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婚礼上，新婚夫妇要在教堂发誓：“从今天开始，不论贫穷，富有，健康还是疾病，都不能将我们分开……”
可是，西方的离婚率却居高不下，许多信誓旦旦的夫妻分道扬镳了。西方有哲人说，上帝死了。已没有神灵来监督誓言，不论宣誓、起誓、立誓、毒誓、婚誓，还是山盟海誓，越来越成为一种形式。
很少有人坚守誓言几年、十几年或几十年了。在采访中，许多知青说，那些血书，发誓“扎根边疆一百年不动摇”的知青都离开了，留下来的知青基本都是没说过什么“在北大荒安家落户”之类的豪言壮语。
12年前，在二九〇农场采访时，我见到一位头发花白，满面风霜，衣衫不整的老妪，她在道上来回匆匆地走着。当生产队干部告诉我她是知青时，我的心像被什么撞了一下，很疼。她看上去怎么这么老？起码有60多岁。我问她：“您多大年纪了？您在这里生活好么？当年为什么没有返城？”她看看我，一句话也没说，继续匆匆地走她的路。队干部告诉我说，她精神不好。她的前夫是上海知青，为了返城，跟她办理了假离婚，结果他走后杳无音讯，她疯了。队干部讲完后说一句：“她真可怜！”最可怜的还是她的女儿，从七岁就跟着这么一位疯妈妈，小学只读一个学期就辍学了……
我也采访了这样的知青：一诺千金，为婚前的诺言，或放弃了返城，或回城后又重返北大荒……
4.一句婚前誓言，两次放弃返城
欧阳的三幅老照片像烫手的地瓜扎在我手里。照片珍贵，有两幅摄于1968年9月7日的上海站月台，一是在知青专列前，欧阳和同学相拥而哭，离愁别恨淋漓尽致；二是列车缓缓开动，稚气未褪的欧阳把戴着军帽的脑袋探出窗外，恋恋不舍地望着送他的亲友；还有一幅是在黑龙江边，武装战士欧阳挎着一杆钢枪，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
欧阳叫欧阳吉宝，是上海知青。我采访他时，他在普阳农场当宣传部长，忙得屁股不挨凳子，好几次都没采访完，稿没发出去，照片也没法还。欧阳每次见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晓军，我有3幅照片，还在你那儿！”
看来那3幅照片让欧阳牵肠挂肚，甚至断肠。
后来，我和黑龙江电视台专题部主任胡立德去普阳农场拍专题片，欧阳见到我居然不提照片了，这反倒让我更为不安了。见到欧阳的妻子赵艳时，我主动交代照片在我那儿完好无损。赵艳说，影集是欧阳的掌上明珠，尤其是知青时代的照片，没事就拿出来翻翻。你拿走照片后，他的影集就留下三处空白。欧阳的影集我见过，整理得像画册，照片不仅按拍照的时间顺序排列，还有图片说明。
我感到很对不住欧阳，这些年来，他每次翻阅影集见到那醒目的空白，心里不知涌出多少失落和不安。为把照片还他，我把欧阳和赵燕堵在家里，继续几年前的采访。
陪同采访的普阳电视台台长战胜利先冒出一句：“赵姐，你说说，欧阳当年是怎么向你求爱的？”
赵艳居然认真地转过脸问欧阳：“还说吗？”
欧阳装出一副男子汉大丈夫的样子，满不在乎地说：“说吧！”
“他说，‘我喜欢你，你喜欢我么？’”
在场的人被逗笑了，农场的人都说欧阳实在，比北大荒人还北大荒，连求爱都这么直来直去的。
“我是那么说的么？”欧阳有点儿吃不住劲了，惊疑地望着妻子，转而自嘲地笑道：“记不得了，记不得了。”
那是1974年，武装连队解散后，欧阳回到绥滨农场的酒厂，担任团支部副书记，抓厂里的文艺活动。这时，像白桦林般恬静的赵艳做梦也没想到那豪迈奔放如黑龙江似的欧阳会爱上自己。她刚刚19岁，在酒厂上班还不到一年，称比自己大7岁的欧阳为“欧阳叔”。
“欧阳叔”的火辣辣的求爱让她不知所措，晚上回家跟父母商量。父亲是1946年参军的老兵，1958年转业到北大荒，曾经作为全国劳动模范见过毛主席。赵燕的父亲对女儿的婚事特别慎重，私下对欧阳了解一番后，犹豫不决地对女儿说：“据反映欧阳这小子人还不错，可惜啊，他是个上海人，要是本地人就好了。他将来要是回上海了，你怎么办？”
“我不担心他丢下我不管。他这人特别实在，认准的事从不回头。”赵艳很有把握地说。
赵艳的灵魂深处已“爆发革命”，对欧阳的好感与日俱增。
母亲说：“你找个上海人，两个人生活习惯不一样，日子怎么过？”
“那有啥？妻子是北方人、丈夫是南方人的人家多着呢，不是都过得好好的么？”赵艳说。
女孩一谈恋爱，父母就要被“出卖”。男友说什么，她最多能告诉父母20％，父母说男友什么，恐怕要告诉男友110％，那10％是她猜测的。赵艳把父亲的担忧告诉了欧阳。欧阳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更不回头的人，他直接拜见未来的岳父大人，向他老人家表决心：“您老放心，我欧阳不论走到哪儿，都要把赵艳带在身边，绝不会抛弃她！”
欧阳是位讲义气、重承诺的人，否则也不会来北大荒。下乡前，他作为上海市杨思中学革委会主任、造反派头头参加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毕业生分配。按规定，欧阳那届毕业生60％留在上海，可是跟欧阳对立的造反派叫号说：“我们要去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生前工作过的地方兰考县插队落户，你们敢去吗？”另一对立派叫号：“我们去革命圣地井冈山插队，你们谁去？”欧阳的军师、最铁的哥们儿“唐克思”说，敢不敢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是考验真革命与假革命的试金石。他们去兰考和井冈山，我们去北大荒！欧阳激动地一拍桌子，“对，到边疆去，到反修前线去，我报名去黑龙江，你们谁去？”在欧阳的呼吁下，学校有30多名毕业生报了名。没过两天，20多人打了退堂鼓。有人劝欧阳，算了，你也别去了。
“不，我说到做到。”欧阳说完，回家取出户口簿就去了派出所。
当他见户口簿上自己那页被盖上“注销”两字时，感到心“咯噔”一下，从此自己不是上海人了，他突然发现自己竟这么热爱和留恋着上海……
1968年9月7日，欧阳和那几位最铁的哥们儿——“唐克思”、小庄等人离开上海，下乡到黑龙江绥滨农场（后改为二师9团）。
1976年11月，欧阳与赵艳结婚，第二年10月，他们有了女儿欧阳颖君。
1978年，欧阳回上海探亲时，听说知青要返城了，匆匆地赶回农场，放下包就要去找那些弟兄。有人告诉他，“唐克思”他们都走了，回上海了。他像被棍子击中似的愣住了，他们怎么走了呢？他转身跑到他们的宿舍，望着空荡荡的房子和空荡荡的炕铺……
他想那些哥们儿，怀念他们在一起踏雪巡逻的日子；怀念他们一起在深山老林打山洞、伐木头，在茫茫荒野修水利和深更半夜急行军走着睡着的岁月；怀念和他们一起扛着100公斤的小麦上3节跳板，干20多个小时后还坚持“天天读”……
那段日子里，欧阳经常在睡梦中喊叫那些哥们儿的名字哭醒。可是，现实比虚无的梦境更为苍凉，理智不断提醒他：他们都走了，不会回来了。最铁的那三个哥们儿，一个考取大连工学院，两个回了上海，这里只剩下他老哥一个了。开朗活泼的欧阳变了，变得沉闷了，话语越来越少了。这个在内弟眼里吃完饭碗筷一丢就跑到知青宿舍聊天、唱歌、打乒乓球的“欧阳哥”下班之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9月7日到了，这是他们哥几个下乡的日子。过去每逢这天，他们要聚会，要合影留念。如今，欧阳茕茕孑立地守在酒桌旁，望着眼前的酒杯和碗筷遥思远方……
“欧阳，你一个人回去吧，别管我了。”赵艳心疼地说。
欧阳两眼一瞪：“我一个人回去干什么？我说过要走我们就一起走，不走就留在这儿！”
“回来吧，欧阳。哥们儿都走了，你一个人还守在那儿干啥？”每次见面，那几位哥们儿就劝他。
1984年，他们发誓无论如何也要把欧阳这小子办回来，他们给他联系好了两个地方，一是江苏省的吴县，二是浙江省嘉兴。欧阳领着赵艳去看了看，觉得那里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都不错。可是谈到调动时，对方说他们只能接收欧阳，不能接收赵艳。
“你们不接收我老婆，我来干什么？要不是为了夫妻在一起，我早就回上海了！”欧阳说。
火红的知青年代过去了，一个最耐不住寂寞的知青留了下来。如水的岁月渐渐抚去欧阳的浮躁，擅长文艺和体育的他在北大荒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欧阳是我所认识的兼职最多的干部：普阳农场宣传部长、广播电视局局长、群众艺术馆馆长、小红花艺术团指导、小学生乒乓球队主教练……普阳农场先后荣获省级文化先进农场和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他创作了大量的歌颂北大荒的歌曲，其中与王黎光合作的《晚风之歌》荣获黑龙江省文艺创作一等奖。
欧阳的女儿现在浦东的一所小学当体育老师，早已在上海成家，儿子都6岁了。2006年，欧阳和赵艳退休后回上海住了一段时间。每天除接送外孙上幼儿园和陪赵燕上菜市场买菜之外，跟中小学同学和老球友打兵乓球，日子过得很舒服。
可是，没多久他就想北大荒了，晚上闭眼就做梦，把北大荒人和老同学、老球友都串在一起了。他对赵艳说，我们该回家了。赵艳一听高兴坏了，她不仅不习惯上海的生活，而且在上海除了欧阳和女儿一家之外，什么熟人也没有。
2007年8月，欧阳听说我又来普阳农场采访了，高兴地跑过来见我。
“欧阳，你的三幅照片，我早就还你了！”我逗他说。“是的，是的。”他咧嘴笑着说，“我们哥儿俩真有缘，我和赵艳刚从上海回来，你要是早来的话，还见不到我呢。”
他说，回到农场后，看看北大荒的土地，甭提多么爽了。
有人见面问他：“欧阳，你回来干什么？避暑来了？”
“你说我回来干什么？这里是我的家！你想想，我在上海生活了18年，在北大荒呆了39年，我已经是地地道道的北大荒人了，我不回北大荒去哪儿？”
5.“大嫂”临终前的承诺，娶“小芳”重返北大荒
茅茂春坐在我的对面讲述着他重返北大荒的故事，白皙的脸庞和一副近视镜，给他陡添几分书卷气，镜后的目光透着睿智和精明。他说的东北话比较纯正，不像有些上海知青那样一不小心就露出沪语的尾巴。
1978年秋，哈尔滨下着瓢泼大雨，领着文艺队员在黑龙江省歌舞团进修的茅茂春突然感到坐立不安，一阵阵抓心挠肝的，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似的。他对队员说：“你们在这儿安心进修，我回建三江去一趟。”
茅茂春是1971年10月下乡到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6师57团的，那年18岁。他到北大荒的那天正赶上天降大雪，远近房舍银装素裹，到处一片白茫茫。对从没见过这么大雪的茅茂春来说实在是太美了，可是他却兴奋不起来，感冒了，鼻涕一把泪一把，狼狈不堪，只好披着棉大衣去卫生所看病。
“你怎么穿这么少，连棉鞋都不穿！北大荒这么冷，你想冻死啊？”茅茂春刚到医院门口就被一位说着吴语普通话的大嫂拦住了，劈头盖脸地教训了一通。
语言是严厉的，却让人觉得温暖，感到有种淳朴的亲情。
“你是上海人？咱们还是老乡呢，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家就住在这儿不远，有空到我家串门儿。”分手时，大嫂对他说。
一天，茂春想去连长家坐坐，刚进家属区就遇见了那位大嫂，她和连长是邻居。
“小老乡，到我家里坐坐吧。”她热情地邀请他。
盛情难却，他进了她家。一聊才知道，她丈夫是1966年从部队转业到北大荒的。她说的老乡是从丈夫那边论的，她丈夫是上海人，她是宁波人。从那以后，他成了大嫂家的常客，她家做点儿好吃的就把他叫去解解馋。大嫂见他的衣服破了，就取出针线给补上。
5年后，茂春从57团调到6师的商业综合批发站的文艺宣传队当队长，大嫂的丈夫调到25团水利连当指导员。那个团在师部附近，他没事还像过去那样去她家串门。
“许多青年都在往回办，你怎么不想法回上海呢？”一天，大嫂问茂春。
“挺难办的，我不想回去了。”茂春说。
“如果你不回上海了，就应该在北大荒安个家。”大嫂关心地说。
大嫂给茂春介绍了好几个对像都没谈成。一天，茂春帮大嫂糊棚时，干完活俩人坐在炕头聊天，聊着聊着又聊到茂春的婚姻大事。
大嫂说：“给你介绍这个不行，介绍那个也不行，要不就等我姑娘中学毕业给你做媳妇吧。”
茂春突然发现小丽萍已不再是捧着小学课本朗读课文的小女孩了，变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从那以后，丽萍再见到茂春就不再落落大方地喊“茂春叔叔”，而是羞答答地叫“茂春哥”了。
茂春冒着大雨赶到车站，好不容易才买到一张车票挤上火车。在建三江下车后，他就得到大嫂生病住院的消息。他回商业综合批发站，找熟人买了一网兜挂着白霜的梨，拎着就往医院跑。
“你可回来了……”浑身浮肿的大嫂一见他眼泪就下来了。她挣扎着下地，把藏在床底下的煤油拽了出来，非要点煤油炉给他做点吃的不可。
“这位南方的大姐，你这是咋的了？他来了，你的病就好了。你是想他想的吧？”同一病房的患者开玩笑地说。
过一会儿，她拉着他的手说：“小茅啊，相处这么多年，我们就像亲人一样。明知道你是‘飞鸽’，我姑娘是‘永久’，我还是把姑娘交给你。交给你，我没什么不放心的。小茅，你好好待她吧……小茅啊，你现在能不能就叫我一声‘妈’？”
过去，茅茂春一直称她为“大嫂”，现在还没结婚就让他叫她“妈妈”，实在是叫不出口。他尴尬而无奈地望着她，又是自责又是自恨。最后，他只好在心里安慰自己：“明天吧，明天我一定叫她妈妈……”
“你出去一个来月了，快回家洗个澡，把脏衣服换一换，让丽萍跟你一起回去。”傍晚，大嫂对在医院守了一天的茅茂春说。
“他们回去怎么能行？”同病房的病人说。
茅茂春不回去，坚持要留下来守着她。
“我没事儿，她爸爸还在这儿呢。你们回去明天再来。”她不容商量地说。
他和丽萍只好回去了，谁知凌晨3时有人叩门，“赶快起来，医院来电话了，你妈不行了，现在去医院也许还能见一面……”他拽着丽萍就往医院跑，天正下小雨，路一跐一滑，他们的鞋跑掉了，来不及捡；摔倒了，爬起来再跑。当他们赶到医院时，丽萍的母亲已经走了……
茂春望着她的遗体，心如刀绞，愧怍噬心。她走了，再也听不到他叫她“妈妈”了，永远也听不到了，他泪水泫然，在心里对她说，妈妈，我会好好待丽萍的，放心吧。
1979年4月，在北大荒下乡8年的茅茂春返回了上海。他不想离开北大荒，不想离开丽萍，可是他那段时间胃经常出血。丽萍只好给他的父母写封信，说了他的情况。他的父母很快就为他办好了返城手续。
回到上海后，茅茂春被分配到上海福南饭店。上班没多久，他就当上了经理。过去，他日夜盼望回上海，现在却发现自己那颗心留在北大荒，留在了那片埋着“大嫂”的黑土地，留在了“大嫂”的女儿丽萍身边。
丽萍来上海了，她带来了犹豫和忧愁。茅茂春已不再是北大荒的知青了，成了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当上了饭店经理。饭店有那么多年轻漂亮的服务员，他的心里是否还有她这位北大荒的妹子？内心的痛苦折磨让身体虚弱的她面色更加苍白了。
“丽萍，我们结婚吧。”他看出了她的心思，诚恳地说。
北大荒寄来了她的结婚介绍信，他紧锣密鼓地张罗起了婚事。
“你小子傻啦？她妈待你不错，我们也不亏待她。她来了，我们好吃好喝好招待也就是了。怎么，你还真要跟她结婚？将来一个上海，一个北大荒的，这日子怎么过？”他的父母坚决反对。
“她妈妈临终前把她托付给了我。”他说。
“你小子就是死心眼，将来有你后悔的那一天。”父亲无奈地说。
1979年底，茅茂春和丽萍结婚了。婚后，茅茂春买了一台缝纫机，让丽萍用它绣台布，他下班去卖。晚上，他像做贼似的偷偷摸摸地叫卖，一怕遇到熟人，二怕被纠察队抓住，一旦被抓住了，不仅台布要被没收，还要罚款。他们折腾了一个多月，不仅没挣钱，丽萍累得小脸瘦了一大圈儿。最后，他只好把她送上开往北大荒的列车。她回去后，继续当卫生员。他们的收入低，不敢要孩子；为省下钱来两人相聚，他天天吃面条。
这样下去怎么能行？他决定重返北大荒。
“怎么的，还去北大荒？你哪怕选择离婚，也不能选择回去呀。不行。这个不行！”当年的知青战友不解地说。
“你要是真回去，你就不再是我们茅家的人，我也没你这么个儿子。你将来就是要饭到了家门口，我都不会让你进来的……”父亲恨铁不成钢，气恼地说。
“爸，我给你和我妈买了电影票，你们晚上去看场电影。”他下班后对父亲说。
“不去不去。”父亲说。
父亲是个老工人，没有什么爱好，从来不看电影。
“这电影可好了，你们去看看。”他说着把父母送到了电影院。
父母看完《一江春水向东流》后，回家就骂电影中忘恩负义、抛弃妻子的主人公张忠良。
“你们骂张忠良，你们要是不让我回北大荒，那不就是想让我当张忠良么？”他趁热打铁地说。
母亲不吱声了，不再表示反对了，父亲仍然坚定不移地反对。
当他去迁户口时，在派出所门外转悠了两个多小时，进去后又在椅子上坐了一个多小时才办理手续。当一枚“迁出”的章盖在了他的户口簿上时，两行泪水流了下来……
重返北大荒后，茅茂春先是在建三江农垦分局商业局当团委书记，接着担任宾馆经理兼书记、商业学校校长、商业局工会副主席，再后来到建三江垦区工会当办公室副主任……
1997年，茅茂春在报纸上看到海口市的招聘广告，把学历及职称证明的复印件寄去应聘。不久，他接到试用通知。他在海口中国城集团公司试任人事部主管，只做一天他就放弃了。在返北大荒的途中，他接到父亲病危的电话。当他赶到上海时，父亲已经作古。此前，他回北大荒后，生活条件好转了，他曾多次请父母到北大荒看看。倔强的父亲说：“你就是在天堂我也不去，我说过不登你家的门。”他还在生茅茂春的气，所以也没见过茅茂春的女儿。茅茂春痛不欲生，深感自己欠父亲的太多太多了，随着父亲的离去，再也没有机会报答了。他的父母不是生身父母，弟弟也不是亲弟弟。父母没有孩子，父亲在南通农村的弟弟把自己的第三个孩子过继给了他。茅茂春在7岁时从南通到上海，弟弟是妈妈抱养的，可是父母待他们哥儿俩比亲儿子还亲。
2007年，我到建三江采访时，跟熟人打听茅茂春。他们说，他带妻子和女儿回上海了，据说混得还不错。我略算一下，他已经56岁了，在上海那个人才竞争激烈的地方，能好到哪儿去呢？写稿时，我上网搜一下，没想到还真搜到他了。回上海后，他先是在一家公司当人事部经理，后来在某行业协会当信息部副主任。茅茂春是一个很能折腾的知青，两次下乡，两次返城，说不定我下次来北大荒，他又领着老婆孩子回来了。茅茂春是一个让人敬佩的知青，为兑现对“大嫂”岳母的承诺，返城后毅然娶北大荒的女友为妻，30岁重返北大荒，接着又在北大荒干了20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