熙龄的慷慨借书和热诚指点；没有八年执教陶家博览历代经世致用图书、典章、奏疏、舆图等，后来的左宗棠绝不会对经世之学有那么深的造诣。这一切都为他后半生的功业奠定了雄厚而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他还从这些人身上吸取了精神力量，尤其是从林则徐身上，学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最优秀的美德：关心国计民生、做实事、爱国和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
不久，左宗棠返回柳庄，过了一段短暂而宁静的生活。左宗棠安家柳庄前后十四个年头，直到咸丰七年（1857年），骆秉章与胡林翼为他买得长沙司马桥的宅子，他才从柳庄搬到省城。他经营农庄的实践活动，学用结合的方法，使他对农学有颇多体验，为他日后重农的思想与活动奠定了基础。
林则徐后来回到福州，住在父亲购置的旧屋中。其故居是云左山房，又称七十二峰楼，他把从新疆带回的七车书册，皆藏在里面，从此，过着平淡的生活。
咸丰帝继位后，因洪秀全等组织的拜上帝会正在准备起事，咸丰帝下旨求贤以应对，大学士潘世恩，通政使罗惇（dūn）衍，两名尚书孙瑞珍、杜受田力荐林则徐。
可是林则徐根本未康复，疝气不时发作，结果他要躺在特制的卧轿，由福建、广东山区，一路直达广东，到潮州时，开始严重下痢，到了普宁，已病入膏肓，不得不暂住普宁行馆。最后林则徐在儿子林聪彝及幕僚刘存仁陪同下，于道光三十年十月十九日（1850年11月22日）辰时，指天三呼“星斗南”之后，与世长辞，享年66岁。
林则徐墓位于福建省福州市北郊马安村的金狮山麓。墓用三合土筑造，为四层台结构。墓地离市区4千米。
实事求是地说，左宗棠出山后正是踏着林则徐的足迹，在对内事务上，镇压人民反抗，注意善后处理；在新疆开渠凿井，推广养蚕缫丝，积极兴办河工，改革盐政；严禁种植和贩卖鸦片……简直如出一辙。林则徐在近代中国最先开眼看世界，他看到了中西方军事力量之差距，想要仿造西洋的大炮和军舰，而这个遗愿也是由左宗棠实现的；在对外反侵略斗争中，林则徐坚决抵抗英国进犯的民族气节也深深地影响着左宗棠；林则徐忧虑俄国将会成为祖国之大患，几十年后，左宗棠率兵收复新疆，抵制英、俄两国肢解新疆的阴谋，既捍卫了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也实现了林公的夙愿。
左宗棠是鸦片战争前后成长起来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他与龚自珍、林则徐、魏源、陶澍等近代著名的经世派代表人物有着直接的师承关系。他既踏着他们的足迹、重在实践，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创新。就其事业的成就与贡献而言，在某些方面他已超过其前辈，这是可以告慰先知于地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