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科学》杂志报道，瑞士于1996年初成功地实施了一例人体“换头术”。一对恋人不幸遭遇一起车祸，致使女友头部被碾碎，但身体完好，而男方除头部外，身体完全伤残。医生把男方的头颅移植到了女方身上。术后，“合并人”奇迹般地苏醒了过来。可是，一连串的麻烦接踵而来。在英国大约有25％的心脏患者死于同样原因。他们把人类的DNA注射入猪的胚胎中——为“人心猪”，并且在舆论上赢得了支持。其次，如果手术失败，异体移植无疑将受到各方非议。
在美国，曾有3次试图把狒狒的器官植入人体，但都失败了，风暴般的议论接踵而来。
然而即使成功了，那么那位接受动物器官的人受得了心理冲击吗？后来，人们还指责赞助商和研究者为商业目的而丧尽天良，以至于在英国，有人把异体移植看成是“滑滑坡的”游戏，意为这种研究看似顺畅但却因无法控制而走向毁灭。
器官移植还涉及伦理道德和社会法律问题。1997年，在意大利发生了这样一件震撼人心的事：一个母亲怀孕第10周时，被医生告知孩子将是个无脑儿，即使生下来也无法存活。在面临是否做人工流产的选择时，这对夫妇决定生下这个孩子，把孩子有用的器官捐献给有用的孩子。这是一个需要勇气的选择，它不仅意味着母亲要忍受怀孕和分娩的痛苦，而且这对夫妇还将面对令人伤心的结果。
1998年1月14日，孩子出生了，结果正如医生所料。根据意大利的有关法律，新生儿必须满一周才能捐献器官。医院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为他输送氧气和养料。
一星期后，医生关掉了设备。奇迹出现了：婴儿竟能自己呼吸，自己动弹小手小脚，还会抿嘴唇。医生尽一切努力维持婴儿的生命。
但他毕竟是个无脑儿，第14天，孩子停止了呼吸。第2天，他的心脏被移植到了一个叫毛里齐奥的男婴身上。
在他的葬礼上，市民纷纷涌上街头加入送葬的队伍，他的墓上堆满了洁白的雏菊，这是意大利人对死者的最高礼遇。这则真实的故事反映了器官捐献者及意大利社会对器官捐献的一种积极、肯定的态度。
但是，器官捐献也会碰到各种使人困扰的障碍。例如，部分捐赠者的家属相信亲人的生命正借着另一种形式在世上延续，往往思念情切，甚至不断要求见受赠者。
但是，器官捐赠中心对捐受赠双方的资料是绝对保密的，以免万一捐赠一方日后面临生活困境，去向受赠人索要“回报”，或者器官移植失败，令捐赠家属再度饱尝钻心之痛。
令人宽慰的是，人情还是有的，在受赠者康复后，器官移植中心的工作人员会带他们去祭拜捐赠者，以表达由衷的谢意。
器官移植的法律问题，主要涉及如何确定死亡标准。传统医学把心脏停跳作为判定人死亡的标准。但是心脏停跳后会使移植的器官机能下降。
救人如救火，患者希望移植的器官机能正常。1968年，美国哈佛死亡意义审查特别委员会确定脑死亡标准。
1976年，世界医学会发表“悉尼宣言”，承认以脑死为死亡标准。美、英、德、法、日、挪威先后予以承认。然而，反对派说，如果以脑死为实死，那么由于判定脑死的高医术性和低透明度（脑死难以直观观察），从而使死亡判断令人不安和不放心，甚至给谋死或以捐献器官为幌子牟取暴利者可乘之机。
在日本，还由于脑死判定后的器官移植医疗费用由谁负担的问题引起了争议。日本厚生省明确规定：对于死者不存在什么医疗保险，人死医疗保险即终止。那么，执行与移植没有直接关系的脑死判定的医疗费用由谁支付？摘下捐献者器官的全部费用由谁负担？
人体器官移植在今天已经不是大不了的医学问题，肾脏、肝脏、心脏都可以移植；一个人同时换几个器官也已成为事实；甚至还有了成功换脑袋的案例。
但是，器官移植越是先进，越是向着移植复杂器官发展，碰到的法律、道德、社会、心理的议论也越多，越会对器官移植医学的发展有所制约。
人类期盼早日解决器官移植中的医学和非医学之间的矛盾，让器官移植的现代医学真正造福于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