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让我选择的话，我更愿意写那些久远的故事，在沉淀与幻化当中尽享那种隐逸式的美感。我觉得那样自己更像一个文人。
现实有时候令人沮丧。因为我们身处其中，需要太多的心理承受，在承受中判断。“是”与“不是”，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答案，却不是最简单的。我们常自恃有一个聪明的头脑，才智不群，却长期困于这些看起来简单的问题中不能超拔。这不仅仅是个情绪化的问题。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回避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何必要超拔呢？如果你永远面对大海，你就会忘记身后生活的垃圾场和那里的喧嚣。
现在我终于想到面对了。
为什么不呢？
为什么非要去面对？
现实在那儿。不仅仅是在你的身后。
那天酒鬼小岳过来找我，我正在房间里看书。小岳摇晃着从我的背后走来——我想我连一个小岳都回避不了。一种要求自己面对的想法就这样产生了……
我家的斜对面是个职工宿舍。我在四楼包租着一个房间，在那里静心写作。宿舍里没有多少人在那儿住，整幢楼里常年都冷冷清清的。清静是我的天堂，一天当中，我大部分时间待在那里。这几年孤独的写作生活，使我养成许多与这世界不很协调的怪癖。我的行为和主张很大程度上与外界无法接轨，这使我不得不避免和任何人过多地接触。距离能使人保持应有的尊严和内心的恬静。我以为这样很好。也许这种怪癖早就有，只是这几年中自己不再隐藏它，还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它。很难说。
宿舍是一幢扁扁的火柴盒式的建筑，通体都是那种沉郁的蓝灰色。由于冬天高寒气候冻裂了楼顶的沥青，常常在夏天里漏雨，后来又在上面起了红瓦人字屋顶，看着就有些穿西装戴顶子的不伦不类。这是大部分南方人在建筑设计上共同的疏漏。狭长的方砖小院里有两个对称的花坛。在短暂的夏季里，花坛里开着雏菊、金钟子和大丽莲一类鲜艳的花。铁栅栏外面是条三年前修建成的水泥马路，和马路边的上空除夏季以外整天被风吹得“呜呜”哀号的高压线。除此之外，这里的那份清静确实是十分难得。不看书不写作的时候，就想想这笼子般狭小的空间，抑或是整个这个世界给我的感觉。有时候也想这些世界以外的事情，品尝这种孤独中的惬意，局限中的自由。我对自己的这种生活很满意。
不幸的是，让小岳这小子猫住了须子，时不时鬼魂似的过来缠磨我。小岳这时候已经是一个十足的酒鬼，一天到晚都醉着。
小岳两年前就住进这幢楼里，他的房间在二楼。小岳刚住进来那天样子简直糟透了，头发焦枯得像一撮焦炭，脸色发青而且带着血迹，下眼睑尤其青得厉害，脸上的血迹胡乱地用什么擦过，能看出血是从鼻孔里流出来的，似乎头上也破了，精神也不太好，疲惫而且颓靡，整个人看着像是刚从地狱里钻出来似的。后来才听说，小岳让他老婆给打了，打完之后又撵了出来。这种情形谁都不好冒冒失失地去过问。我觉得这种掺杂着好奇心的口头关怀无疑会增加他本人内心的沮丧和尴尬，会起到雪上加霜的效果。就在值班的给小岳找好了房间安顿了之后，或许是值班的提醒，小岳去水池子洗脸，见我过去打开水，很唐突地对我说：“老同学，不怕你笑话，我让老婆给打出来了！”从那时开始，我时常闻着他嘴里的酒气听他说挨打的经历。那时候他已经开始酗酒，不过不像现在这么厉害。他不顾忌跟前是否有人，站在那儿满脸淌着淡红色的水珠，不断地用肮脏的衣袖擦拭着，跟我说一些前后的细节。我才知道在这以前他出了不小的麻烦。
我大概有几年没跟小岳这样近距离接触了，也没说过话。他以前在官场上春风得意时十足的气派和不撩眼皮敷衍你的劲头已经让我适应了，并结石般顽固地停滞在这段阻断的记忆里，我总觉得那才是小岳。今天他浑身的派头竟是一落千丈，像是掉进了臭水沟里，毫无顾忌地把自己的丑事照直迸出来，让我一下子竟有些吃不消，感到唐突至极。我也多次经历过男人们在一起闲聊时，就像在说吃过一碗炸酱面一样说自己前一阵子出去打过几次“野鸡”。但那毕竟是在那种无是无非的闲聊当中，是许多男人生活很惬意很时尚的流露。而小岳那次的突然出现，使我惊讶于人的这种巨大变化。小岳住进来以后，时常喝得烂醉过来和我纠缠，排遣乙醇这种物质给他带来的过盛的精神能量，使我的生活随时充满酒气熏熏颠三倒四的气氛。说实在话，他也没有别处可去。我想我还是尽可能地谦让着他。
那天，小岳过来时手里攥着个酒瓶子，紧绷着脸，进门先“咕嘟”来一口。一大口酒在嘴里一旋，就有一大部分又漱回瓶子里，像热力锅炉的回水，使酒瓶里充满那种乳白色的悬浮物，然后管我叫“老么”，高举着酒瓶子过来，非让我也来一口不可。我不喝，小岳就踮着脚和我生气，说我瞧不起他。费了半天的周折，我迫不得已接了酒瓶，两手捧了，将右手的二拇指塞进瓶口，一仰脖，飞快地做出猛灌一口的样子，腮帮一鼓，喉头一响，再张开嘴，作苦着脸，大口地往外哈气。这一招儿特别灵，每每都能蒙混过去。小岳见了就特别高兴，向我竖起大拇指，说一声：“好！”趔趄一下，又说声好。随后一巴掌拍过来，没拍到我的肩膀，却重重地落在椅背上。
小岳这次是来向我证实我的笔名是叫“老么”还是“老幺”。在这以前，他已经不止数十次地向我证实过。灌了几口酒之后，他笑嘻嘻地喊“老么”，随即驼着背古怪着眼慢慢地摇头，说：“不对，不对，你不是老么！”趔趄到地中央，又扌周了一大口酒，努起嘴，肚里仿佛运作着一口法气，眼睛是笑的，放着深邃而蹊跷的亮光，盯住我，随着身子一前一后地闪，一只手臂钟摆似的垂着，摆着。这样地盯了我老半天，伸出二拇指郑重地竖起在鼻梁上，向前一推，狠狠地喝道：“老幺！你叫老幺！”声音是斩钉截铁，无可置疑。然后，又开始笑，喷着浓烈的酒气，很鬼气地用鼻子笑过来，眼光依然深邃而蹊跷。再扌周上几口酒，旁若无人地回转身，慢出腿，开拗步，一路踩着海面似的，直奔了门口。走到门口，想起什么似的回转身，看了看我，又了然无事地举一举大致要空了的酒瓶向我致意，再一回头，“口邦！”脑门结结实实碰在左门框上，猛回头又看看我，眼睛里亮出另外一种蹊跷。然后一摇一颤的几个拗步重新退回来，站在那儿朝门口相目了一气，脚步下意识地靠右，再靠右，到了门口，“口邦！”又撞在右门框上。我过去扶他，他很执拗地把我的手甩开，跟自己说：“我就不信，我——出不去！”再退回原地，煞下腰，突然看破了蹊跷似的，一笑，走到墙边，紧靠住墙壁，手臂展开，做临崖状，慢慢蹭向门框，最后，终于胜利地出门而去。
小岳来我房间十有八九是带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时候是考我一个初高中的数学公式，或是社会上已经流传了很久的灰色的顺口溜，带着一种来自虚无的欢乐中的精神挑战，重现他少年时候的生气和纯真。有时候也能很安静地坐一会儿，坐够一会儿就开始勾着头叹气，说自己空虚，说着说着就哭，哭得十分委屈，像个刚舍奶的孩子，让人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小岳刚住进来时，他的房间里还住着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快要退休的基层干部；另一个是个高中学生。后来让小岳闹得受不住，两个人先后都搬到别的房间去了。小岳醉了酒之后精神亢奋得惊人，常拿一些问题通宵地考问一老一少两个同宿。小岳的床底下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酒瓶，这些酒瓶中盛有多少不等颜色不同的液体，清的是酒，混的是尿。小岳喝酒比喝水还勤，夜间没时没遍地醒来向床底下去摸酒瓶子。有了尿顺手拿了一个瓶子就接，有时候连酒瓶都不拿，身体往床边一侧歪就解决了。小岳的房间里常年充斥着这种尿和酒的混合气味。对于床下的那两种液体小岳从来不会弄混，就是半夜里伸出手去也不会拿错他所需要的瓶子。那两个同宿没搬出去时，小岳除了每日给他们“考试”以外，还出去帮助高中生打过一次架，据说那是一个社会上的“赖子”，在地区食堂吃饭的时候欺负了高中生。小岳决定要给高中生出气，就去找那个赖子，二话没说，上去踢了那小子一脚，自己撒腿就跑。据小岳后来说，问题就在那会儿他没喝酒，肚里没有酒，就“脚后没根”，自知这种不在状态上的较量，吃亏的肯定是他自己，他不跟他硬碰。有一阵儿小岳忙着给高中生介绍对象。斜对门住着几个医院的小护士，家在铁路沿线，刚刚过来参加工作不久。小岳觉着给高中生介绍正合适，先去了趟厕所，随后过去跟人家商量。姑娘们不经意间见来了酒鬼，也不敲门，又没有系裤带，转身推门时裤腰连着裤带在那大大地划了一个圆圈，眼睛红红的一屁股坐在干净得透亮儿的白床单上。他看着一个姑娘，看着看着，就叫出他前妻李颖的名字。姑娘们吓得夺门就跑。
我和小岳是高中时候的同学，一直都在“拉克班”。学校把学生分成重点班和普通班。按学习成绩，好生和差生“分槽饲养”，免得一条鱼腥一锅汤。我们班是普通班中最差的班。
学校是所铁路子弟学校，也有地方和林业的学生过来借读。我们这里是个林区小镇，名字叫起来很有意思，叫塔特格里。一口气送出来，舌头在嘴里出水的鱼似的一气乱跳，跳出一串痛快的嘟噜音儿。塔特格里是蒙古语“塔头沟”的意思。小镇上里外就林、地、铁三家。顺山坡的走向，山下沟膛里是爬满绿色或灰色“大虫子”的火车站，这些“大虫”肚里吃饱了“黑头虫”或整根的木材就顺沟膛的铁道线跑出山外。山上是学校、医院、机关和住宅。我在那所学校里上了三年高中。
上高中时候的男生身体发育程度比较悬殊，小的俨然还是一粒没有发育的豆子，鸭追似的跟在大个子们的屁股后面跑。大的已经发育成尖尖长长的豆芽菜或是一只“母熊”。这些参差不齐的家伙快乐得像一群绿头苍蝇，平时不怎么搭理女生，操场上，教室过道里，整天滚成一个蛋似的。大家都有一个十分上口的外号。我们班紧挨着校长室，下课时在校长室的门口围成一圈扯淡，扯在兴头上就忘乎所以，就叫喊。喊起来很规范，也很热烈，从G调上升到C调：“哎——呀——我操！”常常因此让校长找上门来。这些家伙照例要在教室的黑板前站成一排，挨班主任老师的屁股板子。几乎每到这个时候，小岳都是紧靠门口的那一个位置，因为老师总要让小岳出去给他踅摸一个趁手的家什来。小岳的腿快，挑选得也认真，不一会儿就抱回一截凳腿或是一块板条，用起来保证让老师得心应手，决不敷衍。找回家什，小岳立即归队，和大家一样脸冲黑板站好。班主任老师打起屁股来特有气势，咬牙切齿，一板子下去，在屁股上发出震天的响声，吓得座上的女生们一下下地跟着缩脖闭眼，甚至流着眼泪替他们求饶。这些男生看上去并不怎么领情，站在那儿英雄似的挨着。老师打一下问一句：“疼不疼？”那边冲着墙高喊：“不疼！”他们似乎不大在乎这个。其实是不是真的打疼了，鬼才知道。这些家伙总是不大长记性，打过了还会忘乎所以，还要到校长的门口去喊。或者还会寻找新的乐趣，下晚自习路过那个老招待所“口邦口邦”敲窗户，每天例行提醒旅客们“换褯子”。然后在大街上把路灯一个个地踹灭。
我则是个例外。家在农村，困难，几年书念得三起三落。后来哥哥中专毕业分配到这儿把我带过来。其实我本来书念得也挺好，有许多爱好，许多志向。几年耽搁下来，回头再上学就已经老大不小了，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心思重重，一天到晚像个痴呆的骆驼。这些家伙一点不嫌弃我，一口一个“老大哥”地叫着。我感觉我倒像是他们一个来逃避计划生育的远房叔叔。
整个学校从老师到学生对我们没有什么好的看法，因为我们是扑克牌中的“拉克”，是一堆百无一用的废料。我们班主任很护犊子，自己怎么打都可以，就是不能让别人说三道四，不管是校长还是其他什么人，谁说就冲谁来。有时候校长找上门来，他先关上门打一顿屁股板子，回头再去找校长算账。这多少带有一些家长式的作风。但他绝对不是那种传统的“土中土”式的没什么文化教养、冥顽不化的人。他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有气质，写过很多现代诗，写一手极漂亮的毛笔字。我记得他在教室里张贴了许多他自己书写的条幅。“从成功到可笑只差一步”，直到我决计离职回家搞写作的前不久，才对这句话有了真正的理解，也对我的人生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许多年后回过头来想，其实在老师的心理上，如果非要把学生按学习成绩的优劣分成好生和坏生的话，他们往往对这些“傻淘气”的坏孩子更有些特殊的情感，就是除学习以外，在他们大部分人身上往往存在着一些比一般学生更优秀的品质。再有，这些孩子将来极有可能归于弱势群体，老师给予他们的更多是同情式的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