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兔子，是那个年代大山里唯一可以放开手脚来发展的一种家庭副业。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农民的自留地、小块地、掏坡地都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养猪、养羊、养鸡等家庭副业也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限制了。其限制的养殖指标大抵是：三户农民允许养一头猪、一户农民只允许养两只羊和三只鸡。超过了，就会批你斗你捆你打你甚至拽着你去游大街。这一限制，就真把农民给坑了。请有良知的人们来想一下，如果只靠这一点养殖和从队里分来的那点少得可怜的粮食（好年景一口人能分到二三百斤粗粮，赖年景只能分到一二十斤），农民的生活将如何维持下去？
山里的人们其实是最肯于动脑子的。他们在千方百计地研究国家的大政方针，以便绕开上面的政策来寻找自己的生活门，用现在的话说叫“见了红灯绕道走”。对于违反政策的事他们向来不敢去碰，他们管这种循规蹈矩的行为叫作“反胃的不吃、反对的不做”。比如等糜黍下来后加工一点笤帚小心翼翼地跑到城里的机关单位去卖；比如在雨后到山上采些蘑菇、中药、地皮菜之类的东西小心谨慎地背到骡马集市上的拐角处去卖；再没有东西可卖了，他们也不去偷不去抢，而是去出卖自己身上的血液——他们喝足了盐水，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趁着夜色走到了城里，再拐弯抹角地走到医院，把胳膊甩给“白大褂”，眼睛一闭，任凭自己身上的鲜血汩汩汩汩地往外流淌，一管子又一管子……因为以上这些东西，包括笤帚、包括蘑菇、包括中药、包括地皮菜、也包括血液，不是红头文件上所绝对禁止的。
不知是何年何月，山里的人们突然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生财”门路——那就是发展家庭的养兔业。养兔子，虽然利润不大（每斤兔子公家收购的价格是五毛三分钱，毛重），但国家总归没有像养猪养羊养鸡那样做出明确的限制，没有把兔子也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不仅没有限制，有那么一段时间，国家还定期向养殖户敞开收购（好像是每个月的一号和十六号由供销社来集中收购）。据说这是国家战备的需要，将收回来的兔子全部运送到了战火一触即发的中苏边境，有人还说珍宝岛战役就是靠布了兔阵而大获全胜的。具体怎么用兔子去备战去胜利，那已经成为了孔明的木牛流马，当时保密，后来失传，没有人能知晓了。
既然于国家安全有利，于自己生活有利，那就养吧。这叫作“见了绿灯快步跑”！
于是，村里的好多人家开始发展养兔业，我们家发展得更快更好而且更具规模，堪称大山里的楷模。
父亲向来嗅觉比较灵敏，那年养兔子就是一个极好的佐证。
在全村人都还在发闷的时候，父亲连母亲也没告一声，匆匆忙忙地赶了一只羊就到三岔的集上换回了两只优质种兔——青色，红眼，大耳，长毛，外国种系，一公一母，个子明显比中国的家兔要大，名曰“U兔”。有文化的人说美国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就是个“U”字，因而断定这种兔子是从地球背面的美帝国主义那里进口过来的。究竟是不是，鬼才知道呢。
母亲对于父亲独断专行做下的这桩买卖显然不甚满意。她对父亲说：“你肯定让城里人骗了，一只羊怎么就给我换回两只兔来？你这就是乡下人常说的那个五马倒六羊、六羊倒七鸡、七鸡倒八兔，八兔最后倒了个叽叽咕嘛。”父亲不无调侃地对母亲说：“你说的不对，应该这样说，我是用一只中国羊换回了两只外国兔，而且是‘U’兔——美帝兔。”母亲说：“油兔也好，醋兔也好，兔子再好，它也是个兔子哇，美帝兔怎啦？莫非还能给你长成个骡子，还能给你拉犁耕地？”父亲笑了笑说：“是哩，我就是指望它给咱长成个骡子。你看那个头，美国人的个儿大，美国兔的个儿也大，那地方都是大种种。城里人说这两个兔子才刚过两月，正才往大长呀。”说到这里父亲又若有所思地转了个折：“不，不对。咱们不只是让它两个长成骡子，还要让它两给咱下好多骡驹子哩。”听完这话母亲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讽刺父亲道：“哎呀呀，我的天哪，还要让骡子下骡子呢，亏你还是个六二压！”父亲知道进入了母亲埋下的圈套，说走了嘴，所以再没去争辩，而是跟着母亲哈哈大笑起来。
多少年来，父亲和母亲就是这样，虽然是一对农民夫妻，但他们经常会用这种诙谐幽默的语言来调侃贫穷的生活和缓解紧张的气氛。
父亲想得很大，一看就是想往大闹腾哩。他拆了当年的驴圈（他说集体都化了，反正大牲口不让个人养了，驴圈放着也是放着），用那些材料在大门口那个靠着土崖向着太阳的地方，盖起了一座一丈多宽八尺多深的兔窝——前门面上不只用条砖垒砌了若干长方形的小窗眼，而且还安装上了两块好大的玻璃窗户，宽敞、明亮、通风、透气、整齐、大方，一看就比乡村里那种传统的兔窝强出了好多倍，有了一种现代化养殖的气息。母亲对父亲说：“你也真是的，怎么把兔窝盖得那样大那样阔，住人呀还是圈骡呀？”父亲对母亲说：“洋兔子住上洋房子，才般配哩，咱们不能亏待了美帝兔！”
是的，父亲没有亏待它们，它们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两个恩恩爱爱的“U”兔，不远万里，漂洋过海，从大洋彼岸的帝国主义来到世界东方的社会主义，一点也没有受到意识形态不同所带来的冷落。当它们在异国他乡碰到了热爱它们的主人，寻找到一所先进而满意的寓所后，立刻打消了先前曾经有过的种种政治忧虑和不安，过起了幸福而美满的生活。安居了便可乐业。在生活安定下来以后它们很快开始履行自身的职责——为主人尽心竭力地展开繁衍活动。当然，繁殖问题，不仅是一个态度问题，也是一个能力问题。客观地来讲，美帝兔的繁殖力就是强，它们每月一窝，一窝十几个，为中国本地兔所望尘莫及！
然而，在如何看待美国兔的问题上也要一分为二。美帝兔的繁殖能力强是强，但它们对生活条件的挑剔也确实过分了，甚至是太过分了，仿佛有意在中国人民面前显摆“美国佬”的阔气和高贵，有时候不能不让我们这些无产阶级反感和气愤。它们的讲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爱讲卫生，它们近乎养成了洁癖，除了吃就躲在阴凉处打扮，那两只前爪在脸上左一撇右一捺不住气地洗脸，而且一洗就是几个小时，你说讨厌不讨厌？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进，让谁看你那好看哩？真是臭美！还比如没有个干净的环境马上就会闹病，感冒啦、腹泻啦、中毒啦、精神分裂啦……人得啥病，它得啥病，而且不像是装出来的，得病后非请医生打针吃药好不过来，哪有一点劳动人民的本色？真是一群娇生惯养的畜牲！你看我们中国的兔子有多好，怎脏也行，哪怕把草扔在粪堆上照样吃得不亦乐乎。二是爱挑食。像我们中国的本地家兔，很好伺候，什么草都可以吃，只要能喂驴的东西它们就会用那个三瓣嘴吃进去、咽下去、拉出去，而且什么时候喂都行，哪像美帝兔，娇滴滴的样子，一天三餐，吃草只吃带奶子的嫩草，比如苦菜、甜苣、燕燕菜之类，对于别的闻都懒得去闻；再说每次吃草前都要求主人用清冽冽的泉子水把草料洗干净，倘或带了些许的泥土气味，也同样不去理睬，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多穷讲究。有时候因为下雨或者别的原因，真的没有给它们打回新鲜的草来，我们就把猪草给它们放进去，你说就一顿半顿，就将一下不就过去了？再说啦，猪能吃你就不能吃？虽是进口来的，不也同样在畜牲之列？可它们不，愣是睁着那对红彤彤的眼睛东瞅瞅西看看仿佛在向我们做抗议，有时甚至会表现出自杀式的集体绝食，你说这群畜牲可恶不可恶？人情世理些许不懂，简直让人无法容忍。那种宁缺毋滥，绝不凑合，甚至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虽然让人产生过几次敬佩，但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厌恶。有几次厌恶到了极点，我和三弟就背过大人提起一只又一只的美帝兔狠劲地往石头墙上摔，边摔还边骂：“臭美，穷酸，打死你个资产阶级，打死你个美帝国主义。”那恨，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恨，恨得咬牙切齿（那次摔死了三只，摔伤了七只）。
看着欣欣向荣的养兔业，看着活蹦乱跳的美帝兔，父亲不无骄傲地对母亲说：“哈哈，你当初说我被城里人骗了，现在看清了吧，羊一年下一个，兔子一月下一窝，你看那只羊换来的这两个兔值不值？”母亲则说：“值甚哩？羊在农业社统一放牧，不会给我们添忙，你看你这美国兔，简直乱了我们的阵营，尽往死噪人哩。”
如母亲所说，这些美帝兔，切实扰乱了我们家的社会主义阵营。它们的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几个月下来，大兔子还在生养，小兔子们也陆续长大有了生育能力，母亲、女儿，甚至是孙女儿祖孙三代一齐上阵，一个月就能生养出一百多只小兔崽子来。
美帝兔数量如此快速增加，如何让人招架得住？起先，父母下地捎带着打些草回来就够喂了，兔子多起来以后，营务兔子的主要任务就落在了孩子们的肩上。说句实话，这些美帝兔严重地破坏了我们的家庭秩序，也干扰我们的念书生活。那段时间，我们的念书时间不得不从整天削减成半天，上午到学校应付老师，下午到山上给兔子打草。这样一来，我们的念书成了捎带，喂兔子倒成了正事。而且给兔子打草则绝不能应付，每天需要二姐带领着我们一群弟妹们东山跑西山逛，打回一箩筐又一箩筐的鲜兔草来，认真合计一下每天至少也得打到一百多斤。给兔子打草极其艰难，不像给驴割草那样选准草坡一把一把地用镰刀割倒就算，兔子草需要东一苗西一苗地从地里先选出来再拔起来。你想拔一百多斤的兔子草，需要跑多少路，弯多少腰，费多少劲，有多么不易？
刘汉溪老师为此找上门上来埋怨父亲：“像这样下去，你的孩子还念甚书哩？让他们专门喂兔子算了。”父亲两手一摊给刘老师解释起来：“你说不喂兔子怎么办？粮款塌下千数块，学费也垒下了几十块，布票全卖了，街上的榆树也卖了，再没有个来钱处，你说该怎哩？好几年了，全家人连一件新衣也没添过，连一顿猪肉味都没闻过，我敢情是指望用这些美国兔打些饥荒哩哇，刘先生你就迁就些哇。”刘老师看下无可救药，悻悻然走了。
不光是打草，还有一项更加重要和复杂的任务是卖兔子。长大了的兔子需要我们每月两次向刘老师请假到供销社排长队去卖，小兔崽子则需要我们利用礼拜天走村串乡沿街叫卖。只有双管齐下，才能使家中的养兔规模保持恒定——数量始终限制在八十只左右。倘若超过了数量，断然养活不了。
公道话说，卖大兔容易，卖小兔子难。卖大兔有固定的时间、地点、对象和价格，而卖小兔则经常是在做着一道永无答案的算术题。
卖小兔子，刚开始在村里，后来到邻村，现在得到外县去，越走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