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元朝势力一路向北败退，天下大局逐渐趋于稳定。
朱元璋认为削夺中书省宰相职权的时机已经到来，该到他动手的时候了。当然促使着他手起刀落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形势逼人紧。新朝建制，那些手握重权的开国功臣们也开始尝试着将自己的权力触角伸向不该去的地方，这让朱元璋无法忍受。
朱元璋决定出手，而且准备出重拳。他将目标直接指向相权，他要借此机会将那些分散在丞相手中的各项权力夺回到手中，对帝国的权力系统进行重新布局。这时候，废除中书省已经箭在弦上。
夺回相权，就意味着要动一动那些功高盖主的开国功勋，这是一件让朱元璋很头痛的事，也是开国君主遇到的最大难题。那些在帝国第一轮权力分配中捞到实惠的大臣，想要让他们吐出已经吃到嘴里的食物，并不是容易的事。要知道，擅自废除行使了千年的政权制度和官僚制度，这也不符合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的要求。皇帝要想坐稳自己的江山，就不能跳出伦理政治的游戏规则随心所欲。
但对于朱元璋来说，不容易的事并不代表做不到。他在内心做出了一个假设，如果这些大臣犯下了国法难容的重罪，那么皇帝不就有可能对当下的权力配置做出调整了吗？
虽然说，德厚不足以止乱，威势却可以禁暴。对于古代官家集团而言，如果没有暴力强制机制的约束，只是单纯地以儒治国，想要使庞大的国家机器运转自如，也是难以想象的事。
古代官家的统治观念一边高举旗帜宣扬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一边又要求权力集团所代表的国家机器适当考虑老百姓的愿望和要求，按照社会普遍公认的伦理道德原则活动。一句话说透了，就是要上应天意，下如民愿。
从表面上看，国家机器是在上天与民众之间搞伦理调和，实质上是在统治阶层和广大民众之间搞利益调和。上层统治力量要努力为自己所实施的行为寻求一个合适的借口，披上一件让大多数人无可争辩、无话可说的伦理外衣。
从政治运作和伦理观念这两个角度来讲，朱元璋要从几位大臣手中收回政治、军事、财政等大权，就必须采取一种合适而有效的策略。既要让天下人觉得这事干得顺乎天意民心，又能够顺理成章夺回大臣们手中握着的重权，为自己的后世子孙执掌天下权柄扫清障碍。
正面：天降祥瑞引发的血案
洪武十年（1377年）六月，朱元璋出席了一次廷臣们召开的御前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朱元璋当着胡惟庸为首的帝国领导班子成员的面说了这样一段话。凡是政治清明的朝廷，都是上下相通，耳目相连；凡是昏暗的朝廷，都是上下隔绝，聪明内蔽。国家能否大治，其实和这点有很大的关系。我经常担心下情不能上达，因此不能知道治政的得失，所以要广开言路，以求直言。
这样的政治腔调在新任中书左丞相胡惟庸的耳朵听来，不过是朱元璋在为自己捞取一个开国皇帝应有的政治形象分而已。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朱元璋专门设立了一个官署来处理所有的行政要件，这就是通政司。顾名思义，“通政”一词取自政治清明，上下相通之义。朱元璋第一次命令御史们开始巡行全帝国的地方政府；这样做是想要促进地方上的下情得以上达。
通政使司的横空出世向世人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朱元璋准备为帝国的权力系统动一场大手术，一场要命的大手术。
通政使司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机构呢？朱元璋为什么会在这上面花心思呢？通政使司的主要职能就是每天将朝臣们的奏章进行收纳整理呈报于皇帝，让“实封直达御前”，然后再转交于相关职能部门来分别予以处理。
明朝建国初期，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很多制度是参考元制而来。大臣们所呈报的奏章要先经过中书省，其中三分之二的奏章由中书省直接处理，然后按照宰相批注的意见分别发往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以及大都督府和御史台等各相关职能部门。如果奏章涉及军政大事，宰相当不了家，那么就要转呈朱元璋做最后的拍板。
当时的情况是帝国官员的所有奏章都不能插上翅膀飞过中书省这一级，直接摆在皇帝的案头。在宰相们看来，帝国官员的奏章是需要分级别类，区别对待的。哪些内容能够让皇帝过目？哪些内容不能让皇帝看见？而这并不取决于朱元璋本人的好恶，而是由中书省来决定，也就是由宰相来决定。
作为宰相来说，这是他最乐于享受的一项政治福利；可对于作为皇帝的朱元璋来说，这也是他权力空间内最不能容忍的一处软肋。
通政使司的宣告成立，显然是朱元璋破解权力困境所挥出的一记重拳。
胡惟庸内心有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感，这意味着自己以后所迈出的每一步都会异常艰难，都处于皇帝监控之下。
通政使司的成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夺权的部门，夺的不是别人的权力，而是宰相的权力。制度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是多年来形成的权力程序还在旧有的轨道上运行。帝国的权力系统中虽然出现了一个通政使司，但是宰相制度并没有马上消失。
通政使司收上来的奏章还是要送达中书省，由丞相胡惟庸做最后的决断。
朱元璋要想知道朝臣们的奏章都写了些什么内容，最终还得依靠检校们收集的情报。检校在无形之中就成了皇帝安插在中书省的内线，除了监视中书省的权力大鳄们，就是替皇帝掌握朝臣们所上书的奏章内容，免得皇帝当这个冤大头。
通政使司在最初成立的时间里并没有在权力系统内担当更多的职责，不过是充当了一个权力偏房的角色，作为中书省的秘书处仍然存在于帝国的权力体系中。
朱元璋当然不能容忍这种状况长期存在，他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的一次廷务会议上，当着六部官员的面说：“皇帝深居宫中，能够知晓万里之外的事，这主要主要是因为他兼听广览，了解民情。胡元之世，政令都出自于中书省，大小事务都要先关报中书，然后才奏闻给皇帝，元朝又多昏君，才导致民情不通，以至于天下大乱。我要引以为鉴。”
在朱元璋看来，自己要随时掌握天下实情，随时掌握帝国官员的思想动态，就要撇开中书省。既然自己已经找到了治国安邦的密码，那么他就不会再做丝毫的动摇。
朱元璋下诏，诸司今后奏事不要再报经中书省，直接向他这个皇帝奏报就可以了。
朱元璋这么做，有一个人坐不住了，那个人就是胡惟庸。此举对胡惟庸手中握着的相权来说，无疑是一次致命地打击，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宰相专权的根基。在此之前，胡惟庸利用手中的相权排除异己，打击政敌，靠的就是旧制中“奏事不许隔越中书”这一条款。
这项制度赋予了丞相极大的权力自由度，他可以任意扣压奏章，欺下瞒上。而那些六部长官就是想在皇帝面前告丞相的御状也不可能，因为他们无权与皇帝直接取得联系。如今颁布实施的新政打破了这一局面，六部官员可以绕过中书省，直接与皇帝接上头。
这样一来，独相胡惟庸的危机感顿生，他的丞相权力正在被朱元璋一步一步架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