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结婚的第七天，喜子来了。我们在一起吃酒，看月亮，然后，他对我说：“没车了，回不去了。”我说：“去我家睡。”他也没说什么，站起身，跟着我走。
到了家，小睿正在洗头，喜子打了一个招呼，之后，就一头扎在地毯上，呼呼熟睡。他横在地中央，我们每次进屋，都得绕着他的身子走，像转经。小睿问我：“咋回事呀？”对了，小睿是我的妻子，那一年我们才二十三岁。我说：“喝多了。”说完这句话，我也趴到床上，沉沉地进入梦乡。
第二天凌晨四点，我和喜子几乎同时醒来，阳光照在我们的脸上，刺痒痒的。我们坐起身，见小睿一个人，盘膝坐在床上，一脸倦容地看着我们。喜子的脸红了一下，说：“回了。”不等我说话，一个人穿上鞋，扑通扑通地下楼去了。
那是1989年的10月，喜子还不到三十岁吧？
喜子矮、胖、黑，眼睛大、牙大，说话声音大。他的家在营城，那时还是一个未被废弃的矿区，产煤，煤质曾经很好。
上世纪70年代，如果谁家能够买到纯质的营城大块煤，那在邻居之间是颇可炫耀的。
他是一个矿工，或者说，是一个矿工的后代，因为喜好文字，所以被安置在矿部工作。
1982年，我未通过学校的高考预考，所以提前离开了校园，在社会上游荡期间，认识了喜子。那时，我已经发表了两首小诗，所以，颇像一个诗人一样四处行走。那是一个遍地都是文学青年的时代，无论你走在哪里，都会有“诗人”“作家”主动跳出来请你喝酒。
我去营城的时候，也是一样。
阳光洗白了斑驳的马路，我和思宇——一个诗人，沿着长长的铁道往营城走，二十几里路，一眨眼的时间就到了。电话昨天就打了——那时，营城的电话还是三位数——约好今天中午一起去吃午饭。过弯道，上坡——这里有一个邮局，再转弯，就是文化馆。喜子和张云卿坐在办公室里等我们。张云卿也是一个诗人，刚刚获得煤矿行业的一个奖，牛得不得了。他吸烟，手指弯成半个圆。我们一见面，就大谈特谈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北岛、舒婷、顾城。那时，诗人太多了，每个省成名的诗人就好几十，所以，我们有说不完的话题。
唠到中午，吃饭，在大食堂——矿区特有的那种——用票买啤酒，一个个把肚子灌得溜圆。
一只苍蝇在飞。
云卿用筷子去夹。
喜子也用筷子去夹。
苍蝇飞走了，他俩互相摇着头，叹息说：多好的一道菜呀，可惜飞了。
一个小小的细节，让我领略了诗人的无限风采。
喜子家旁边有一个灯光球场，那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我和喜子以后的交往中，多次与灯光球场有关。坐在月华如水的台阶上，他给我讲结婚的快乐和苦恼，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文人，内心有无限的锦绣，可是，家人都不理解。那时，我还没有恋爱，所以，他说的这些我不懂。
我是一个孩子。
可是，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而且，有一个小女儿。
因为熟了，去他那里非常频繁，每次去，都下馆子喝酒，喝多了，就去他家的小屋里睡觉。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失当，朋友之间就应该如此。现在想来，这是多么幼稚而可笑的认知啊！简直愚蠢至极——连天真都算不上。我忘记了，喜子一个月才开几十块钱，他和嫂子的工资加起来也不到一百块钱，上有父母，下有女儿，哪有那么多的闲钱请我喝酒啊。
两年左右，喜子终于挺不住了。
但我依然看不出他脸上的难色。
又几年之后，我们的关系终于淡薄了，我十分不解，也从未在自己身上寻找毛病，而且，我还对许多朋友表示，喜子这个人变了，变得冷漠了，大不如从前了。
当然，朋友中有同意的，亦有未置可否的。
这一晃就是二十年过去了。其间，每次坐火车从营城过，总会想起过去，也会想起喜子，想起灯光球场，想起月亮。但也只是想一想，从未动过下车的念头。
终于又见面了，是在思宇侄女的婚礼上。喜子来了，头发白了不少。很明显，他又恢复了我记忆中的热情，问我这么多年了，为什么不去；同时，也解释说，这些年生活压力大，和大家来往少了；不过，现在好了，他和嫂子都退了，女儿也大学毕业工作了，突然非常思念这些旧日的朋友，所以，今天就赶来了。
我问自己：你今年多大了？
我自己回答说：四十七岁了。
近半百的人了，也终于明白，生活是多么艰辛的事啊，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为对方多考虑一点，那么彼此的压力都会减轻不少吧？对亲人如此，对朋友如此，对同事如此，对陌生人，更应如此。
喜子，我们还是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