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县委农业组两个同志，来到我们公社，一个姓赵，一个姓方，说要总结胜利大队党支部书记李秀满领导学大寨的经验。不巧，李秀满参加了两天公社党委扩大会，昨晚散会后她就连夜赶回大队去了。
公社书记当即派我给这两位同志当向导，带领他们找李秀满去。
看看日头打斜，我们便急急忙忙上路了。往老鹰岩的方向，岩坡步步升高，为了赶时间，我领着他俩插小道，穿茅草坡，迅速前进。
一路上，老方望着旱地里的庄稼苗感慨地说：“眼下农村基层干部们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呵！”老赵接着说：“是呀！这旱象有持续发展的可能，看来抗旱斗争还艰巨哩！不知李秀满同志思想准备如何?”老方看我没有答话，便转了话题：“小张，昨天公社党委扩大会对县里派来的抗旱队是咋分配的?”
我说：“分得吵架。”见他们诧异的样子，我又接着说：“当真的，是吵了架，事情还是李秀满引起的哩！你们怕不晓得吧，李秀满那个大队三山五梁，地势最高，水源最缺，眼下水渠又还没有完工，公社要把抗旱的大部分抗旱机具和人员分配给她，可她说：‘要说困难，那是实情。可如今抗旱工作队带来了毛主席对贫下中农的关怀，想想这个，我们心里就暖烘烘的，踏实多啦！抗旱的劲头儿更大了，办法也更多了。县委这份情，我们领下了，可机器还是分给其他大队去吧。’大家问她为啥光领情不要机器，她说：‘我们有困难可以克服。毛主席早把办法教给我们啦！——叫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李秀满这意见一发表，机器就不好分啦，各大队争着少要或不要。这个说我的条件比你好，那个说我的条件也不差……争吵不休。”
老方笑道：“哦，原来是这样吵架。看起来，这位李秀满同志那股子抢挑重担的革命干劲，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如今更是发扬光大了呵！”
老赵听着这话，忙问：“怎么，你以前就认识她?”
老方说：“打过交道。不过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我跟老赵都说，不管好久的事，我们都爱听的，催他快讲。
老方沉思一阵，放慢了脚步，缓缓地说开了：
那是一九五三年冬天。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展起来了。各地互助组纷纷合作，建立了不少初级合作社。当时，我被分配到这个乡来协助搞建社。有一天晚上，外面刮着呼呼的北风，我和乡总支书记老陈坐在屋里研究工作。突然，撞进来一个年轻妇女，看模样不过二十多点，穿件打了补丁的碎红花儿的小袄，红扑扑的圆脸上，有一对又大又亮的眼睛，长长的辫子盘在头顶上，背上还背着一个奶娃娃。当她从外面一下子闯进这生着火盆、点着油灯的屋子时，背带里的奶娃娃抬起了小脑袋，大睁着眼，吃惊地望着我们。陈书记急忙站起来，只见那年轻妇女叫了声“陈书记”，便十分郑重地递给老陈一张纸片，是一份申请书。
这份申请书，原来是从小学生练习簿上撕下来的一张纸片，上面用铅笔写着歪歪斜斜的字。文字十分简单，大意是要求批准建立初级合作社，底子是两个半互助组，十二户人家，清一色贫农。合作社的名字叫做“团结”……看完后，老陈走近她的面前，热情地说：“李秀满同志，我们总支委员会马上讨论你这申请！我相信，你们走合作化道路的决心一定能实现！呃，最近我从县里开会回来，听说你们早就有这个要求的，可乡上个别同志思想保守，阻碍了你们的积极性，那太对不起你们啦！现在，好好干吧！”我在一旁也说：“干吧！往后要有啥困难，如像资金啦，农具啦，耕牛啦，种子啦，乡上一定设法协助你们解决！”她听着，高兴极啦，但却说道：“谢谢啦，党和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这条合作化的道路，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子孙万代的幸福都有啦！我们可没得权利再向党伸手要啥啦！……”说着，就转身向门外走，边走边喊道：“乡亲们，陈书记说我们的申请一定能批准！”顿时，一片欢呼声，口号声，响彻了整个院落。
自那晚以后，我又在全乡的党员大会上见过李秀满。我知道她是全乡最早一批入党的人当中的一个。随后，就有更多的机会看见她啦。不论开会也好，在合作社的地里干活也好，她都是这样精神饱满，红扑扑的圆脸上挂着汗珠儿，眼里闪着兴奋的光。也不论在哪里，总是见她背上背着奶娃娃。
有一回我们谈完了工作，我对她开玩笑说：“李社长，你背个娃娃跑来跑去，可不像个社长。”
她睁大眼睛反问道：“社长还有个什么规定的模样儿吗?背着娃娃就不干革命了?”
我说：“工作、劳动都不方便嘛！”
她淡淡地一笑，说：“惯了也一样。”
“你不兴把娃娃放在家里?”
对这句问话她不再回答，却拉开话头谈别的去了。
当时我想：“是呀，妇女有这个困难呢！”于是，便向她把办托儿组的事宣传了一番。她静静地听我说完，轻声地答道：“我们社只有两个吃奶的娃娃，安排一个人专管，太浪费了。还是自己辛苦点吧。”
合作社头一个繁忙的春天来到了。一个冷冽冽的日子，我到李秀满的合作社去检查工作。远远地便看见有的在挑粪上山，有的在耖田。我知道，当时他们只有两条牛，一条是风簸箕架架，不能使的，只有一条能勉强拉犁。在一块碧绿闪光的冬水田里，我看见三个妇女拉着一张犁，水花溅起老高。走近一看，李秀满背着娃娃，走在两个妇女中间，在那齐大腿的水里，她们弯着腰，一个劲儿往前拉，后面一个壮年汉子小心地扶着犁耙。我刚走拢，李秀满就向我笑着招呼。我说：“你们这是犁二遍了?”她大声回答道：“我们要三犁三耙！迎接合作化头一个丰收年！”
劲头儿真不小呵！可是一见她背上的“包袱”，我不由皱了皱眉头，心里怪这位社长太固执，不同意办个托儿组。恰好这时有个老大娘丁丁拐拐来到田边，大声叫着：“秀满啦！早起我就叫你别把娃娃背下田，你硬是犟！快解给我吧！”李社长在田里答道：“张幺娘，你也有你的事呵！不麻烦你老人家。”老大娘命令着：“我坐在板凳上选棉子种，顺便抱抱娃娃，哪点不行?快拿来！”说着话，拉犁的人已到了田边，该转档头了。扶犁的汉子把犁头往泥里一插，两手抱在胸前，笑道：“我不动，看你咋个拉?我说，社长，你就把娃娃解下来吧！”这一来，李秀满才答应了。她坐在田埂上抱着娃娃喂了奶，又在那小红脸蛋上亲了一亲才递给张幺娘。我看了看那胖小子，挺逗人喜欢的。我乘势再进行动员：“你们应该把托儿组办起来。”可是李秀满却反问道：“叫我这个社长派一个人专门给我带娃娃?”这倒把我问住了。我只好说：“这问题不解决，妇女同志的负担就太大了。”可她却说：“累一点没啥关系，想想看，如今吃奶这批娃娃，是革命的接班人呀！二十年后，一个个都成了小伙子、大姑娘，那时候，他们开的开拖拉机，管的管水电站。到那时候，我们再对他们说说创业的艰苦，叫他们知道我们当初组织起来的时候是怎样背着他们犁田的……他们才不会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统忘记了，他们才会继续革命、永远前进！……”
说完后，她便招呼着两个妇女，各自把背绳往肩上一挂，向扶犁的汉子打个招呼，便继续拉着犁转过弯儿去了。霎时田里又是水花四溅，一片欢笑声。
不过，往后的日子，我仍看见她背上背着那娃娃。
在一次闲谈中，我问老陈：“那位女社长家里好像没多的人口吧?为什么老是背着个娃娃?”
不问还没啥，一问竟使我大吃一惊。老陈看了看我，眼里闪着泪花，愤愤地说：“她的双亲早在解放前就死了，死在地主的长工屋里。她是一个孤女，她和小伙子们一样，打短工过日子，门门活儿都能干，粗细全来。可是，不瞒你说，临解放那阵子，她已是一个大姑娘了，穿的一条裤子也是补了又补的！解放后，她跟邓新春结了婚。邓新春也是个孤儿出身，解放后参加了民兵队。”
老陈突然低下头，沉痛地说道：“可是，土改那年，邓新春同志遭反动地主暗害……牺牲了。”
我心里猛地一惊，呆住了，热泪从眼眶涌出，沾湿了衣襟。她的遭遇引起我的深切同情。可是，她却丝毫没有沉浸在个人的悲哀里，而是一个心眼奔社会主义，这种精神，更引起我无限尊敬。当春耕生产告一段落以后，我被调到另外的地方去了……。
老方的话音刚落，老赵急忙赶上几步，问道：“你说她的丈夫叫邓新春?”
“是呀！是叫邓新春。”老方点头答道。
老赵自语道：“哦，是她！……”
老方奇怪地问：“怎么，你们也认识?”
“土改那阵，我在这个区里工作。在一次追剿土匪的战斗中，配合部队作战的一个民兵同志，就是邓新春，英勇牺牲了。”老赵回忆着，继续说下去：“老邓同志的勇敢和牺牲，换来了那次战斗的胜利，全歼了土匪和逃亡的反动地主。……记得，那时，我们区里为老邓同志办了一个很大的追悼会，上万的群众和干部参加……区里专门派人把老邓同志的爱人也接来了。那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子，她一来，领导和同志们对她进行了亲切地慰问。开始，她的确伤伤心心哭了一场。随后，她不哭了，老是拧着眉毛、咬着嘴唇想事情。在追悼大会上，她勇敢地走到台前发言，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和党的一切工作，为新春同志报仇！……她的发言很有力，听的人没有不感动的。会后，她在区里住了两天，就要求回村去。当时的区公所按政策规定把一笔抚恤金交给她，可她说啥也不要，区里只好把那笔钱寄给她所在的乡上去了。临行时，我们派了武装护送她，区委书记和区里的干部们也一道送她一程。她走一阵，回头望望，再走几步，又回头望望，现出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们以为她是怀念邓新春，忙赶上去安慰她。可是，她却一把抓住区委书记的手，斩钉截铁地提出了一个令人感到意外而崇高的要求……”
“什么要求?”
“她紧紧抓着区委书记的手，昂着头，坚决地说：‘新春哥牺牲了，党又少了一个党员。书记同志，请党组织收下我吧！……我一定要像新春哥那样保卫这穷人的江山！’她一口气说出了她的决心。区委书记听了，非常激动，停一停，对她说：‘好！你回去以后，坚强地生活，好好干工作！入党的事我一定马上和你们乡的党支部交换意见！’这样的回答，显然没有满足她那急于参加战斗的要求，她仍忽闪着大眼睛盯住区委书记不放。书记同志便又说道：‘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接下新春同志的担子，完成他还没有完成的伟大事业——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这么说，你说的那个女同志就是李秀满啰?”老方激动地问道。
老赵没有回答，显然他还沉浸在那久远的、激动人心的回忆里。
这时，夕阳的余晖，把前面那高高的半边山顶烧得通红。一会儿又渐渐变成了一抹金黄。清凉清凉的晚风吹起，干枯的禾苗、棉苗开始苏醒转来，轻盈地、快乐地荡起微微波澜。玉米腰杆上挂着的红缨，红得更鲜艳了。
天色快要黑下来了。我们不觉都加快了步伐。
当我们摸着小路走，突然发现脚下有一道新开的水渠支线的时候，我通知他们说：“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