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如今城市居民生活迫需的助手，传统观念中却仍受歧视的职业。早在上世纪80年代，国家劳动部和安全生产部门就冠给保姆们一个堂皇的“官名”——家政服务。这个“官名”的确立，虽然让一些人改变了对保姆这个行当的一些偏见，但从根本上依然难以改变保姆受雇主歧视的命运。时至今日，发生在大都市里一些保姆身上的故事以及她们的身世和景况，听起来仍然令人扼腕和叹息。
保姆这份职业古今中外由来已久，保姆们的地位也确实有其特殊性，但即便不撇开经济的瓜葛就生命的相互关系来说，尊者又何为贵？贱者又何为轻？到底是谁依赖谁，谁离不开谁？
安徽保姆的话题许多人并不陌生，安徽是劳务输出大省，全国各地几乎都有安徽的打工者。打工妹中，保姆占相当的比例，各地情况不一，平均在5%左右。我作过两年多的有关打工妹的调查采访，接触到的保姆很多，她们虽然都是属于打工者，但与通常意义上的打工者相比，她们的身世和景况更令人扼腕和叹息。
早在80年代，国家劳动部和安全生产部门就冠给保姆们一个堂皇的“官名”：家政服务。这个“官名”的确立，确实让一些人改变了对保姆这个行当的一些偏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多少抹去了一些“阶级”的差别，俨然在主佣之间架起了一道“平衡之木”，保姆们也似乎有了更大一点的生存空间和人身自由。随着称谓的改变，保姆们的劳动方式也渐渐地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吃住都在主人家改为吃住在外，以钟点工、半日工、全日工（习惯上通称为钟点工）的形式从事保姆工作或家政服务。因为是钟点工，一般的家庭都雇得起；因为是钟点工，一个人可以做两家、三家甚至更多人家的活。保姆们的就业门路宽了，收入也大大地提高了，由原来的几十元（80年代只有10多元）可增加到400元～500元，还可能再多些。如果是本地人做本地的活，吃住问题可以不考虑，一般工作完了都回自己家；如果是外地人做本地的活，就从自己的收入里拿出一点和别人合租一间房子，这样就可以拥有一小块暂时属于自己的栖身之所，不用在主人的眼皮底下睡觉，不用随主人的口味进餐了。
然而，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传统意义上的保姆形式的解构，原来的一仆一主成了一仆数主或一主数仆，主对仆的信任度减弱，仆对主的责任心也可能会打折扣，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加大了。还有那些个不得不抛家别舍外出寻生计的乡下女人们，她们可以不顾一切地去拼命挣钱，无论是例假期间或是生病期间，这些人都无法像有着正常生活秩序的女人那样得到适当的休息和及时的治疗，她们的身体始终处于疲劳状态，精神也始终处于紧张状态。我在六安、无为、合肥以及上海等地采访过的钟点工中，凡是做两家以上活的人，她们中有半数以上都对这种超量的劳动表示“快要垮了”。还有，她们在举目无亲的陌生环境里租房居住，即便是两个以上的女孩或女人在一起，安全上也存有很大的隐患，后面写到的万燕之死就是一个较典型的例子。
钟点工的增加，带动了家政服务业的兴起，这倒不是坏事。这个中介机构的产生，使得许多下岗女工和涌进城里的乡下女人在寻找生计时多了一点门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