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完这些，我们又在互诉着内心的震惊和恐惧，主要是两个女人在说，男人到底扛得住些。西邻女人说，“这个人经常骑辆黑摩托车，戴着墨镜，从来不说话，我还蛮怕他的。”我说，“我看到他也有点紧张，有时碰到对他笑笑，他都没反应，好像不爱理人。”这是我的一贯做法，用笑来掩饰内心的不自在。我丈夫说，“他不是不理人，大概因为有点残疾，内心自卑，不好意思跟你们女的说话吧，他跟我有时还喜欢聊两句。”丈夫讲述了一件事，前几天，在校门口，看见他骑着摩托车被一辆汽车撞倒了，赶紧去帮他把摩托车扶起来，然后指出汽车主的不对，不料他从地上爬起来，气愤地质问丈夫，“你怎么能这样说话？明明是他拐弯拐得不对，你还向着他！你是什么立场？”丈夫这才知道，他原来视力这么差，根本没认出面前站着的是他的邻居。丈夫赶紧向他解释，不是指责他，是指责汽车主。丈夫说，“他可能到最后都没认出我是谁，就推着摩托车气呼呼地走了。”或许人人心中都藏有不为人知的暗疾，而傲慢还是自卑，我们都只是根据表象去判断罢了。
女主人说，“我就怕吓着我们家女儿，她还不知道呢。”我说，“我儿子也不知道，我怕他听见哭声，赶快让他睡了。”正说着，儿子醒来了。西邻家夫妇告辞了。
我给二楼儿子的同学家打电话，告诉同学的妈妈这件事，打发儿子到她家去吃饭并做作业。我特意嘱咐了同学的妈妈，不要让孩子知道这件事。儿子走了，丈夫要做饭。我说，“别做了，你还有心情在这吃饭啊？”我家的厅离他家更近，离“他”也更近。只是那道门的象征，分开了他家我家而已，其实是何等地近在咫尺，而“他”，也是何等地近在咫尺。在这种状况下做饭吃饭，那太滑稽怪异甚至可鄙了。所有做饭的动作都将变形，切菜会感到心虚，尤其不能切肉。无论给我怎样的美味，都无法张开口，更无法下咽。
不是夸张和搞怪，我是真的很容易走火入魔的人。如果只是夸张和搞怪，那倒好了，轻松了。
我和丈夫出去吃了一顿很勉强的饭。那家饭店的鱼饺已经吃过不止一次，那天却感觉不对头，汤太白了，油星漂得太多了，而馅又太红了，以至于我怀疑是不是不熟。吃着是前所未有的油腻，看着是前所未有的可疑，还没到嘴边，胃就在不由自主地拒绝了。拼命禁止自己多想，尤其是联想，拒绝一切暗示。
我问丈夫，怎么办？家我是没法呆了。丈夫建议我回单位去住。我立刻打电话给住在单位的女同事，她说，这边隔壁小区也死了人，哭丧班子在唱呢。我听了更加颓丧。
我单位的隔壁是一个安置附近拆迁农民的小区，他们的土地被开发了，村庄消失了，于是，他们就住到这个小区里来，由农民变成了市民。可是，农村的风俗依然保留着，最突出的就是死了人要让哭丧班子来唱三天。哭丧班子那种癞母狗一般的唱腔要持续三天，而且把高音喇叭装在阳台上扩音，真个是顶风也要臭四十里，对于一墙之隔的我们，则无疑是一场近乎龌龊的灾难了。每当那时，我就在家里走来走去问丈夫，怎么办？怎么办！丈夫建议我躲到办公室去，可是，到了办公室，那声音依然不绝于耳，那是我这辈子听到的最丑陋最难听的声音！如果是哭丧歌，我倒还怀着敬畏之心，可那恶俗的唱腔并不是哭丧歌，而是流行歌曲，她把流行歌曲唱成了没有任何悲伤意味的哭丧歌！在我的想象中那是一个身材胖大满身横肉的女人，除了扯着一副烂嗓子干嚎，她还要别出心裁地在两段之间加上一个强有力的“哦！”“啊！”之类的，滑稽得令人恶心！一曲唱罢，有时还要涎着脸问一句：“我唱得好不好啊？”自我感觉好得令人作呕！晚上十点钟收班，必定要宣告一下，“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晚——安。”
我不反对农村的风俗，如果哭丧班子是在居住比较稀疏的村子里搞这一套，可能不仅不会扰民，还会为过分平静的村野平添几分热闹，可是，这是在居住极为密集的居民小区呀！在高楼的阳台上安装高音喇叭来扩散这种不伦不类恶俗难听的声音，实在不能不算是一种恬不知耻的放肆！以至于一提到这件事，我就无法遏制自己的恶毒。
这样的死亡倒不让我害怕，是哭丧班子消解了死亡的悲伤与庄严，以及可能的恐惧，而只留下了恶心。但这恶心比恐惧更难以承受，所以，我还是不要去单位住了。
丈夫有事，从饭店回来就跟我分开了，我来到楼下儿子的同学家，一直等到丈夫来叫我们。我不知道如果无人陪伴，我还会不会回家，我想我极有可能去住宾馆。在家门口等待丈夫开门时，我越抑制越抑制不住地看了一眼东邻家的门，黑洞洞的，只有猫眼发着光，已经没有哭声传出来了。
总感觉身上落满了一层什么，很想洗个澡，把那种东西冲走，可是，实在无法在距离死亡如此之近的地方赤裸自己的身体，只好作罢。上了床，感觉床也落满了一层什么，不清不爽。躺下时，脑海里又闪回几米之外，生命轰然倒下的镜头。睡着前惴惴地问丈夫，“什么时候会运出去啊？不会是传染病吧？”丈夫说，“别管了，睡吧，睡着就不怕了。”
别管了，睡吧，睡着就不怕了。——这句极其普通的话也突然具有了某种深刻的暗示意味。
第二天早上，我是在邻居家的哭声中醒来的，那件事立刻浮上心头。可能因为这一夜身体太过紧张僵硬，醒来好像腰疼。但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赖床，而是立刻起身，匆忙洗漱。总算还喝了酸奶吃了点心，这是因为丈夫在客厅里陪我，而酸奶和点心又是比较单纯的饮食。有人告诉我，人死了会产生一些毒素，七窍会排出一些东西，嘴巴会吐出一些气体。他经历过亲人的死亡，所以知道。这一说，使我总感觉某种可疑的气体和气味穿过门和墙，蔓延到我家里来了。我必须借助老公的阳气，才能呆在这与“他”只有咫尺之遥的客厅里。
收拾电脑去咖啡馆。也是在哭声中出门的，好像不是一个女人的哭声了，而是两三个。他家的门开着，有两三个男人在，客厅很空旷，可以看见白色和黄色的菊花篮陈列在那里。我惴惴地想，也许“他”就陈列在菊花那边我看不见的地方吧？用白布蒙着。这么一想，就好像已经真真切切地看见“他”了。幸好有那几个男人在，就感觉不那么害怕了，但心里还是冷飕飕的。逃也似的进了电梯，哭声也跟进来，电梯门一关，那哭声才被关在了外面。丈夫按电梯按钮时，我心里又跳了一下：“这是昨天他刚刚按过的吧？是不是还留有他的指纹？”于是就好像看到了他粗壮或残疾的手指出现在按钮上，与丈夫的手指叠加在一起。这些讨厌的联想，避也避不及，赶也赶不走。幸好有丈夫在一起，他要送我去咖啡馆。
在小区门口问保安，看见殡仪馆的车来了吗？保安答没有，并很内行地分析：根据本地风俗，可能要在家停放三天，昨天算一天，今天算一天，应该明天运走。问死因，保安也还不知道。
去咖啡馆的路上，我对丈夫说，好像已经设灵堂了，你买个菊花篮送过去吧。丈夫说，送花干什么？我说，表示关切，总得让人家知道，我们不是漠不关心的。丈夫显然做不来这事。我说，要不你就过去问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丈夫说，没看见他妻子，帮忙的那些人好像都是他家亲戚，不认识，没法说。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怎样表示呢？原来要表达一种关切也是如此的不自在，正如我们不习惯像西方人那样见面拥抱一样。很难想象，我会默默拥抱他的妻子，眼含热泪对她说，我们与你同在。但我心里的感情的确是这样的。我不能——实际上是不忍和不敢——面对死亡那么冷漠，仿佛那是对自己的不体贴，因为死亡是人类共同的宿命。人活一世，万象纷纭，但有什么是可以确定的呢？唯一可以确定的，其实就是死。活是变数，死才是常数。
在咖啡馆坐着，总有那么一根线牵扯着神经，使我无法踏实地上网或写文章。就像穿着外套，即便躺在被窝里也无法安睡一样。于是就打电话。有人说，邻居就像你的亲人，要共同分担。我说，我是想分担呀，可是，怎么分担呢？我知道圣经上的教导：爱你的邻人。那么，走进他的家门，与他的亲人一起面对遗体哭泣，才算共同分担吗？我们心里的分担，如何能让他的亲人知道呢？我迟疑着问，他家就算凶宅了吗？有人说，这算什么凶宅！一座房子住几代人，肯定要有人死在里面嘛，凶宅是指发生谋杀案或者自杀的那种。可是，迄今为止，并没有排除他自杀的可能呀。我希望不是。我在自杀问题上的心理是多么矛盾，我肯定自杀，肯定人自由选择死亡的权力，甚至赞美以安乐死为生命终结的美感和善感，可是，当别人的自杀真的摆在面前时，我却又不免要视为“凶”事了。
中午要了一份简餐，没想到里面有几片薄薄的香肠。把香肠小心翼翼地挑出来，仍然吃得很勉强。我原本就不爱吃香肠，现在，不要说吃，就是看着，都觉得难受。
下午两点多，丈夫打电话给我，说运出去了，回来吧。我问几时运出去的，他说一点多钟，刚走没多久。我感到了某种释放，让丈夫来接我回家。在楼门口，看到放鞭炮的痕迹，心里感到一丝轻松，仿佛那瞬间高温积聚下的爆炸声驱除和熔解了一些什么。一出电梯，看见旧床单包着一些衣物，潦草地堆在地上，心里马上又像当胸横放了一些什么，拥堵起来。（几天以后，儿子跟我在此等电梯，他要从口袋里找东西，手不够用，就把手里的饮料随手放在了地上——正是此时堆放东西的地方，我立刻让他把饮料扔了。我没有向他解释为什么，但命令他必须这么做。）他家的门开着，上午摆放的菊花等已不在了，但“他”依然横在我的心头，我仿佛还能看见地板上人形的印记，那是一时半会移不走的。儿子小时候经常把一些哈姆太郎之类的贴画粘到玻璃上，时间久了，看厌了，他把贴画除去，玻璃上会留下一个轮廓完整的印迹，当时只有四岁大的他居然会说，那是哈姆太郎的灵魂。我“看见”的是什么？
丈夫说，他上午回来时，在家门口看见他的妻子，对她点了点头，她客气又抱歉地说，麻烦你们了啊。我听了对她充满敬意，同时更为我们的无所作为而感到愧疚。
儿子放学回家了，丈夫也开会去了，我要去健身馆。我要逃离灰色的家，我为把儿子丢在一片阴晦中而抱歉、不忍和自责，但我还是硬着心肠自顾自走了。我渴望阳光，暴烈的阳光，暴晒一切，把细菌统统杀死。我渴望洗澡，洗得彻彻底底干干净净，把内心的一切晦气和灰霾都冲走。那种让我不能安顿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我说不具体，但肯定跟晦、秽、讳这三个字有关，那与死亡和遗体相连的一切都在这三个字里，那是一种气息，也是一种感觉，把其他所有的感觉一网打尽。死亡带来的绝不仅仅是恐惧，相比之下，恐惧倒是比较容易面对的了。
看到健身馆里的人，我感觉那么亲切，仿佛他们是我另一个世界里的亲人。我需要看到他们明朗的笑脸、活跃的身姿，看到他们兴兴头头地忘情运动，忙忙活活地投入生活。在他们的世界里，好像死亡根本不存在；在他们的身上，生命看起来是那么地坚实可靠。但我并没有健身，我奄奄一息，已经没力气上跑步机了，我只想洗澡。在更衣室脱衣服时，我不敢看别人的身体，甚至也不敢看自己的身体，不小心看见了，都会赶快把目光收回来。
在办这个健身卡之前，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进过公共浴室了。我害怕面对赤裸的人体，那些衰老或极不完美的身体总是令我怆恻难堪甚至恶心。当我从去年开始在健身馆更衣或洗澡时，却也没有太过分的压迫感，首先，我没有年轻时那么目下无尘了，尤其是经历过生育之后，我知道女人是怎么回事了；其次，进健身馆的，基本还是一些体面的人，包括老年人在内。最初几次来更衣或洗澡时，我还极力回避那些赤裸的人体，几次之后，便熟视无睹等闲视之了。所以，我那天规避和怯于看见人体，与视觉上的不堪无关，而只与某种我无法禁止的联想有关。死亡的影子，已经笼罩了我全部的目力及心力所及，无法驱除。
我那天用了比平常热的水，在蓬头下，虚脱一般地任水浇着。我没有去桑拿浴室，我裸露的身体不能接触任何东西，除了清水。我希望每一个细胞，每一条骨头缝，都可以为清水所冲洗。如果身体可以像小孩玩具那样拆装，我一定会拆开来，把每一个部件都仔细洗好，然后再组装到一起。
我对自己的身体极度不信任，抚摸着都有异样感，无法阻止自己去发生那种讳嫌的联想。我的联想还波及了亲密者的身体。假如我们听到亲密者的死讯，首先要面对的是什么？遗体。我们将如何面对亲密者的遗体？“他（她）”还是不是他（她）？我们还爱不爱“他（她）”？当我们为“他（她）”擦拭到那些敏感的部位时，心里会想到什么？会闪过那些曾经有过的颤栗激荡的时刻吗？我们的心，将怎样为此而折断！
无论多么美丽的身体，只要变成遗体，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把梦露抬出去的人、为梦露做尸检的人，会是什么样的感受？他们还会感觉到那身体的性感迷人，并为之激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