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第一，是社会经济和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宋代社会经济各方面都较唐代发达，生产力水平提高很大，科技发展很快，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都在此时完成。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及巨大成就，为理学家进行哲学概括提供了客观基础。第二，是重建社会秩序、伦理纲常的需要。唐末至五代的长年动乱，使封建统治阶级赖以生存的伦纪纲常遭到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士人多谋官利，不讲名节，权力阶层也常发生以臣弑君的现象，严重背离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也削弱了作为维系民族完整和团结的儒学礼教标准的力量，故重振纲纪就成为宋朝谋求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但宋初国势羸弱，内外交困，一些有识之士欲扭转时局所做的改革和调整均在党争中失败。一些关心时政的士人转而从研习学术的角度出发，谋略建立一种较之汉唐儒学更加完善的政治学说，以规范人心，重振纲纪，为君主政治的永久运转建立永恒法则，于是理学应运而生。第三，唐中期以来的疑经惑古之风的影响。汉唐经学长于训诂笺注，学者讲求固守师说，使儒学日益走向繁琐和僵化。唐中期以后，学界“拟古”风起，至宋愈炽。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实为使古代哲学获得新生的儒学复兴运动，即假古文运动以明孔儒之道。宋王安石推行“新法”，研讲道德性命之学，天下震动，他用义理释经，作《三经新义》，“颁之学官”，用以科考取士，废除“先儒传注”，致使义理之学大兴，知识分子“疏不破注”，从“舍传求经”到“疑经改经”，为理学兴起创造了条件。第四，唐代以来，佛、道之学广泛发展，宋代理学家融合三家思想，以儒家的礼法刑政为核心，吸收道家、道教的宇宙化生模式和佛教的思辨哲学，建立了“本以儒学，兼融佛、道”的理学逻辑结构。
理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开创阶段：北宋庆历年间至熙宁年间。周敦颐为理学始祖，其贡献在于将佛、道思想融入道家，为理学家如何出入佛、道开辟了新路，为重建理学体系提供了蓝本。他融会《易传》、《中庸》及佛、道思想，以“太极图”为框架，论述了儒家一系列重要范畴，其核心范畴“性与天道”后来成为理学讨论的重要问题。熙宁前后，一些有志之士致力于革新“积贫积弱”的局面，因革新的具体政策、方法、步骤的不同，产生政治上的分野，形成理学主流派的“关学”张载、“洛学”程颢、程颐，非主流派的“新学”王安石，“蜀学”苏轼、苏辙等各派。张载和二程被视为理学的奠基人，主要是在“道体”（指在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背后或之上有一个根本的本体）问题上，张载是理学中的唯物主义学派之代表，持“气一元论”，以“气”为哲学的本体，肯定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并以“一物两体”学说，把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归结为事物内部一与两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二程持理一元论哲学，以“道”或“理”为哲学本体，认为万物都是理所派生，成为理学中的客观唯心主义学派。在哲学的伦理化、伦理的哲学化上，张载和二程充分体现了本体论与伦理学的统一，即所谓“性”（伦理）即理“本体”，或天与人的合一之学。他们提出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理一分殊”、“心统性情”等命题，成为宋明理学的基本命题。这一时期的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合称“北宋五子”。第二，理学的集大成阶段：南宋时期。这是理学发展的鼎盛时期，理学思想体系趋于完备。其间，理学有如下特点：一是出现了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以朱熹的闽学为代表。朱子进一步发展了二程思想，克服了北宋五子各自理论上的矛盾和粗疏之处，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理学关系，建立了理学各范畴之间的逻辑联系，为理学上升为统治思想准备了条件。二是理学思潮向纵深发展，出现了陆九渊的心学派，持心一元论哲学，认为“心即理”，强调主观精神的作用，提倡自做主宰，是理学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学派。经明代王守仁阐发，心学体系完成，并成为理学思潮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三是理学大师辈出，学派甚多，各学派间时有交流和讨论。或书信往还，或当面诘辩，如著名的朱、陆“鹅湖之会”，大大促进了理学蓬勃发展。这一阶段著名的理学家有胡安国、胡宏、吕祖谦、张轼、朱熹、陆九渊等，其中以朱熹的“道学”和陆九渊的“心学”学术地位最为重要。第三，理学的解体阶段：明中叶后。元代，中国南北统一，理学北传，朱子学成为官方哲学，陆学备受压抑。明初以朱子学为主，一时间宋濂、方孝儒、薛宣等大儒及朝廷科举考试都以朱子学为正统，视其他为异端。时日流逝，朱子学逐渐暴露其破绽，在士人们的反思中王守仁的心学产生，他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主张“心即理”，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以吾心之良知为天理，把一切外在的“天理”、“道心”、天命之性都转化成内心的感性欲求，即人欲、人心。这种思想随着时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而迅速与之相适应，促使理学走向解体。王守仁死后，王学分化，王艮发展为泰州学派，李贽走向正统王学的反面。心学的分化是王学哲学逻辑结构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也是理学走向解体的标志。第四，理学的总结阶段：明清时期。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大变动中，明亡使一批学者开始对历史进行反思，其中汇集了对宋明理学的总结和批判，其肇始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各有所重，王夫之可谓代表人物。他们的理论成果纠正了以往哲学的错误，调整了程、朱、王（守仁）在理气、道器、太极、阴阳、心物、有无等问题上的颠倒，扶正了一两、动静、知行、能所、格致等关系，作出了合乎客观实际的解释，在当时对哲学基本问题、认识路线问题，在理论上作了正确的阐述，并从理论思维高度总结了理学的经验教训。
理学以“道体”和“性命”为核心，以“穷理”为精髓，以“主静”、“居敬”的修养为工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质，以“为圣”为目的，其基本内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概括：第一，理学从理论上回答了自然与社会现象的统一性问题。理学以探讨道体（自然、社会现象背后，有一个根本的本体，即道家所追求的“所以然之故”，朱熹说“道”就是形而上学）和性命为核心，“道学”派程朱讲“性即理”，性命统一于道体理，“心学”派陆、王讲“心即理”，理统一于心，但都承认现象世界有一个最后的本体或终极的原因，无论本体是内在或外在的，都与人的本性相联系。第二，以“穷理”为精髓。“穷理”是“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然者而已”，也是“尽性至命”，追求人性的根源。不能穷理，便不能尽得性、尽得心，穷理是贯通道体、理、性、命、心的中介，是达到完善道德境界，培养“圣贤气象”之理想人格的自觉，它是联结天人合一，实现万物与我同体的其乐无穷的关键环节。第三，以“存天理，去人欲”为修养身心的工夫。理学家都认为，自然、社会、人生以至人类历史上的各种事物，凡是真的、善的、美的、正的、光明的都是天理，凡是假的、恶的、丑的、偏的、黑暗的都是人欲。理学家们重义理轻功利，为公去私，存理去欲，并以此为社会的重要教条，提倡人人遵而行之。第四，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质。理学家都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以“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博爱精神接人待物。他们提出“尽性至命”与“孝悌”统一，“穷神知化”与“礼乐”统一，把理这个普遍原则与人的道德伦理行为规范沟通起来，把现实的制度理想化，以求长治久安。第五，以“为圣”为目的。理学本质上是一种理性思维，是哲学的思辨，它从本体论和政治论、道德观上批判佛、道的出世主义和非理性倾向，以阐发孔孟学说为己任，通过“为学”、“修德”而争取达到“圣贤气象”的境界。
“理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是理论思维深化的表现。“理学”的出现使人们哲学思考从简单的宇宙生成论、宇宙模式论发展到更高层次的宇宙本体论，这在中国哲学史上可说是一次飞跃。“理学”从理论上否定了儒学传统的“天命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以及佛道的有神论的宗教迷信或神不灭论，而将传统儒学、佛、道两家学说中的有益成分为己所用，使之成为正确、科学成分较多的理论体系。理学是在前所未有的全面而系统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历史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兴起的，理学所探讨的问题十分广泛，融自然、社会、人生为一体，包括政治、哲学、伦理、教育等各个方面，继承改造、利用发挥了以往哲学的几处所有范畴，并提出了一些全新的范畴，对各种范畴进行综合的研究，构筑了像朱熹那样“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唯“理”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王守仁的唯“心”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集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之大成的王夫之的哲学。理学无论从哲学逻辑结构的庞大、探讨问题的深度和广度、理论思维水平的提高、论证的精密等方面，都大大超越了前代，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过程中重要而不可或缺的一环。但理学也有其消极的方面，它虽在宋代未受重视，但不久即为历代统治者所认识和推崇，成为“官学”，致使其思想僵化，成为统治阶级钳制人们思想的武器，理学家们整理的四书五经成为士子们死记硬背用以求得功名利禄的教条，这不仅有利于封建文化专制的实行，也有益于封建社会秩序的稳定。被理学家强化的“三纲五常”成为维系封建宗法关系的主要工具之一，是统治者强化礼教、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封建统治者把理学家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伦理规范与封建君主专制结合，当做实行政治和文化专制的理论依据，用以加强封建专制，镇压人民的反抗和改革要求。同时，在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影响下，致使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出现了文字狱大兴和“以理杀人”的现象，压制和扼杀了人的本性，造成伦理异化，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使许多人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第二节中国古代哲学的
宇宙观与人生观中国古代哲学的宇宙论也与世界哲学一样分为两个部分：一为本原论或道体论，即有关宇宙最初的起源、始基的理论；二为演化论，即有关宇宙演变发展历程的理论。中国古代哲学的人生论则可大致分为四部分：一为天人关系论，即探究人与宇宙的始基的关系；二为人性论；三为人生理想或人生准则论；四为人生问题论，即有关人生的损与益、动与静、义与利等方面的问题。
一、宇宙论
“天”，是中国哲学中最古老的范畴，首见于甲骨文及《诗》、《书》等先秦文献。天是商周时代人们心中至高无上的神，具有降临人世“吉凶祸福”、“得失成败”的权威。当时尚无宇宙的观念，人们认为天即是囊括一切的最大之物。最初的哲学家孔子和墨子都把“天”看做是最根本的，认为天是一切之主宰。孔子怀疑鬼神，把非人格化的天作为生成并主宰一切的根本，可说是中国哲学宇宙论的先驱。与孔子同时代的墨子的“天”，是人格化的鬼神，即百神之首，主人之赏罚，是义之所出，是最高贵最有智慧的，人应顺天意行事，“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墨子·天志上》。）总之，此时的哲人以天为一切之最高主宰，宇宙论的概念还很模糊。
关于“宇”与“宙”的概念，最早见于战国末的《尸子》：“上下四方曰宇，往来古今曰宙。”《庄子·杂篇》的解释更为精确：“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乎本剽者宙也。”宇即空间，宙即时间，宇宙即是整个时空及其所包含的一切。中国古代宇宙论之始祖为老子，他否认“天”是一切的最高主宰，强调“道”超越天的深奥性和神秘性，把道提升为一个最原始、最根本的形而上学范畴。自此，中国开始形成有系统的宇宙论。中国古代比较有代表性的宇宙生成论或本原论，主要有以下七种：
最早的宇宙本原学说是老庄的道论，以道为宇宙的究竟根本，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思想。老子认为，道是万物之根本，万物皆有相互对应者而道无相对之物；万物皆有变迁而道永恒不变、周行不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则惟以自然为法。道非感官可觉察，亦不能用语言叙说。庄子发挥了老子的思想，也主张道是宇宙的本根，道无所不在。《淮南王书》是汉初道家思想的结集，亦论道，但多为引申老庄学说。宋代理学家程颐以理为宇宙本根，理实际是道的别名，理论实为道论的新形态。
第二种宇宙本原论，是太极说。该说源于《易传》，其基本范畴是太极与阴阳。阴阳观念产生颇早，古人初时只认为这是自然界中的两种力量，因见万物万象都有正反两面，便形成阴阳观念，后又见一切变化都起于阴阳正反之对立，便认为阴阳是万物的根本，阴阳实为正反之意。进而发展到认为有阴阳未分之时，这才是宇宙的本原，于是创立太极观念以统阴阳。至《易传》成书，阴阳的宇宙观正式确立，“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传·系辞》。）先秦哲学中，与阴阳说并存的是五行说，始于《尚书·洪范》，五行即金、木、水、火、土，它们是宇宙的本原。此后，论阴阳最详者是汉代大儒董仲舒，他以“元”为宇宙中最根本者，有元乃有天地阴阳，由阴阳而生成五行，由之生成一切物。天是自然界的最高主宰，是万物的创造者，是人世治乱的最高决定者。前汉末扬雄的“玄”说，宋代周敦颐、朱熹和邵雍等大理学者的“大极”论，均更加详尽地阐释了太极—阴阳—五行—万物的演进观点，虽然说法不尽相同，但基本观点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