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刘阿姨这个人并不讨厌，相反，她的名声在老街上被传得很远。她是我们小镇唯一的一个女铁匠，每逢赶集那两天，她家的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传得很远。她给邻乡的人打镰刀，锻剪子，每次做完后，那些菜刀镰刀从火炉里出来，刀口在阳光下闪亮闪亮的。听镇上的人说，她的铁匠功夫是祖传，起初是传给她爷爷，她爹，后来轮到她这一代，家里就她一个闺女，没办法，总不能传给外人，于是她就接了这活。
夏叔叔不用说，自是她家的上门女婿，每逢打铁的时候，夏叔叔帮不上啥忙，就帮她烧炉子，或者在家洗洗补补，或是骑着摩托车拉点运输的生意。由于刘阿姨打铁生意好，名声远，很快，她们家就从木房子改成了贴瓷砖的楼房，还装上了蓝色的钢化玻璃窗，看起来特别洋气。这样说吧，夏茜的家在我们老街上，算是首富吧。
平时忙完了活，刘阿姨便拎着一塑料袋瓜子，嗑嗑嗑地在小镇的石板路上转悠，转悠不了几步，就转悠到了麻将馆。那个女人除了打铁外，颇爱搓麻将，我放学回来，经常都能听见她在里面骂爹骂娘的声音。
但刘阿姨并不惹人讨厌，至少她没害过我，反而是她的女儿，还在学校变着花样欺负我，然后又在我母亲面前变着花样装懂事，给我制造麻烦。
我的母亲与这个又蛮又壮的女人，看起来交情甚好。我的母亲会织毛衣，还能钩花，有的编织得像麻花，有的像菊花，有的像雪花。母亲还会勾勒图案，再复杂的图案她也能钩出来，什么星星、月亮、人物、动物，她都能做得很精致。下午饭馆不忙的时候，那女人就坐在我家门槛向母亲学习怎么钩花。
刘阿姨说：“我们家男人说让我向你学习咧！说你能干，一个人把孩子带大，还开个饭馆，不容易咧。”
“我命苦哟，都是被逼出来的。”母亲说。
“那你能给我们老夏织件毛衣吗？你别说你织的，我拿回去就说是我织的。”她说。
“好。”母亲说。
我心里想着，怎么能不好呢，给她心爱的男人织毛衣，多浪漫的事，怎么能不好呢。刘阿姨又说：“咦？咱俩穿的鞋子一样的。”
母亲开始注意她的鞋子，母亲说：“我这买得便宜，28块钱。”
“哦，还是你会讲价，我这30呢，你持家哟！”刘阿姨说。
“便宜没好货，我这鞋子穿着有点小。”母亲说。
“正好我这鞋子穿着有点大，要不咱俩换换。”刘阿姨说。
说着，她们俩便换了鞋子。
“惠芳，我说还是你不容易！这么多年了，你就一心把孩子拉大，看你把孩子教得多好，又会洗衣服又能帮你干活，多懂事。比我们家夏茜好多了，我们家夏茜懒，内裤都要她爸给洗。”刘阿姨说。
“唉，没办法，我还不是怕她以后嫁不出去。这孩子，啥都好，就是性格闷了点，打死她她都不说话的。”母亲说。
“惠芳，我说你拖着孩子也挺累，要不，你找个男人嫁了吧，也不至于这么辛苦。”刘阿姨说。
“算了，拖着孩子上哪儿找去，不好找。”母亲敷衍着。
看来，刘阿姨对那事还一无所知，我一边洗碗心里一边发笑：“你老公出轨啦，你还不知道？惠芳要嫁也嫁你老公的，你愿意不？”
但我不能说，只能把这些事烂在肚子里。
过了些日子，母亲的鞋子坏了，她把鞋往垃圾桶扔，啥话也没说。她被人欺负了，被刘阿姨欺负了，但她不希望被我看出来，所以她装作没事一样。
母亲是这样的，她的权力感只针对我有效。店里有人欺负她，比如打酒的人来了，又去了，然后又来了，说她少了秤，母亲便不情愿地给补上。比如客人开玩笑，说：“老西施，这几年没男人，你守得住吗？”她也不敢生气。她只会对别人忍气吞声，唯独对我，要我服从她，不如她意，她就训我。有时候在楼下，她碰到些不如意的事，例如喝醉酒的男人吃她豆腐，她就噌噌噌地上楼来，一听见她的脚步声，我就毛骨悚然，心都抓紧了，她是来检查我的作业，她指着过去已经检查过的作业：“这是咋回事，那么多红叉？”
我怯怯地说：“那是以前的，你都打过我了的。”
“你狡辩，我从来都没看见过这篇作业！”说着，她就撕我嘴，拽我的头发，拿我出气。
“说，这作业怎么那么多叉！”
我说不出来，也认不了错。后来我喜欢翻词典，根据解释朝她身上贴合适的标签，比如，这个叫“胡搅蛮缠”，这个叫“欺软怕硬”。
不认错她就继续打我，母亲打了我一辈子，我一辈子都没认过错。直到她把我打累为止，她一边打一边说：“看你不说话，不认错！打死个人你也不认错。”她狠狠地打我，强迫我认错，可我偏偏不认错，有次我被打出了鼻血，还是没认错。
这样一来，不管是我做过错事，还是没做过错事，我都不认错了。母亲无法容忍我的不认错，于是对我的打骂遥遥无期，不肯结束。而我，就是那个不妥协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