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在江苏省邳县（现改为邳州市）。邳州古称邳国，后称下邳，有两千多年的文明史。她文化底蕴深厚，人文荟萃，京杭大运河横贯其中，土地肥沃，河流纵横，为苏北著名的鱼米之乡。我们家就住在运河边上一个古老的村寨——程家圩。
我们程家乃宋朝理学家程颢、程颐（世称“二程”）之后，论辈数，我是他们的第二十七代后人。根据家谱和有关史料记载，我们的先祖程颢（公元一〇三二年至一〇八五年）字伯淳，是北宋嘉祐进士，曾任湖上元（今江苏南京）主簿、晋城（今山西晋城）令等地方官，熙宁初，被荐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元祐初，被召为中正承。他早年与其弟程颐（公元一〇三三年至一一〇七年）就学于北宋大哲学家周敦颐，同为理学的奠基人。他们的哲学思想是，“道是形而上，气是形而下”；说“天下只有一个理”、“理是心”、“天人本无二”、“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宣扬“气禀”说，认为“人有贤、愚之分”，宇宙为“阴、阳二气演化”。竭力维护“三纲五常”、“周孔之道”，主张“灭私欲、存天理”。后来的南宋理学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学说，构成了完整的“程、朱理学”体系，对后世一千余年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思想的核心是唯心主义的，但也有某些合理与进步成分，对他们的评价，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史观来考量，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
“程门立雪”这个著名典故，我们程氏一直引以为荣。它源于与“二程”同时代的大学者杨时、游酢年轻时求见程颐的故事。据《宋史。杨时传》：“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明初思想家谢应芳著《杨龟山祠》有诗云：“卓彼文靖公，早立程门雪。”于是，“程门立雪”便成为国人尊师重道的典故。我们程家亦以将此典故作为一种家传盛典予以世代传扬，历久不衰。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们程家家祠的大门上，高悬一块金匾，上边镌刻着“立雪堂”三个大字；而在过年时，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挂着硕大的红灯笼，灯笼上同样印着“立雪堂”的字样，足以为证。
又据家谱记载，我们程家这一支原来居住在河南洛阳，后因躲避战乱，迁居到现在的江苏省邳州市，子孙繁衍，形成一个数百年的老村——程家圩，我一九三四年七月就出生在这里。由于祖上曾经官高爵显，故一直是名门望族，诗书传家，代代相袭，被誉为书香门第；直到我的祖父程作云，仍为前清的末代秀才，他才赋甚高，饱读诗书，是家乡的一代名儒。但是他恃才傲物，孤高自诩，故为世人所不容，一生怀才不遇，壮志未酬。于是便退而求其次，从事家乡教育，设塾于家祠，广招乡邻子弟，孜孜不倦地向他们传道授业，谆谆解惑，育以成才。因此，桃李遍四方。而且祖父还以书法见长，先学柳公权楷体，后效王羲之行书，大篆一挥，笔走龙蛇，或如行云流水，或似天马行空。据说，当年来我们家向祖父求书者不绝于缕。遗憾的是，因饱受连年战乱与兵燹所苦，屡遭盗匪抢劫，以及几次浩大的火灾，不仅家财毁尽，而祖父的墨宝亦荡然无存。
历经劫难，我们原为富庶的门庭此后便一蹶不振，到了我的父辈，即沦为平常百姓之家。幸有我的大伯父程之藻（字耀卿），继承父志，苦读诗书，学业有成，先是以教育为本，后又从事医疗事业；经过他苦心的钻研中、西医术，长期的诊病疗伤实践，成为当地的名医。他心慈量宽，厚德载物，广接善缘，胸怀国家。当抗日战争爆发，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开拔到我们家乡，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游击战，经常有伤病员前来请伯父就诊；伯父都及时地予以疗治，并且不收任何费用，从而得到父老乡亲和人民政府的热诚称赞。当根据地实行“三三制”抗日政权时，伯父被推选为首届参议员。后来虽因时世多变，历经坎坷和多重磨难，但他仍活到百岁高寿，最后无疾而终。只是他的三个弟弟（包括我的父亲）和妹妹，均先后英年早逝，没有什么骄人的业绩。
我们这一代，根据旧的封建家庭大排行，共有兄弟四人。长兄树槃，为二伯父之子，中学毕业后，恰逢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出于满腔爱国热情，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便投笔从戎。因受时代所局限，他报考了黄埔军校，毕业后，成为国民党的一名军官。抗战八年，辗转于华中、西南各地，曾身经百战，与侵略者拼搏于疆场，多次负伤，也算为保卫祖国流了血；解放战争期间，他供职于傅作义将军部，随北平的和平解放而进入革命阵营。但后来因为厌倦军旅生涯，解甲归田，意欲终生隐居乡野，不问时政。但是，现实是不允许他那不切合实际的奢望的。回到家乡后不久，不得不改行从事教育事业。由于他学识渊博，阅历丰富，加上非常的敬业精神，他的教学工作受到乡亲的好评，得到学生的由衷敬爱。但是，后来因受到极“左”路线的迫害，在教师的岗位上，死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
二哥树棨和三哥树荣都是大伯父的儿子。二哥从小聪慧，为伯父所钟爱，初中毕业后，考入清江（现在的江苏淮安市）医士学校，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算是苏北的医学最高学府了。毕业时，抗日战争爆发，遍地烽火，他难以去大城市的医疗部门就业，只好回到家乡在伯父开设的乡村医院“屈尊”当了医生。对这个乡村医院，伯父当时很低调，不事张扬，名曰“农民诊所”。在门前贴着一副对联，上联是：诊病疗伤但求有所；下联是：农村陋巷为便贫民。其宗旨一看自明。但由于当时战乱中的农村，缺医少药，诊病困难，伯父的这个农民诊所，就给家乡的那一带疾病患者，带来了求医的方便条件。加上伯父中医功底深厚，二哥西医的医疗水平较高，父子俩中西结合，许多疑难病症都可以疗治，以致臻于药到病除之效，因而每天患者来往不绝，一时名扬下邳。特别可贵的是，这一对父子医生，思想并不保守，我们家乡刚刚解放时，二哥便进入革命行列，成为我们县人民医院的业务领导。他率领全院医护人员，救死扶伤，不辞劳苦，受到群众和领导的广泛好评。但是，极“左”路线也没有放过他这个在生活上、工作上都曾经犯过“错误”的人，最终被迫害而死，使当地的乡亲失去一位非常信赖的好医生。
三哥树荣的命运虽平常而又坎坷。也是因为战乱的关系，他没有求学的机会，及早便辍学在家务农。他老实憨厚，勤于耕耘，使我们家的农田得以收获，以维持全家的生活，无饥馁之虞。但因我们家的成分不好，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也吃了不少苦头。好在他熬过了那艰难的岁月，耄耋之岁，仍很硬朗，在儿孙绕膝中，颐养天年，于二00八年秋，驾鹤西去。
我在众兄弟中，年龄最小，排行老四。谈到我的生平，必须首先说一下我那英年而去的父亲。父亲名程之藩，是祖父最小的儿子。自小天资聪明，读书过目不忘，尤其喜爱绘画和雕刻，被祖父母视若掌上明珠，对其期以厚望。但他却生不逢时。年龄很小时，祖父便去世了，家里灾祸频仍，使他没有能够受到完整的教育。不过，由于他过人的聪慧，而自学成才，及长，便成了一个多才多艺的青年。同样作为清末秀才的外祖父，慕我们程家的盛名和我父亲的才华，便把最心爱的女儿——我的母亲，许配给我的父亲。外祖父为孔子的名弟子颜回的后裔，在家乡亦属名门大户，和我们程家也算是门当户对吧，所以才会结成亲眷。母亲是外祖父十二个子女中倒数第二，应属大家闺秀之列。与我父亲结婚后，夫妻感情甚笃，加上待人接物礼数周到，深受祖母和兄嫂的关爱，贤惠之名，闻于乡里。我是父母的第三个孩子，不幸的是，我的哥哥和姐姐，出世不久便先后患病夭亡了，父母曾经为此非常悲伤；我的出生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喜悦，对我无比珍爱。为了我，父亲曾经花了数月时光，精雕细刻，做了一只小手推车。小推车描龙绘凤，小巧玲珑，其工艺之精巧，受到人们热烈的称赞。父亲经常把我放在小车上，走街串巷，亲子之情，备受邻里的欣羡。但是，这种幸福的时日没有持续多久，就在我不到三岁时那年，父亲却意外地撒手西去。
父亲的早逝，与我大伯父有很大的关系。当年，我们家乡因为水利失修，经常有洪水为患，每每田园歉收，乡亲们难得温饱。我们家本来是个大家庭聚居在一起，大伯父在外边工作，家事由我父亲掌管，事无巨细，他都必须过问，诚然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可是，在一年洪水围门、全家生活面临空前困难时，伯父突然从外地归来，提出立即分家的要求；与此同时，因为对某一件家事处理得未合他的意愿，从而对我父亲进行严厉的指责，使其陷于十分难堪的境地。在一时的愤激之下，性格刚烈的父亲，竟然用自尽表示对兄长暴唳无理行为的抗议。父亲的遽然长逝，我年轻的母亲，感到如同天塌地陷一般，痛不欲生。当时，我还不到三岁，刚刚牙牙学语。我已经记不清父亲去世时那些无限悲痛的日子的具体情景。朦胧中仅记得有一具硕大无朋的黑棺材，搁置在我们住房的正中，一身缟素的母亲，伏在棺材前号啕大哭。她捶首顿足，泪湿襟衫。据母亲后来告诉我说：她当时直感到眼前一片渺茫，难以生存，一心想追随父亲而去。但是，亲戚邻居都在一旁苦苦相劝：不看死者还要看活的。你若有不测，你这嗷嗷待哺的孩子，将何以生存下去？而我当时亦似有所懂事，伏在母亲的怀里，双手搂紧母亲的双臂，痛哭不已。母亲这才从痛苦中有所省悟，也便紧紧搂住了我，当即盟誓般地对着父亲的灵柩说：为了你的亲骨肉，我要活下去，把他抚养成人，继承你的遗志，如你所期盼的那样——光耀程家门楣。
母亲坚强地活下来了，但痛苦并未稍减。封建大家庭的社会环境，传统的道德和礼教的束缚；特别是缅怀和我父亲的感情，使她未能也不想从一个未亡人走出我们程家一步。母亲把我当成她唯一的精神支柱，以维系自己青春的生命。此后的七十余年，我们孤儿寡母，相依为命。
也许是出于某种自责吧，在我的父亲下葬之后，伯父顾念兄弟之情，痛悔昔日苛责弟弟之过，当即收回分家的成命，将我们母子收留在大家庭里共同生活，并且从此对我也另眼看待，呵护有加。我们也得以和伯父的家人一起，共享他事业发达的荫泽。
另外，我还有三个姐姐。大姐、二姐为大伯父所生，三姐为二伯父之女。她们因受时代局限，均未能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但因“书香门第”的耳濡目染，也都粗通文墨，可以阅读通俗书刊，并和亲朋有书信往来。她们对我都非常友爱，视若亲生兄弟。特别是三姐树芬，从小就对我呵护备至；我对她也充满依恋之情，直到她驾鹤西去，姐弟深情，也没有少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