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奖评语
“由于他那在当代文学中经典地位日益巩固的伟大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
在文学的领域里，如果有人问19世纪有什么新体裁加入希腊流传下来的史诗、戏剧和抒情诗等旧阵容，那答案必非写实小说莫属。写实小说忠实、精细、全面性地刻画现实生活，描写人类心灵面对当代社会时最深刻幽微的体验，并强调全体与个体之间的相关性；在这方面，旧式文体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写实小说因为英、法、俄等国作家不断的创作而发扬光大，我们无妨将它称为现代散文体的史诗。这种现代散文体的史诗是历史和科学影响下的产物，它和狄更斯、萨克莱、巴尔扎克、福楼拜、果戈里以及托尔斯泰的大名是分不开的。但是德国方面长久以来却一直看不到和上述诸位大师有同等成就的人才，虽然它在诗的创作上有其另辟蹊径的成就。
有幸的是，在19世纪刚刚结束的时候，有个出身于留培克自由市商业家庭的青年作家，在1901年，正值他27岁时，出版了一本《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rooks，1901）；二十八年来，这本杰作显然已经弥补了德国这方面的缺憾。
这本体制磅礴的写实小说是德国最早的、也是最突出的作品，即使拿来和上述欧洲各国的名家相比，也毫无逊色。
《布登勃洛克一家》是一本中产阶级的小说，因为它特别把本世纪描写成一个中产阶级的时代。它把一个社会刻画得既没有崇高得令人目眩，也不至于卑微得让人纳闷。这些中产阶级的人喜欢一种智性的、思想的和精巧的分析与创造；而本书对这些现象所做的冷静、成熟和高雅的反映形成了它史诗性的趣味。全书里，我们看到的都是中产阶级的色调、历史的界限、时代的变化以及世代的变迁，看到从强而有力的、自足的、不自觉的角色逐渐变成书中文弱而敏感的类型；它也清晰地洞察到隐匿的生命过程；它强劲但绝不野蛮，并且轻巧地勾勒出精微的事物，它沉痛但绝不沮丧，因为它仍然充满安逸的情韵以及高度的诙谐；而这些，都一道地呈现在讽刺性的智慧棱镜里，显得多彩多姿。
作为一种社会的描摹，一种具体的、客观的现实反映，《布登勃洛克一家》在德国文学里几乎是无敌的。除了风格的独到，这本书也流露了德国文化共同的特色，那就是哲学与音乐的优越性；这位青年作家完美地发挥了写实文学的技巧，并且特意地把作品引向尼采的文明批判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小说中的几个要角更是隐约地涵括了高度音乐性的神秘。
《布登勃洛克一家》也是一部哲学小说。本质上，人类生命里天真烂漫的本性和争名逐利的活力是无可妥协的，作者就由这点深刻的观察来描写一个家族的没落。深思、自省、修心、玄奥的哲学以及美的陶醉对年轻的托马斯·曼来说，都是一种导致毁灭和崩溃的力量。在他最精致的一本小说《托尼欧·克罗格》（Tonio Kroger，1903）里，他为了热爱人类生命的真纯而写下动人的词句，因为他以自由自在的立场逍遥于他所刻画的中产阶级之外；只是，他也对真纯的丧失感到惘然，这种惘然引起他不寻常的体悟、同情和关怀。
由于托马斯·曼年轻时代的苦痛经验，赋予了《布登勃洛克一家》沉重而玄奥的风格，这本书所包藏的问题，是他一直想用作家的阅历寻求各种途径来解决的：在他的生命里，他痛切地感觉到美的追求和中产阶级那种急功近利的现实作风的尖锐对立；这种对立，他企图从更高的层次里去寻求解决。在《托尼欧·克罗格》和《崔斯坦》（Tristan，1903）这两篇小说里，为了不甘心“生命被逐步地引向陈腐和凡俗”的事实，他宁可自我放逐，献身于艺术和知识的追求，直至死亡为止，以显示自己热爱生命的真纯和健康。这就是托马斯·曼本身透过那些人物，所道出的对纯真烂漫的生命那种矛盾的热爱。
在另一本小说《皇家陛下》（Konigliche Hoheit，1909）里，他以写实的形式涵盖了一个象征的故事，他调和了实用人物和艺术人物白勺生命，并给人类的理想留下一则箴言：“崇高的地位和爱情相配合才是真正的幸福。”不过这种结合既贫弱无力，也没有能够像《布登勃洛克一家》及其他短篇小说里那些相反的题旨给人以深刻的震撼。在剧本《佛罗伦斯城》（Fiorenza，1906）里，道德家史芳纳罗拉和唯美主义的罗伦遮梅迪西以不共戴天的敌对角色出现，隔阂重又造成；1922年出版的《魂断威尼斯》（Der Tod in Venedig，1913）且以此完成它的悲剧意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几年，他忽然喜欢起腓特烈大帝来，他觉得这位精明的统治者有效地、有历史意义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以坚强的活力统合了行动与玄思，并免除幻象而呈现出一种透澈和明晰的条理。在《腓特烈和大同盟》（Friedrich und die grosse Koalition，1915）这篇朴质的论文里，他显示了这种解决的可能性和实际性。可惜，这位好学深思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作者没能再运用这种弹性和活力的文学体裁来完成他的理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和结果，使得托马斯·曼离开纯粹的冥思，分析以及美感的范畴，因为那是一个需要实际行动的时代；他甚至在《皇家陛下》中决心惕戒自己的逍遥和闲适，在自己的家国忧患的时候，认真地去重估这个痛苦的问题。日后的作品里，尤其是1924年问世的《魔山》（Der Zaubefberg，1924），就说明了他为这个思想的挣扎而发挥了自己争执到底的好辩性，这个争执甚至重于他单方面意见的陈述。
作为德国作家兼思想家的托马斯·曼先生，虽然您使人深信艺术价值的可疑，但仍然反映现实、反映思想的挣扎以及在痛苦中创造美感的精神；您调和了诗的崇高和一种智性的、对人类真纯生命的热爱，因而我国陛下亲手把皇家学院的奖章颁赠给您，并深深祝福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