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新军的政治逸轨
作为国家机器中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军队本来是保护一个制度、一个政权的最强有力的镇压工具。那么，辛亥革命的第一枪，为什么会在清朝的新军中打响呢？这个问题的出现，远远超出清政府的想象力，为其始料不及。其间发展的过程，也确实耐人寻味。
清朝“新军”的由来及其人员结构
清朝兵制，大致经过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早期的八旗劲旅和汉人为主的绿营兵；第二阶段，嘉庆、道光年间的团练，后为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而衍变成的湘军、淮军；第三阶段，甲午之战败于日本后，光绪、宣统年间出现的新军。
早在1862年，李鸿章的淮军已开始学习“洋操”。1874年，曾国藩正式提出以新式枪械练兵。1883年，李鸿章在天津设水师学堂，1885年设北洋武备学堂。1886年，张之洞选拔甲级防营一千多人改习洋操，开设水师和陆军学堂。可见，在洋务运动时期，新军雏形已露。
甲午败于日本后，清廷正式下令训练新军。1895年3月，洋务派官僚胡燏棻最早在天津小站练“新建军”。没过几个月，他就被清廷派去督办津芦铁路，小站练兵转由当时政坛“新秀”袁世凯接手。
袁世凯是个具有新式头脑的人，胆子大，改当时的“定武军”为“新建陆军”，使得原先的十营四千多人一下子扩展到七千多人。
北洋训练新建陆军的同时，1895年7月左右，张之洞在南洋成立了“自强新军”，人数两千多人，统领是德国人来春石泰（当时译法），营哨以上各官，皆以洋人充任。
见北洋、南洋训练新军卓有成效，清廷便下令各省将防军进行改编，或在原基础上训练新军。朝廷在各大城市设立武备和陆军学堂，分派青年出洋学习军事，以储备将校人才。其目的，在于逐步以精锐的新军替换无能的旧式军队。
清朝的新军，不仅仅武器上全用洋械，招选兵员也采纳严格的标准，并规定军官要由学堂出身的人担任。新军之所以“新”，因为在建制和训练手段方面，都大异于清朝的旧式军队。这支军队，在训练方面学习德国，在编制上模仿日本。
义和团之乱后，清廷更加迫切地在各省推行新军训练。1901年，清廷下令废止那种打把式卖艺表演式的“武举会试”，命令各省派将校到北洋和湖北观习新军训练。1903年，清廷设练兵处，负责国内新军事务，并在各省设“督练处”（也称“督练公所”）。转年，清廷正式划定军制，规定新练的军队分为常备军、续备军以及后备军三军。1905年，清廷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三十六镇，逐年编训完成。在北方，北洋六镇（近畿四镇和直隶两镇）全部完成编训。在湖北，一镇一协完成编练。
至清朝灭亡前，全国实际完成了二十六镇的编练。
新军编制，是分为军、镇、协、标、营、队、排、棚，分别相当于后来的军、师、旅、团、营、连、排、班。军一级的长官称“总统”（其实清廷一直没有实际设立成为真正定制的“军”），镇称“统制”，协称“协统”，标称“标统”，营称“管带”，队称“队官”，排称“排长”，棚有“正目”“副目”。
一般讲，两镇可编为一军。按全额算，一镇的官兵总数为12512人。遇实战，依据战势地情而定，或三镇为一军，或把数军合成一大军，或仅派出一镇。此外，还有一种“混成协”，这种部队除有二标步兵外，还配有工程、马、炮、辎重等兵种，近乎镇的编制，但又隶属于镇，类似后来的“独立师”“独立旅”。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发生时的官职，就是这种混成协的协统。
清朝开始建新军时，北有袁世凯“新建陆军”，南有湖北张之洞“自强军”。但是，后来只有北洋一系蔚然大观，南洋一系却基本消泯。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清廷看重隶属中央的北洋军建设，想把它作为拱卫国都北京的劲旅，所以一直任其扩充发展。而湖北的新军，属于地方军，清廷当然不想地方坐大，于是一直抑制它的发展。南洋系的主脑张之洞，文臣出身，后又被调入京城当“大学士”。南洋系另一大腕刘坤一（时任两江总督）早死（1902年），其间不少兵马又被并入当时袁世凯在山东的军队，所以，南洋军最终不成气候。
反观北洋，袁世凯步步高升，他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练兵大臣任上，不断刻意经营北洋新军，其手下将领，多出于天津武备学堂，基本全是他的羽翼。因此，日后的北洋军顺理成章就成为袁世凯的“私军”。
清廷建新军，本想振衰起弊。但除北洋六镇外，大部分新军，在后来都成为革命党人活跃的渊薮。这种结果，显然大出朝廷当初的意料。即使是思想相对保守的北洋军，军人们也是大多对袁世凯个人忠心耿耿，成为老袁纵横捭阖、颠覆清廷的手中王牌。可笑的是，一直被清廷视为累赘废物、想竭力加以抛弃的巡防营，倒成为自始至终效忠朝廷的队伍。
所以，清廷此种改革新军的努力，恰似把绞索系在了自己的脖子上。这种苦涩的结果，最根本原因在于，清廷缺乏驾驭强大西化军队的能力，它也没有真正的理念去支撑军人对清廷效忠。
清廷费心费力搞了数年的新军改革，本来目的是极意笼络军人，换来的却是军人的怨毒与狂躁。特别是1910年，在新军内兴起的“割辫”运动以及新军对保路运动的同情与加入，更显出了大变前的先兆——发辫是清统治的象征物，这一“纽带”被剪，清廷还有什么控制军队的绝对正当性和自信心？
在政治的离心作用下，激进而深入的新军改革，暴露了清廷致命的弱点——军人逸轨，已经无法避免。各种心怀异志的人，皆在军营中蠢蠢欲动。这种情况，均是因为在大变革时代，清廷本身僵化守旧，根本缺乏有效调控激进改革的政治能力。此外，它也没有能力合理地整合、配置已有的社会资源。
新军中的中下级官员，多为科举废后无出路的知识分子，秀才与兵混而为一，容易接受新思想，特别是反满的新思想。新军的士兵阶层，多为破产农民子弟或城镇小资产阶级子弟，他们自小耳闻目睹社会不平，容易产生反抗情绪，更容易接受饱含鼓动性的宣传，特别倾向“革命”。
而新军中不少中级军官是日本士官生出身。他们在日本学习时，深受西方革命理论影响，深怀民族忧患意识，自然也具有倾向革命的强烈意识。即使是新军中身享高官厚禄的高级军官，大多数也很“识时务”“随波逐流”，在报刊影响下，他们中大部分人朦胧的反满情绪也日益萌发。
清末，政府上下都推行宪政“维新”，各省督抚们为了赶政治时髦，争相延揽留日归国的毕业生，在军队中给予他们管带、标统、协统等比较高级的职位，甚至擢升为镇统，诸如云贵总督李经义请蔡锷，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请蒋方震，湖北总督张之洞请吴禄贞等。这些人凭借职务的掩护，使新军中的革命活动更能得到正常的发展。
当年去日本留学的，许多都是充满爱国热情的年轻学子，他们在日本每每触景生情，“览异邦之风物，念宗国之颠沛”，忧国忧民的情绪日益高涨。据《湖北学术界》所载，每有新同学到日本，先到的学生都集体在码头上欢迎，高唱“吾祖国万岁！留学界万岁！”，澎湃着救国救民的奋发大志。
在1905-1906年的最高峰阶段，留日学生达八千人。至于那些士官生，当然也深受孙中山及同盟会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
中国派赴日本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原本是从各省武备学堂的武学生中选送的。自1899年起，文学生也可以选送。这些中国军事留学生到日本后，进入学习的军校主要有日本陆军测量学校、骑兵学校、炮工学校、海军学校以及私立东斌学校等，大多数留学生集中于东京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
陆军士官学校创建于1874年，是明治维新后日本的一所初级陆军军官学校。此校学生，精英辈出，在日本甚至在全世界都颇负盛名。日本战犯东条英机、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等人，均毕业于该校。
日本在当时之所以如此“积极”接收留日中国学生，目的当然不是“倍敦友谊”——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在1898年给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信中，把日本借助教育控制中国的阴恶心态暴露无遗：
“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才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成为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因其职务上之关系，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之商业于中国的阶梯；至于专攻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的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二十倍，且可无限量地扩张于大陆。”
清廷派遣学生出国学习军事，本来的目的是把他们锻炼为王朝的鹰犬，同时，清廷深恐这些学生在海外受到民主革命的鼓动，就在1904年硬性规定，凡报考日本军事学校的学生，必须由各省督抚保送，否则不准出国。而对于已在日本的自费生，让在日本当地的清朝学监进行监督，挑选那些认为是忠于清室的“政治合格”者，准许他们改为官费生。对于被认为有革命倾向的学生，则想方设法剔除出去。
出乎清廷预料的是，一批又一批的陆军士官留学生纷纷改向，成为同盟会的追随者。1905年同盟会成立，留日士官生踊跃加入，仅云南一省的留日士官生，就有四十人加入。士官生还在同盟会内部秘密组建了纯军事干部组织“铁血丈夫团”，有数十人之多。这些秘密团员，在日后的辛亥革命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他们回国后进入各省的新军内，伺机宣传、鼓动、发展革命力量。这些人，把《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反满反帝小册子偷偷遍发于士兵手中，兴办秘密报刊，使星星之火散布于军队每个角落。
根据《黄膺白先生家传》一文，“南北各省发难及主持人物，丈夫团几居大半”。而后的辛亥革命，很多士官生出身的各级新军军官起到重要的领导作用，其中我们耳熟能详的有：领导山西起义的阎锡山、温寿泉，领导贵州新军起义的杨荩城，领导云南起义的蔡锷、唐继尧、李根源，领导江西起义的李烈钧，领导陕西起义的张凤翙、张益谦，领导湖南起义的仇亮、曾继梧，领导广西起义的赵恒惕，领导安徽的胡万泰，领导广东新军起义的蒋尊簋、魏邦平等。这些本来担负着清政府军队现代化任务的年轻军人，最后却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
即使在北方那些未能独立的省区，士官生出身的军官们也四处活动，有力地配合了南方的革命起义。在直隶和奉天，享有“士官三杰”美誉的清朝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和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都明里暗里积极响应革命。在他们的领导下，进行“滦州兵谏”，谋组燕晋联军，以图给清王朝窝心一剑。由于北方政治气候恶劣，他们最终壮志难酬，吴禄贞被杀，蓝天蔚被迫逃亡，张绍曾被清廷免职。
由此可见，清朝新式军队中真正坚决的“反革命”，少而又少。
最重要的是，国内的革命党人，特别是武汉的文学社、共进会，非常注重深入军队做工作。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们不少人为了颠覆清朝，投营入伍，着装当兵。借敌之械，强己之枪。
不仅如此，党人还在新军中成立了不少公开、半公开的组织。以湖北新军为例，就有群治学社、文学社、军队同盟会、共进会等。这些社团，吸收广大官兵加入，培养了大批革命力量。
策反军队的“抬营主义”，是革命党杀向清廷的一根杀手锏。辛亥革命能由内而外，由下而上，成功必不偶然。正是湖北新军中革命党人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文学社”），使得在武昌起义前，新军基本上已经“革命化”。
湖北新军，当时的二十八镇和二十一混成协，共有官兵一万六千人左右。事发前，除被端方带往四川和被瑞澂派外各地的以外，剩下八千多人。这八千人中，纯粹的革命党人，有两千多；同情革命的，有四千多；坚决“反革命”的，只有一千余人；其余基本属于摇摆分子。
所以，枪声打响后，武昌城内外很快就有四千多人加入暴动。真正与革命军交战的清兵，仅有两千多人（不包括巡防营和警察部队），剩下的都逃散而去。
武昌起义后，云南、浙江、山西、新疆、湖南、陕西等大多起义省份，均是新军为骨干（也有会党参加）。只有江西、广西两省（省会），属于立宪派的“不流血革命”。
非常可惜的是，武昌革命后，新军内的革命党人未能掌握大权。这是因为，此前此后，他们都是未被主流政治认可的“非正式组织”。因此，辛亥革命后造成这样的尴尬局面：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新军中活动
由于科举制度的结束，中国社会原先庞大的读书人群体一朝醒来，发现天下大变，忽然丧失了奋斗的目标。愕然之余，他们只得去寻找新的出路——弃文从武。于是，原先的“读书种子”们，纷纷成为了秀才兵丁。
这些军队中的新鲜血液，最特别之处在于他们不同于从前那些完全为了吃饭而当兵的中国社会底层农民。怀抱铁血，激扬武烈，这些本来就是知识分子的青年人，意气相投，在军队中日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抗争、恣肆、思维敏捷而又不乏盲动的血性军人，注定会汇入激流涌荡的中国社会，并掀起巨大的波澜。
早在1903年初夏，由日本官费留学归国的湖北云梦人吴禄贞，就常常在武昌花园山聚集一些军官密谋议事。他是兴中会会员，最早曾参与唐才常的“自立军”，显然“革命”资历不浅。
吴禄贞以文娱为形式的“花园山聚会”，吸引了军队中不少青年人。聚会期间，他放映幻灯片，散发《革命军》《猛回头》一类书籍，且在军队中安插眼线，把不少“革命”青年输入军中。同时，他积极联络会党，密谋举事。老奸巨猾的张之洞很敏感，他很快对花园山聚会有所察觉。毕竟自己眼皮底下的事情，不好太声张。于是，他暗中拆台，将常出入花园山的骨干分子分批遣派到国外“读书”。不久，吴禄贞本人也被调往北京。
主心骨走了，但花园山革命聚会的火种并没有熄灭。很快，“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接而继燃。1904年7月，吕大森等人在多宝寺街开设“科学补习所”。他们对外声称是文化补习学校，实际上以“革命排满”为目的，在青年学生中宣传革命，把一批又一批党人输送入军队。仅仅过了四个多月，张之洞得知“科学补习所”同湖南起义有关联后，立刻下令查封。
此后，日知会继之而出。日知会原本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武昌的一个阅报室。既信基督又信革命的刘静庵，凭借他在日知会司理的身份，以日知会为掩护，一步步地把这个阅报室变成了革命组织。通过演讲、办报、教课等方式，日知会吸引了近万人成为会员。大量《革命军》《猛回头》等革命书籍，经日知会翻印，传入新军。1907年，为响应湖南萍澧浏等地起义，日知会抓紧筹措起事。由于有人告密，清政府非常警觉，立刻派兵摧毁了这个组织，把刘静庵等多人抓捕入狱严刑拷打。
可叹的是，刘静庵被关入狱中长达五年，竟于辛亥革命前三个月病死。最终，他没能看到铁血十八星旗飘扬的那一天。
“敢是达才须磨炼，故教洪炉泣精金。”日知会虽被清廷摧毁，其影响却非常巨大。日后，武昌起义的主要干将——孙武、蔡济民、熊秉坤，甚至“首义三忠”中的两位，彭楚藩与刘复基，都是当年日知会会员。
湖北革命小团体，在清末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如雨后春笋，遍地生根，大概有群学社、铁血军、无锡会、辅仁会、忠汉团、德育会、黄汉光复党、共和会等，或与日知会同时，或后于日知会而兴。其中的团体成员，有的分别并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当时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武昌起义前，在新军中影响最大的两个团体，一个是共进会，另一个是文学社。
共进会，是在同盟会成立两年后的1907年，由一些同盟会员“另起炉灶”而立的一个组织。发起人为刘公、居正、孙武、焦达峰、喻培伦等人。其中，刘公、居正、孙武是湖北人，焦达峰是湖南人，喻培伦是四川人。可以看出，发起诸人中，湖北人居多。言及共进会，一般历史书中均讲它是“孙中山领导下的一个革命组织”，其实大谬。
共进会的成立，从组织及行动方面观察，明显有与同盟会分道扬镳的迹象。当初成立这个组织，就是兴起诸人深感同盟会不能成事，才决定另创组织。他们在联系国内会党的同时，决定深入清军内部起事。对此“另立山头”之举，黄兴曾面诘焦达峰，后者一句话就搪塞回去：“殊途同归，有何不可！”在东京，新发的共进会与同盟会完全是不相统属的组织。他们分门别户，各自争抢新人。有一段时间内，共进会招兵买马之盛，甚至大大超过了同盟会。
当时的同盟会，恰值《民报》被封，孙中山游走不定。因此，同盟会总部事务无人统一打理，凡事涣散。趁此机会，共进会以新起之锐，与同盟会分庭抗礼。共进会的会长（总理）为张伯祥，下设九部，还安设了九省都督的人选（类似同盟会各省分会的负责人）。
刘公等人创设共进会，本来是因对孙中山及同盟会不满。他们认为，同盟会只知埋头在国内四处搞暴动，联系会党的基本工作根本没有任何新的进展。特别是对于新军，同盟会一向因循守旧，认定那里是革命死角，基本从未顾及过。再者，同盟会选择的起义地点，只重华南，而没想过在长江流域经营革命活动。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孙中山一直在海外穿梭游说弄银子，“从不过问”同盟会总部事情，使得许多人深感不满。
共进会所采用的旗帜，是红黑两色的九角十八星旗，代表十八省铁血共义，即日后所称的“铁血十八星旗”。武昌起义后，城内高高飘扬的，正是共进会首创的“锥角交错”的十八星旗，而非同盟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会旗。
号召会党、打入军队，是共进会活动的基本宗旨。1908年前后，东京的共进会湖北籍、湖南籍人士纷纷回国。稍后，各省会员也大多回国，投入革命实践。1910年，刘公携十八星旗归鄂。这样，在东京的共进会组织实际上就消散于无形。在武汉，共进会主要的组织者是孙武。与同盟会的空泛与仓促不同，共进会行事一向缜密。
孙武认为，从实际情况出发，在清朝新军中搞宣传，最为上策。如果能把军队一营一营、一标一标、一队一队地逐步争取到革命的一方，最终肯定会取得成功。此举，即共进会著名的“抬营主义”。
根据清军编制，共进会在队、营、标内各设代表，分层次负责宣传和鼓动工作，二十人为一支队，三个支队为一正队。入会的军中同志，总编为六个军，每军设总指挥（真正的编军计划未得以详细实施）。由于切实有效、踏踏实实的基层工作，共进会在会党、学界、新军中进展颇为不俗。在武昌，仅在新军中，共进会就有一千五百左右的会员。
在国内，与共进会关系最近的同盟会分支机构，是上海中部同盟会。但这二者间，并无上下级领导关系。中部同盟会一直关注的是长江下游，对武昌的共进会活动不甚了了。武昌起义后，孙武等人之所以把同盟会的黄兴请来“主持”大局，并非是把共进会拱手让给同盟会来领导，真实目的是化解共进会、文学社两个组织双方争权的僵持局面，利用黄兴的声望来号召全省。
综上所述，共进会虽然是同盟会的一个“分裂”团体，它的历史作用却完全是正面的、积极的，起到了同盟会做梦也达不到的鼓动效应。
当然，相比于文学社在湖北新军中的作用，共进会依然略显逊色。
文学社又是怎么回事呢？听上去，这好像是个“文学青年”发起的组织，其实完全是个以士兵为主体的军中组织。它的发展，三易其名，历经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三个阶段。
这个组织，屡蹶屡起，坚韧不拔。与别的组织由上而下发展不同，文学社先扎根基层，逐步建立标、营代表制，最后在成熟时才创设总机关部。文学社一直重视宣传作用，先后办有《商务报》《大江报》，宣传鼓动革命。文学社的人员，扎根在士兵中间，埋头苦干，一个人一个人地争取。他们在新军中长期忍耐，不断积蓄力量。
到1911年初夏，武汉新军中的文学社会员已经有三千多人。与此相比，共进会深入新军内部要晚得多。在武昌起义的筹备过程中，文学社起了主导作用。辛亥年七月二十二日的文学社、共进会联席会议，战时临时总指挥、副总指挥，分由蒋翊武、王宪章担任——二人皆是文学社成员。临时总指挥部，也是设于文学社在武昌小朝街85号的总机关部所在地。而共进会成员，主要承担草拟文告、制定旗帜、配制炸弹等与“政治”相关的事务。据考，在总指挥部与军事筹备处关键性的四十三个职务，总共由三十三人分担。这三十三人中，文学社成员占二十人，共进会仅八人，拥有双重会籍者五人。
1911年10月9日（辛亥年八月十八日），文学社的蒋翊武从岳州赶回武昌，亲自安排起义。他与文学社骨干刘复基一起，颁布命令，准备当夜12点起事。由于邓玉麟未及时送命令到炮队，机关部被清廷破获，当夜发难未成。但是，相隔仅一天的武昌各标营“自行举义”，仍旧该归功于文学社诸人事前的详密运筹。
辛亥首义中，文学社成员在革命中贡献最大，牺牲最惨，阵亡大半。文学社的主要骨干，几乎清一色是湖南人（詹大悲除外）。而共进会呢，湖北籍骨干居多。熟知中国政治生态的人，马上就会想到，这种乡土分野的省籍意识，两个组织日后肯定会产生嫌隙与不和。文学社的蒋翊武等人出身贫寒，共进会孙武等人皆留日学生出身。“穿长褂的人”心中自然看不起“泥腿子”士兵。所以，“富贵之后”，双方大打出手。
武昌起义成功后，占得政治先机的共进会成员就开始打压、排挤文学社成员。后来的内斗中，他们甚至不惜采用下三滥手段暗杀了文学社骨干张廷辅、祝制六等人。首义成功后，共进会的孙武等人热衷高官厚禄，他在南京向孙中山跑官不成，怒从心起，就到上海拉拢一些失意政客和军人，创立“民社”（口号是“反孙倒黄，捧黎拥袁”），完全与同盟会撕破脸。其中转变最令人侧目的，当属共进会会员蔡汉卿（蔡希圣）。他在辛亥首义中舍生忘死，不避枪林弹雨，誓死灭敌，但当成为黎元洪的“戒严司令”后，他摇身一变，杀昔日同一战壕的革命党人同志无数，竟得“屠户”之名……
从以上对新军的分析中可以发现，清廷最大的失误，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在军队中出现如此可怕的内部裂痕，这个政权内在的、“持之以恒”的、漫不经心的官僚化，纵容甚至增强了军官集团内部革命分子活动的隐蔽性，使得他们竟然能够在新军这种看似铁板一块的新式军队中出现如此具有离心力的“阶级”力量。继而，自下而上的螺旋式的暴风骤雨般的突发式革命，在一个夜晚就忽然成功，使这个延续二百多年的帝国的军事统治，一下子成为“纸上的力量”，不能不让人感到吃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