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空气，我们不是土地……
——M·马马尔达什维利
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死亡、爱？或者，这二者之间本无区别？我到底该说哪一个呢？
当时，我们新婚燕尔。即便是去商店，我们也会手牵着手一同前往。我会对他说：“我爱你。”可是，在当时，我并不知道我对他的爱有多深。我不知道……我们住在他工作的消防站的宿舍楼里。我们家在二楼。住在同一层楼的还有其他三对年轻的夫妻，我们四家共用一个厨房。消防卡车就停在我们楼下，红色的消防车。他是一名消防员。对于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我一直都了如指掌——我很清楚他在哪儿，他现在怎么样。
一天晚上，我听到楼下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我下床走到窗边，向外面望去。他看到了我：“关上窗户，回床上去睡觉。反应堆着火了。我很快就回来。”
我并没有看到爆炸，我只看到了火苗。一切都在发光发热，包括天空在内。汹涌的火苗夹带着黑色的浓烟直冲云霄。空气中袭来令人窒息的热浪，令人感觉很不舒服。他还没有回来。
核电站的屋顶上铺着一层沥青，浓烟就来自燃烧的沥青。后来，他说走在那上面就像是走在熔化的柏油上。他们用尽一切办法，试图扑灭大火。他们用自己的脚去踩踏那些燃烧的石墨……他们当时并没有穿帆布制服，他们穿着体恤和衬衣冲进了火场。没有人告诉他们需要注意什么。火灾发生，作为消防员，他们应召救火，这就是事情的全部。
4点、5点、6点，按照原计划，我们本该在6点的时候出发，去他父母家种土豆。从普里皮亚季到他父母生活的斯佩利兹耶有40公里的路程。耕地、播种——这是他最喜欢的工作。他的母亲总是对我说，他们是多么不希望他搬到城市里去生活，他们甚至还为他建造了一座新房子。后来，他应征入伍，在莫斯科的消防连队里服役，当他退役后，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消防员。除此以外，他别无他求！（沉默）
有时候，我好像会听到他的声音，那声音栩栩如生，听上去就像他在我的耳边轻声呼唤我。即便是照片也无法令我产生这种感觉。可是，他从来都不曾要求过我什么……即使是在梦中也一样，一直都是我在呼唤他，要求他。
7点，我被告知他在医院里。我闻讯立刻跑到医院，可是警察已经将医院团团围住，不准任何人进入，除了救护车。我听见那些警察冲着人群大叫道：救护车有辐射，大家离远一点！医院门口已经围了很多人，我并不是唯一一个赶往那里的伤者家属，那天晚上在核电站工作的所有男人的妻子都已经赶到了医院。我开始四处寻找我的一位朋友，她是这家医院的医生。当她从一辆救护车上跳下来之后，我立刻冲上去，一把抓住了她的白大褂：“让我进去！”“不行，我办不到。他的情况不好，所有人都一样。”我死死地抓住她：“让我看看他就行！”“好吧，”她说，“跟我来。你只有15分钟的时间，最多20分钟。”
我看到他了。他全身水肿，皮肤胀得十分厉害。我几乎都看不到他的眼睛。
“他需要牛奶，大量的牛奶。”我的朋友说，“他们每个人都需要喝下至少3升牛奶。”“可是，他不喜欢喝牛奶。”“现在，他会喝的。”那所医院的许多医生和护士最终都会生病，然后死去，尤其是在那儿工作的勤杂工。但是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对此一无所知。
早晨10点，摄影师希谢诺克死了。他是事故发生后第一个死亡的伤者。我们得知，还有一个人被压在了爆炸的废墟下——瓦列里·霍捷姆楚科。他们根本无法到达他被掩埋的地点。于是，他们就把他埋在了混凝土下。当时，我们谁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只是第一批走向死亡的人。
我说：“瓦斯亚，我该怎么做？”“离开这里！快走。你还要照顾我们的孩子。”可是，我怎么能够丢下他不管呢？他对我说：“快走！离开这儿！照顾好孩子。”“首先，我需要为你找一些牛奶，然后我们再决定该怎么做。”这时，我的朋友坦尼娅·基贝诺克跑进了病房——她的丈夫也在这间病房里。和她一同进来的还有她的父亲，他有一辆车。我们随即上了他的车，开到最近的村庄，弄到了一些牛奶。村庄距离市区大约3公里。我们买了许多3升装的牛奶，如此一来，所有人就都能喝到足够多的牛奶了。可是，他们刚一喝下牛奶就立刻呕吐不止。与此同时，他们还时不时地陷入昏迷状态，医生给所有人都做了静脉注射。医生一遍又一遍地对他们说，燃烧的气体有毒，他们全都中毒了。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人提到过“核辐射”。市区里到处都是军用汽车，军队封锁了所有的道路。电车和火车都停止了运行。士兵们用一种白色的粉末清洗街道。目睹此情此景，我开始为明天如何出城买新鲜的牛奶而担忧。直到这时，我都没有听到有任何人谈论任何有关核辐射的话题。整个城市里，只有军队里的人戴着防毒面具。人们继续像往常一样，从商店里买面包，然后把买来的面包装在敞口的大袋子里。人们继续吃着装在盘子里的杯形蛋糕。
那天晚上，我没能进入医院。医院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我站在他病房的窗户下，他走到窗边，大声地对我说话。那情景简直令人悲恸欲绝！人群中有人听到了他的呼喊——当天晚上，他们就会被送到莫斯科去。所有伤者的妻子立刻组成了一支队伍，我们决定要和他们一同前往莫斯科。让我们和我们的丈夫在一起！你们没有权力分开我们！我们手握着拳头大声呼喊，同时用力地敲医院的大门。士兵——当时医院里已经由士兵把守——他们将我们的队伍冲散。没过多久，一名医生从医院里走出来，对大家说：是的，他们将会被飞机送往莫斯科，但是我们需要给他们带一些换洗衣物。他们之前在核电站工作时所穿着的衣服已经全都烧坏了。当时，城市里的巴士已经停运，于是，我们这群女人就在街道上飞奔，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家，收拾衣物。可是，当我们带着他们的行李包重新跑回医院的时候，飞机已经飞走了。他们欺骗了我们，只有如此，我们才不会一直围在医院四周喊叫和哭泣。
夜幕降临了。街道的一侧停着许多巴士，数百辆巴士——这些巴士都是准备用来疏散城中居民的，街道的另一侧则停满了消防车。他们都来了。所有街道上都覆盖着一层白色的泡沫。我们踩着泡沫往前走，一边走，一边流着眼泪咒骂他们。城里的电台反复地播放他们的通知：在接下来的三至五天里，城里的市民可能会被疏散到其他地方。在此期间，大家可能会暂时在树林的帐篷里生活几天，所以请大家带上保暖的衣物。听到这一消息，人们甚至有些喜出望外——全城野营！届时，我们还将会过一个别开生面的“五一”劳动节。人们准备好了烧烤的用具和食物，很多人还带上了自己的吉他、收音机。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快乐的笑容，只有那些当晚在核电站工作的工人的妻子们在哭泣。
我已经想不起来自己究竟是如何赶到了父母所在的村庄，那情景就像是我一觉醒来，睁开眼睛就看到了妈妈：“妈妈，瓦斯亚现在在莫斯科。他们用一架特殊的飞机把他接走了！”不过，最后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开始播种土豆。（一个星期后，生活在这个村庄的人们也被撤离了。）当时，谁也不知道会这样！天知道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样！那一天的晚些时候，我开始呕吐。当时，我已经怀有六个月的身孕。我觉得很不舒服。那天晚上，我梦到他在睡梦中大声呼唤我；“柳西娅！柳西娅！”可是，在他死后，我再也没有梦到过他呼唤我的名字，一次也不曾有过。（说到这儿，她的眼泪流了下来。）早晨，我醒来后就一直在想：我必须去莫斯科。我一个人去。我的母亲哭着对我说：“你要去哪里？你怎么去？”于是，我拉上父亲和我一同前往。临走前，爸爸去了一趟银行，把他们所有的钱都取了出来。
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旅途中的情景，就好像这段回忆从未在我的记忆中存在过一样。到达莫斯科以后，我们拉住在路上见到的第一名警察，问他，他们把切尔诺贝利的消防员送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立刻把地址告诉了我们。这不禁让我们惊讶万分，因为在此之前，所有人都言之凿凿地威吓我们说，这属于最高机密。“第六医院，就在地铁斯库金斯卡亚站。”
那是一所治疗特殊疾病的医院——专攻放射医学，必须凭通行证进入。我给了看门的那个女人一些钱，她这才说：“进去吧。”接着，我不得不挨个地哀求其他人。最后，我终于坐在了放射学科管理者——安吉莉娜·瓦西列芙娜·古斯科娃的办公室里。但是在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切，也不知道她是谁。我就像一名失忆症患者，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我只知道我必须要见到她。她一见到我立刻就问道：“你们有孩子吗？”
我应该怎么对她说呢？我已经意识到自己必须隐藏我已经怀孕的事实。他们不会让我见他！幸好我很瘦，没想到瘦也是一件好事。从外形上，其他人几乎看不出我和普通人有何区别。
“有。”我说。
“有几个？”
我暗自思忖，我得告诉她我有两个孩子。如果我说只有一个孩子，她一定不会让我进去。
“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既然如此，你们也不再需要第三个孩子了。好吧，听着，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已经彻底瘫痪，他的大脑也已经完全被破坏了。”
好吧，我心想，那就是说他会有一些烦躁不安。
“还有，你记住，如果你哭，我立刻就会把你赶出去。你不能抱他，也不能亲他，甚至不能距离他太近。你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可是这个时候，我早已打定主意，绝不离开这里。假如我离开，那也一定是和他一起离开。我发誓！我走了进去，他们正坐在床上打牌，时不时发出一阵哄笑。
“瓦斯亚！”见到他们，我立刻冲着他大叫起来。
他转过身：
“噢，好吧，我不玩了！没想到她竟然找到了这里！”
出现在我眼前的他看上去十分滑稽。他一向都穿52号的衣服，但是此刻他身上却穿着一件48号的睡衣，袖子和裤子都短了一大截。不过，他的脸已经不肿了。面部表情看起来也自然了很多。
我说：“你打得怎么样啊？”
他想冲上来拥抱我。
医生制止了他：“坐下，坐下！”她说道，“这里不准拥抱。”
我们听了，立刻哈哈大笑起来，就像听到了一个好笑的笑话。接着，所有人都从其他病房里赶了过来，所有从普里皮亚季来的人都到齐了，总共28个人。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城里的情况如何？我告诉他们，那些人已经开始疏散城里的居民，在三到五天的时间里，城市里所有的居民就都会被撤离到其他地方去。他们听了，一句话也没说。过了一会儿，其中的一个女伤员——在转移到莫斯科的伤者中有两名女性——开始呜呜地哭了起来。事故发生时，她正在核电站里值班。
“噢，天啊！我的孩子们还在那里。他们怎么样了？”
我想和他单独待一会儿，哪怕只有一分钟也好。其他人似乎察觉到了我的这一想法，他们编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病房，去了隔壁的大厅。当他们离开后，我终于拥抱和亲吻了他，但是，他很快就闪到了一边。
“不要坐得离我太近。你拿把椅子。”
“这样做太愚蠢了。”我一边说，一边挡开了他递过来的椅子，“你看到爆炸了吗？你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你们是第一批赶到事故现场的人。”
“这次事故很有可能是一场有预谋的破坏活动，是人为蓄意破坏造成的。我们所有人都这样认为。”
当时，人们都这样说，他们也全都是这样认为的。
第二天，他们被限令只能待在各自的房间里，躺在床上，不准站在走廊上，也不准与他人交谈。于是，他们就用自己的指关节敲打墙面，嗒、嗒嗒，嗒嗒、嗒。医生解释说，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每个人身体的耐受性各不相同，所以每个人在接受核辐射后的反应都不一样。医生们甚至还测量了他们病房墙壁的辐射强度。所有的墙壁都接受了测量，包括天花板和地板在内。原本住在他们楼上和楼下的病人都被转移到了其他病房。他们成为了那栋大楼里仅有的病人。
我在莫斯科的朋友家住了三天。朋友不断地对我说：你需要什么就拿什么，水壶、盘子，尽管拿去。我为住在医院里的六个大男孩——他们都是消防员——做了六人份的火鸡汤。他们和他被排在了同一个小组，那天晚上正好轮到他们的小组值班。他们分别是：巴舒克、基贝诺克、提特诺克、普拉维科和提斯库拉。我给他们买了一些牙膏和牙刷，医院里根本就没为他们准备这些洗漱用品。我还给他们买了些小毛巾。现在回想起来，我不禁为朋友当时的表现感到吃惊：他们都很害怕，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怎么可能会不害怕呢？毕竟外面已经有一些风言风语了，可是他们仍然不断地对我说：你需要什么就拿，尽管拿！他现在怎么样了？他们那些人呢？他们能活下去吗？一定要活着！（说到这儿，她陷入了沉默。）那时候，我遇到了许多好人。现在，有很多人我都已经想不起来了。我记得有一位年长的老太太，她是一名看门人，她曾经对我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些疾病是无法治愈的。你必须在他们身边，照顾他们。”
每天一大早，我都会赶往市场，然后再去我朋友家，在那里给他们做汤。我必须把所有的食材都磨碎、碾碎，压成粉。他们中的一个人说：“给我带点苹果汁来喝吧。”于是第二天，我就带着六个半升的装满苹果汁的瓶子赶到了医院。我准备的食物永远都是六份。早晨，我火急火燎地赶往医院，然后在那儿一直待到晚上。太阳下山后，我再横穿整座城市，回到位于城市另一边的住处。我不知道如此下去自己还能坚持多长时间。三天后，院方通知我，我晚上可以住在医生的宿舍里，而宿舍就在医院的大院里。上帝啊，这真是太好了！
“可是，宿舍里没有厨房，我怎么做饭呢？”
“你再也不需要做饭了，他们已经无法消化食物。”
他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每天，出现在我眼前的都是一个全新的人。之前的烧伤开始逐渐显现出来，伤口首先出现在他的嘴里，接着是他的舌头、脸颊——最开始，那些伤口还十分细小，但是很快就迅速扩大、蔓延。伤口处开始变得层层叠叠——看上去就像一层层白色的薄膜……他脸上……和身上的皮肤也……蓝色……红色……灰褐色。看着他，我的心都碎了！我根本无法用语言描述当时的情景，也无法用文字把它们写下来！那情景只会令你感到生不如死！唯一能够将我从这一致命的痛苦中解救出来的就是：一切都发生得非常快，快得让人没有时间去思考，更没有时间去哭泣。
我爱他！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对他的爱到底有多深！我们才刚刚结婚。我们肩并肩走在街道上——他会一把抓住我的手，将我拥入怀中，然后亲我，不停地亲我。人们微笑着从我们身边走过。
那是一所特殊的医院，专门收治那些受到严重辐射感染的伤者。14天。14天后，一个人死了。
就在我住进医生宿舍的第一天，医生们用放射量测定器对我进行了严密的检测。我的衣服、手提包、钱包和鞋子——它们全都“烫”得厉害。他们收走了我所有的东西，除了我的钱，就连我的内衣内裤都被收走了。作为交换，他们给了我一套病人服装——56号——和一双43码左右的拖鞋。他们说，他们也许会把我的衣服还给我，也许不会，因为他们现在可能找不到合适的洗衣房来“清洗”它们。当我穿着这一套衣服去见他的时候，他被我吓了一跳：“亲爱的，你这是怎么了？”不过，我还是想办法给他做了一点汤。我先用一个玻璃罐把水烧开，然后再往里面加了一些鸡肉——切得很碎很细的鸡肉。后来，有个女人给了我一个水壶，我想她大概是这里的清洁工人或门卫。我又从另一个人那儿得到了一块切菜板，用来切碎芹菜。因为身上穿着病人的服装，我无法去市场买菜，人们就给我带蔬菜。可是，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他已经咽不下任何东西，甚至连液体也喝不下去了，就连顺滑的生鸡蛋他都咽不下去。但是，我仍然想做一些可口的食物给他吃，就好像这样做能对他有所帮助一样。我跑到邮政局。“姑娘们，”我对她们说，“我需要马上给住在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的父母打电话！我的丈夫快不行了！”她们立刻就意识到我的丈夫是什么人，以及我来自哪儿，并且很快就帮我接通了电话。我的爸爸、妹妹和弟弟当天就坐飞机赶到了莫斯科。他们给我带来了一些行李，还有钱。当时已经是5月9号。他过去经常对我说：“你不知道莫斯科有多美！尤其是在胜利日，当他们燃放烟花的时候！我真希望你能亲眼看一看那美丽的景色。”
我坐在他身边，他睁开眼睛，问道：“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
“现在是晚上9点。”
“打开窗户！他们马上就要点燃烟花了！”
我打开窗户，他的病房在八楼。从窗户望出去，整座城市都在我们面前！灿烂的烟花腾空而起，异常绚丽。
“快看那儿！”我说。
“我告诉过你，我会带你来看莫斯科的美景。我也告诉过你，每逢节假日，我都会给你送花……”
我扭过头，看到他的枕头下放着三枝康乃馨。他给了护士一些钱，让她帮他买了这些花。
我转身跑到他的床边，亲吻着他。
“我爱你！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
他开始低声抱怨道：“你忘了医生是怎么跟你说的吗？不准抱我，也不准亲我！”
他们不让我抱他，可是，我……我把他扶起来，让他坐好，然后给他铺好床，给他量体温。接着，我端起尿盆，出去洗干净，然后回到房间里。那天晚上，我一直和他在一起。
我开始感到有些眩晕，幸亏当时我正在走廊上，而不是在房间里。我死死地抓住窗沿，从而支撑住自己的身体。一名医生从我身边经过，他一把拉住我的胳膊，突然问道：“你是不是怀孕了？”
我立刻矢口否认：“不！我没有怀孕！”当时的我吓坏了，生怕有人会听到我们的谈话。
“不要对我撒谎。”他叹了一口气，说道。
第二天，我被叫到了负责人的办公室里。
“你为什么要对我撒谎？”她问道。
“我别无选择。如果当初我告诉你，你一定会把我送回家。这是一个神圣的谎言！”
“你在这里能做什么呢？”
“至少，我能在他身边陪着他……”
我十分感激安吉莉娜·瓦西列芙娜·古斯科娃，我这辈子都对她感激不尽！其他伤者的妻子也都赶来了，但是医院不准她们进来。他们的母亲和我在一起。瓦洛佳·普拉维科的母亲不停地哀求上帝：“请带我走吧，不要带他走。”一位被大家称为盖尔医生的美国教授——他就是那位为他做骨髓手术的医生——尝试着安慰我。他说，虽然希望十分渺茫，但毕竟还是有希望的。他的肌体是那么强壮，而他又是那么坚强！他们打电话叫来了他所有的亲人——住在白俄罗斯的两个妹妹以及住在列宁格勒的弟弟，他曾经在那里当过兵。娜塔莎是他们姊妹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当时还只有14岁，她十分害怕，一直哭个不停。然而，她的骨髓却是最适合他的。（她再度陷入沉默）现在，我终于能够开口谈论这件事情了，在此之前，我根本无法谈论这一话题。在过去的10年当中，我从没提起过这件事情。（又是一阵沉默）
当他发现他们要从他最小的妹妹身上植取骨髓为他骨髓手术的时候，他二话没说就拒绝了：“我宁愿死掉。她还那么小，不要碰她。”他的大妹妹柳达当时28岁，她自己就是一名护士，所以她十分清楚这一抉择意味着什么。“只要能让他活下去就行。”她说。我目睹了手术的全过程。他们俩躺在两张桌子上，彼此靠得很近。手术室上方有一扇大窗户。手术进行了两个小时。当一切都结束之后，柳达的情况甚至比他还糟糕。他们在她的胸部扎了18个小孔，她差一点就没能从麻醉药中苏醒过来。手术后的她十分虚弱，就像一个患重病的病人，而在此之前，她曾经是一个漂亮、健康的女孩。柳达终身未婚。手术后，我穿梭于他们俩的病房之间。他已经从普通病房转移到了特殊的观察病房，病房里有一张透明的门帘，他的病床就在门帘后面。任何人都禁止入内。
他们在病房里安装了仪器，如此一来，医生们就能在不越过帘子的情况下为他注射药物和置换导尿管。帘子是用尼龙搭扣拴起来的，我已经学会了如何使用它们。不过，我一把拉开帘子，走进房间，我看到他的病床旁边有一把小椅子。他的情况糟透了，我一见到他就知道我再也不能离开他，哪怕一秒钟也不行。他不断地呼唤我的名字：“柳西娅，你在哪里？柳西娅！”他一遍又一遍地呼唤我。其他受伤的男孩们都被安置在隔壁的观察病房里，因为勤杂工拒绝照顾他们——他们要求医院配发防护性的服装——所以只能由士兵们负责照料他们的起居。那些士兵为病人清洗尿盆，擦地板，更换被褥。他们什么都做。他们到底是从哪儿找来的这些士兵？我们从来没有问过。但是，他——他——每天，我都会听到死亡的信息：他死了。他也死了。提斯库拉死了。提特诺克也死了。死亡。每次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就觉得有一把大铁锤在狠狠地敲打我的头。
每天，他都要进行25到30次大便，每次的大便里都夹带着鲜血和浓稠的黏液。他胳膊和腿上的皮肤开始破裂，全身都长满了疹子。当他转动脖子，将头扭向一侧的时候，枕头上就会留下一大把头发。为了宽慰他，我开玩笑说：“这样一来就方便多了，你再也不需要梳子了。”很快，医生们就剃光了他们的头发，而他的头发是我帮他剪的。我想亲手为他做每件事。假如不是因为身体不适，我愿意一天24小时都陪在他身边。我不想离开他，哪怕是一分钟也不愿意。（说到这儿，她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之中。）我的弟弟来了，他被这里的情形吓坏了，他说：“我不能让你继续留在这里！”可是，我的父亲对他说：“你认为你能够阻止她吗？她会从窗户里跳出去！她会从消防通道里逃走！”
我回到医院，一走进病房，我就看到他病床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个橘子。那个橘子很大，皮是粉红色。他笑着对我说：“我收到了一件礼物，你把它吃了吧。”就在他和我说话的同时，站在帘子那一侧的护士也对我做了个手势，示意我不能吃。那个橘子就放在他身边，靠得很近，事实上，那个橘子不仅不能吃，而且甚至根本就不应该去碰它。“来吧，吃了它。”他说，“你喜欢吃橘子的。”我伸出手，把橘子握在手心里。这时，他闭上眼睛，睡着了。护士一脸惊恐地望着我。而我呢？我已经作好了迎接任何可能性的准备，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不会想到死亡，不会意识到他的死亡是那么可怕，更不会认为他会令我感到害怕。回想当时的情景，我只能隐约回忆起一些谈话的片段。有人说：“你必须明白，他已经不再是你的丈夫，也不再是一个受人关爱的人，他只是一个带有高浓度毒素的放射性物体。你不要自取灭亡，要珍惜自己的生命。”我很喜欢一个已经近乎崩溃的女人说过的话：“可是，我爱他！我爱他！”当他睡觉时，我会轻声地对他说：“我爱你！”当我走在医院的院子里的时候，我会轻轻对自己说：“我爱你！”当我拿着他的尿盆向厕所走去的时候，我会低声说：“我爱你。”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在家时的情景。他只有握着我的手才能安然入睡，这已经成为了他的一个习惯——睡觉时握着我的手，整个晚上都不松开。所以，在医院里，每当他睡觉的时候，我也会紧紧握住他的手，不松开。
一天晚上，周围一片寂静。病房里只有我们俩。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我，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开口说道：
“我很想见见我们的孩子。他怎么样了？”
“我们给他起什么名字呢？”
“你决定吧。”
“为什么要我一个人拿主意呢？这是我们俩的孩子。”
“那好吧，如果是个男孩，我们就叫他瓦斯亚；如果是女孩，就叫娜塔莎。”
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我爱他……只爱他。我就像是一个瞎子，什么也看不到！我甚至感觉不到肚子里孩子的心跳，但是当时的我其实已经怀有六个月的身孕。我以为，我的小宝贝就在我的身体里，而他也会得到应有的保护。
没有医生知道我每天都在观察病房里过夜，是护士让我进去的。一开始，她们也劝我不要进去：“你还这么年轻。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已经不再是一个人了，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核反应堆。你这样做只会和他一起灭亡。”我就像一条狗一样，锲而不舍地跟在她们身后。我站在她们办公室的门口，一连几个小时，不停地哀求。最后，她们说：“那好吧！你就下地狱去吧！你这个疯子！”每天早晨8点，她们会在医生查房之前，隔着帘子对我说：“快走！”这时，我就会跑回宿舍，一个小时后再回去。我有一张通行证，凭着它，我可以从早上9点一直在病房里待到晚上9点。我两条腿膝盖以下的部位都变成了蓝色，又蓝又肿，由此你可以知道当时的我有多累。
当我在病房里陪着他的时候，她们不会给他拍照，可是当我离开后，她们就会给他照相——他不穿任何衣服，赤条条地暴露在闪光灯下。他身上盖着一条很薄的小毯子。我每天都会为他更换这条毯子，到了晚上，这条毯子就会变得血迹斑斑。每当我扶他坐起来的时候，我的手上都会留下许多细小的皮肤碎片——那些都是他溃烂后的皮肤。在与他发生肢体接触的过程中，它们沾在了我的手上。我对他说：“亲爱的，帮帮我。尽量用你的胳膊和手肘把你的身体支撑起来，这样我就能帮你铺平床单，清理掉那上面的线头和褶皱了。”任何一个细小的线头都会在他身上留下触目惊心的伤口。我把指甲剪得非常短，一直剪到流血为止，只有这样我才不会在不经意间划伤他那异常脆弱的皮肤。没有护士能够接近他，所以如果她们需要什么就会叫我。
他们继续给他拍照，他们说是为了科学。我把他们都赶了出去！我冲着他们大吼大叫，甚至还打了他们！他们怎么能这样做？他是我的——他是我的爱人——我真希望自己能把他们统统挡在外面。
我从病房里走出来，沿着走廊走了一圈，然后转过身，向他的病床走去——因为我没有看到他们。我告诉当班的护士：“他快死了。”她对我说：“你以为他能活着吗？他接受了1600伦琴的核辐射。400伦琴的辐射就已经足以致命。你现在就坐在一个核反应堆旁边。”他是我的……他是我的爱人。当所有人都死了以后，他们对医院局部进行了重建。他们推倒了墙壁，撬开了铺在地上的木地板。
最后——我能记得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一瞬间，一切都没了。
晚上，我就坐在他床边的小凳子上。8点时，我对他说：“瓦申卡，我要出去走一走。”他睁开眼睛，然后又闭上，示意我可以去。我走出病房，径直回到我的宿舍。一进门，我就瘫倒在地板上。我不能躺在床上，我全身都疼得厉害。不知躺了多久，我突然听到负责打扫卫生的女人在拼命地敲我的门：“快！快去他那儿！他在找你，发疯似的找你，叫你的名字！”第二天早上，坦尼娅找到我，哀求道：“陪我去墓地吧，我一个人根本去不了。”他们安葬了维特亚·基贝诺克和瓦洛佳·普拉维科。他们都是我亲爱的瓦斯亚的朋友。他们的家人也是我们的朋友。在爆炸的前一天，我们还一起在大楼前照了一张相片。我们的丈夫是那么英俊、那么高兴！那是我们幸福生活的最后一天。那时，我们所有人都是那么快乐！
从墓地回来后，我立刻给护士站打电话：“他怎么样？”“他15分钟前去世了。”什么？我在那儿待了整整一个晚上，只不过才离开了3个小时而已！我跑到窗户边，歇斯底里地大叫道：“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我抬起头，望着天空大声喊叫。整栋楼的人都能听到我的叫声。他们都害怕我，不敢靠近我。渐渐地，我意识到：我必须再见他一面！我一定要再见他一面！于是，我冲下楼梯。他还躺在他的那间观察病房里，他们还没有把他送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柳西娅！柳申卡！”“她刚才出去了，马上就会回来。”护士告诉他。他听后，叹了一口气，就再也没有说话。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半步，直到他下葬。用于安葬他的并不是普通的棺材，而是一个塑料袋。直到现在，我都清楚地记得那个袋子。
在停尸房里，他们问我：“你想看一看我们给他穿的是什么衣服吗？”我当然想！他们给他穿了一套礼服，还给他戴了一顶军帽。因为他的双脚肿得厉害，所以他们找不到合适的鞋子给他穿上。同样，为了给他穿衣服，他们也不得不把衣服拆开。他的身体已经不完整了——全身都是伤口。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两天里，我曾经轻轻地抬起他的一只胳膊，就在这时，我感到他手上的骨头在颤抖，那感觉就仿佛他身体里的骨头都在左右摇摆，摇摆中，他的身体开始分裂。细小的肺和肝脏的组织碎片开始从他的嘴里向外涌。这些细小的内脏器官碎片让他咳嗽不止，有时甚至会令他窒息。我把绷带缠在手上，然后伸进他嘴里，把这些堵塞他气管的碎片一点一点地掏出来。我无法用语言描述当时的情景，更无法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任何人都无法忍受这一切。但是，我就在那儿，亲身经历了这一切。他是我的爱人。他们根本找不到适合他穿的鞋子，所以只能让他赤脚下葬。
他们当着我的面把他——穿着礼服的他——抬起来，装进一个用玻璃纸做成的袋子里，然后把袋子捆起来。接着，他们把这个袋子放进一个木棺材，随后又用另一个袋子把棺材套了起来。套在棺材外的塑料袋是透明的，但是很厚，看上去有点像桌布。最后，他们把这个大塑料袋塞进了一个用锌制成的棺材里。他们硬生生地把那个大袋子塞进了棺材里，只有帽子塞不进去。
所有人都来了——他的父母，还有我的父母。他们来莫斯科时带了许多黑手帕。特别委员会的人接见了我们。他们对每个人说的都是同样的话：我们无法把你们丈夫和儿子的遗体归还给你们。遗体带有大量的放射性物质，所以我们将会采取特殊的方式把他们安葬在莫斯科的一处墓地里。我们会用密封的锌棺材来盛放遗体，然后在上面铺设水泥砖。你们需要在这份文件上签名。
如果有人对此表示异议，愤怒地想要将棺材带回家的时候，他们就会告诉此人，正如你已经看到的，死者现在已经是人民英雄，所以他们不再属于他们的家人。他们是这个国家的英雄，他们属于国家。
我们坐在灵车里，除了死者的亲属，还有一些军人。在场的还有一位上校和他的士兵。他们告诉士兵：“原地待命！”我们乘坐的灵车沿着环形公路，绕着莫斯科开了两三个小时。最后，我们会重新回到莫斯科市内。他们对士兵们说：“我们不能让任何人进入墓地。已经有一些外国媒体试图闯入墓地。再稍等一会儿。”我的父母们一句话也没说。妈妈的手里握着一方黑色的手帕。我感到眼前有些发黑。“他们为什么要把我的丈夫藏起来？他是——什么？杀人犯吗？罪犯吗？我们要埋葬的这个人到底是谁？”我的母亲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对我说：“安静，安静，女儿。”上校见状，开始下达命令：“进入墓地。死者妻子的情绪已经开始失控。”到达墓地后，我们立刻被一群士兵围了起来。他们像卫队一样，一直护送我们进入墓地，几名士兵随即将棺材抬下了车。墓地被封锁了，任何人都不得入内，除了我们。士兵们飞快地用泥土掩埋了棺材。“动作快一点！再快一点！”一名军官一直在旁边敦促干活的士兵。下葬前，他们甚至都没让我抱一抱他。随后——我们就被他们带上了汽车。整个过程都显得格外神秘。
葬礼刚刚结束，他们立刻就给我们买好了第二天的返程机票。无论走到哪儿都有一个便衣士兵紧跟着我们。他甚至不允许我们外出购买返程旅途中所需的食物。他们禁止我们与他人谈及此事——尤其是我。事实上，当时的我根本就无法谈论这一话题，我甚至连哭泣的力气都没有。当我们离开时，值班的那个女人清点了我们用过的所有毛巾和毯子，然后把它们叠起来，塞进了一个塑料袋。他们很有可能会把它们都烧掉。我们自己支付了医院宿舍的住宿费。我在那儿住了14晚。那是一所专门针对辐射中毒患者的特殊医院。14个夜晚。一个人从生到死，只需要14天的时间。
回到家，我就睡着了。我走进房间，随即就倒在床上。我睡了整整三天，家人们叫来了救护车。“没关系，”医生说，“她会醒的。她只是睡着了而已。”
我当时才23岁。
我想起了之前做过的一个梦。我梦到了已经去世的奶奶，她身上穿的正是下葬那天我们给她穿的那套衣服。梦中的她正在装饰新年树。“奶奶，这里为什么有一棵新年树？现在明明是夏天。”“因为你的瓦申卡马上就要来找我了。”后来，那棵树就在树林里长大了。我想起了当时做的一个梦——瓦斯亚穿着一件白色的长袍，向我走来，口中呼唤着娜塔莎的名字。那是我们还没出生的女儿的名字。梦里面的她已经长大了。他抱起她，向天花板抛去，他们父女俩顿时开心得哈哈大笑起来。我望着他们，心想，幸福——原来如此简单。我还在睡梦中。我们俩在河边散步，一直往前走。他好像还劝我不要哭。从那时开始，这个梦就成为了一个征兆。
（说到这儿，她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
两个月后，我又去了一趟莫斯科。从火车站出来后，我直奔墓地。我要去看他！就在那个墓地里，我出现了分娩的征兆。我才刚刚开始和他说话，我的肚子就开始疼——他们叫来了救护车。我又回到了安吉莉娜·瓦西列芙娜·古斯科娃所在的那家医院，并在那里生下了我的孩子。她之前就对我说过，要我回去生产：“你需要回到这里来生下这个孩子。”当时距离我的预产期还有两周的时间。
他们把孩子递到我眼前——是一个女孩。“娜塔申卡，”我轻声说道，“你爸爸给你起名叫娜塔申卡。”她看起来十分健康，四肢健全。但是，医生告诉我，她一出生就被查出有肝硬化，而且肝脏内含有高达28伦琴的放射性物质，此外，她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4个小时后，他们告诉我她死了。随后，他们又对我说了相同的话：我们不会把她的遗体还给你。你们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不把她给我？这句话应该由我来说——我不会把她给你们！你们想用她来做科学研究。我讨厌你们的科学！我讨厌它！
（她又陷入了沉默。）
我一直在给你错误的信息。一切都错了。自从中风以后，我就不应该再高声喊叫，也不应该哭。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的那些话都是错误的原因。但是，我要说。没有人知道这一切。最后，他们给我带来了一个小木盒，并且对我说：“她就在这里面。”我望着那个木盒。他们已经将她火化，她变成了一片灰烬。我开始放声哭泣。“请把她埋在他的脚边。”我提出了唯一的要求。
在墓地里，她甚至连一块墓碑都没有。墓碑上只有他的名字，他们没有把她的名字——娜塔莎·伊格纳坚科——刻上去。她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幼小的灵魂。我把她埋在了那儿。每次去那儿，我都会买两束花：一束放在他的墓碑前，另一束放在墓碑旁的一角——献给我的女儿。我跪在他们的墓地前，缓缓地绕着墓地转了一圈——我一直都是跪着的。（她的话开始变得杂乱无章，难以理解。）我杀了她。我，得救了。我的小女儿救了我，她吸收了我身体上所有的辐射，她就像是一根荧光棒。她还那么小，她小得可怜。（她的呼吸开始变得困难起来。）她救了……可是，我爱他们，两个都爱。因为——因为你不能用爱去杀人，对吗？况且我的爱还是那么深！为什么这些事情都撞到一起了呢——爱和死亡，在一起了。谁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我跪在墓地前，慢慢地爬。
（这一次，她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他们在基辅给我分了一套公寓。公寓在一栋大楼里，所有从核电站迁来的人都住在这儿。公寓很大，有两个房间，正是我和瓦斯亚梦寐以求的那种公寓。站在公寓里，我觉得我简直要崩溃了。
后来，我再婚了。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所有的事情——我告诉他，我曾经有一个爱人，一个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爱人。我把我们的一切都告诉了他。我们在一起了，但是我从没邀请他去我家，那是瓦斯亚的家。
我在一家糖果店里工作。当我做蛋糕的时候，眼泪会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我不想哭，可是眼泪却不断地往下流。
我生了一个男孩，他的名字叫安德烈，我的安德烈卡。朋友们试图阻止我。他们说：“你不能生孩子。”医生也吓唬我：“你的身体承受不住这么大的压力。”后来——后来他们又告诉我，他少了一只胳膊，右胳膊。这是仪器显示的结果。“那又怎么样呢？”我心想，“我会教他用左手写字。”可是，我生下的是一个健全的孩子，一个漂亮的男孩。他现在已经上学了，成绩很好。我的生命里也因此而出现了一个人——一个让我继续活下去、继续呼吸的人。他照亮了我的生活。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妈妈，如果我去看望奶奶，在那儿住两天，你能呼吸吗？”不，我不能！我害怕自己有一天会不得不离开他。有一天，我们走在街上，我感到自己慢慢倒了下去。那是我第一次中风，就在大街上。“妈妈，你想喝点水吗？”“不，我只想让你站在我身边，哪儿都不要去。”说完，我就抓住了他的胳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已经不记得了。我被送进了医院，但是自始至终，我的手一直紧紧地抓着他的胳膊，以致医生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扳开我的手指。他的胳膊也因此淤青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当我们离开家的时候，他会对我说：“妈妈，不要抓我的胳膊了，我哪里也不去。”后来他也病了，他上两个星期的学，然后在家待两个星期，接受医生的治疗。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她站了起来，向窗边走去。）
这里住着很多和我们一样的人。整条街都是。人们把这个地方叫作切尔诺贝利斯卡亚，或者说切尔诺贝利区。这里的人在核电站工作了一辈子，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会回到那儿做一些临时工，这就是他们现在的工作状态。不过，那里已经再也没有人居住。这里的人都患有很严重的疾病，有的甚至已经残疾，但是他们并没有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他们只要一想到反应堆会被关闭就会心生恐惧。除了核电站，还有谁会需要像他们这样的人呢？死亡常常会降临在这些人身上，有时候，死亡就发生在一瞬间。他们就那么倒下了——有的人刚刚还在走路，转眼间就倒下了，睡着了，然后再也没有醒过来。有的人带着花去探望自己的护士，在路上，他的心脏就突然停止了跳动。他们死了，但是从来没有人真正询问过我们这一切。没有人问我们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也没有人问我们看到了什么。没有人愿意倾听死亡，倾听那些令他们感到心惊胆战的事情。
但是，我要和你谈一谈爱，谈一谈我的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