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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战国策》材料在战国的流传

第一节 《战国策》以外的文献资料可证《战国策》材料在战国已流传

众所周知,《战国策》是刘向在“中书”(宫廷所藏之书)里的“《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书》”“《修书》”及“国别者八篇”几种材料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在未被收入“中书”之前,这些材料应该是零乱地分散于各处的。其中《国策》以下六种,或许是前人将性质接近的材料收集在一起而名之,“国别者八篇”则是按国别划分的单篇文章。现有材料中,最早提及《战国策》前身材料的是《史记》。但实际上自有了纵横之说起,就有人开始收集、整理这一类材料了。《商君书·算地》云:“谈说之士资在于口。”既说明游说之士依靠“说”进身,也说明谈资可成为说士记载的材料。《史记·鲁仲连列传》称其“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而鲁仲连在《遗燕将书》里称“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顾燕王之无臣,非忠也;杀身亡聊城,而威不信于齐,非勇也;功败名灭,后世无称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说士不载。……虽然,为公计者,不如全车甲以报于燕。……上辅孤主以制群臣,下养百姓以资说士”。这里的“说士不载”,说明鲁仲连已见到过说士记载的材料;“以资说士”说明燕如这样做,可以成为游说之士的谈资。《战国策·魏策一·张仪恶陈轸于魏》云:“左华谓陈轸曰:‘仪善于事王,魏王甚爱之,公虽百说之犹不听也。公不如以仪之言为资而反于楚。’”明确说明以张仪之言为谈资说楚王。因而,若当时没有类似《战国策》性质的材料流传,司马迁写《史记》时就不会用到那样多与《战国策》相同的材料,也就不会有刘向在多种材料基础上编辑的《战国策》。

第一,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依体例可划分为三大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十四篇被整理者定为苏秦的书信和谈话。这十四篇见于《史记》的只有一篇。但这十四篇是否为苏秦的书信还是疑问。苏秦事迹,司马迁已不明。《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事迹,所用材料以《战国策》中拟托苏秦合纵的长篇《策》文而成,只不过排列了年代而已。《战国策》中关于苏秦的这些材料,从人物、年代、史实、地理等方面看,完全不符合事实,有小说的色彩,自然不能当做真实史料看待。帛书第二部分五篇因每篇后有字数统计,最后有总字数统计,当属同一来源,这五篇见于《史记》的有三篇。第三部分八篇情况较为复杂,其来源渠道不一,其中见于《史记》的有四篇。帛书“书法在篆隶之间,避邦字讳,可能是汉高祖后期或惠帝时(公元前195年前后)写本”。[56]司马迁撰写《史记》在帛书写成几十年后。这说明在司马迁之前,与《战国策》性质相近的材料已流传了,而刘向校理群书在帛书写成一百多年之后。

第二,《庄子·杂篇》的《说剑》写赵文王好剑,至于“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如是三年。国衰,诸侯谋之”。庄子受推荐奉太子之命往说之。听庄子说后,“于是文王不出宫三月,剑士皆服毙其处也”。《说剑》如韩愈、林希逸、王夫之等都认为是战国策士游谈。沈一贯《庄子通》云:“《说剑》一篇,全无意况,学非庄子学,文非庄子文。”罗根泽《诸子考索》言:“这明是纵横家托之庄子而造出故事,编《庄子》书的只见是庄子的故事,遂拉来了。”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以为:“《说剑篇》则绝非庄子学派的作品。”《庄子》成书早于《战国策》。但依据前面所引学者的考证,《说剑》应为战国纵横家所作,其流传也应在战国时。

第三,《战国策》有与《韩非子》《吕氏春秋》内容相同者,有人以此来证明《战国策》为先秦古籍,如潘辰、周勋初。[57]有人则以为是后人自《韩非子》《吕氏春秋》中辑补入《战国策》。持这种观点的早期如姚宏,今人如齐思和。[58]实际上这两种说法是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同一个问题:《战国策》材料为先秦材料。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吴师道甚至以为“先秦之书,惟《战国策》最古”。(《战国策序》)但说三者分别有相同内容的材料,是一辑补另一恐未妥。《韩非子》中《说林》《储说》即为许多游说资料的积累。《战国策》中资料的积累、储存、编写过程,从《韩非子·说林》《内、外储说》的收集与编纂中也可得到说明。其中《韩非子·说林》与《内、外储说》中故事与《战国策》中故事相同的约有35则,这些材料应是刘向编辑古本《国策》重要的原始资料来源。我们不说这就是刘向编辑《国策》的全部材料,因为今日所见《国策》是经曾巩之手才定型的。宋人是否从《韩非子》中抄录,已不得而知了。同为刘向编辑的《说苑》《新序》大部分为先秦材料,若《战国策》与《韩非子》《吕氏春秋》分别有内容相同的材料,是由《韩非子》《吕氏春秋》采入,那么,《战国策》与《说苑》《新序》有相同的材料这一事实应如何解释?《韩非子》《吕氏春秋》成书于战国末期,刘向编《战国策》《说苑》《新序》在二百年后。刘向是否校《韩非子》《吕氏春秋》,无从得知。尽管刘向在《战国策》《说苑》《新序》的《叙奏》中均说明“去复重”,但各书内部还是有重复。不仅各书自身有重复,三书互相也有重复。这只能说明刘向所见到的内容基本相同的材料不止一种。从这个角度也说明其流传的广泛性。

第四,《战国策·秦策一·说秦王》又见《韩非子·初见秦》。其主名,鲍注以为张仪,但又因所说事皆仪死后事,故删去“张仪”二字。吴师道《战国策校注补正》以为韩非。今人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云:“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引沙随程氏说:‘非书有《存韩篇》,故李斯言非终为韩不为秦。后人误以范雎书厕其中,乃有举韩之论。’”钱穆否定此说,并以为:“近人有疑为蔡泽或泽之徒为之者,殆或近是。”郭沫若在《青铜时代· 〈韩非子初见秦篇〉发微》中举出五条证据证明作者为吕不韦。虽各家说法不一,且没有确凿证据,但却在此文为战国人所作的认识上达成共识。前引钱穆文还明确说:“盖昭王时策士当长平、邯郸战后进言者耳。”此文既被收入《韩非子》,而《韩非子》成书于战国,则此文在战国已广为流传。

第五,汉初人如刘安、司马迁称所见与《战国策》性质相近材料为《纵横修短》《权变》《长短》等。《淮南子·要略》云:“晚世之时,六国诸侯,溪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连与国,约重致,剖信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故纵横修短生焉。”《史记·苏秦列传》载:“太史公曰: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讳学其术。”《田儋列传》云:“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索隐》云:“言欲令此事长,则长说之;欲令此事短,则短说之。故《战国策》亦名曰《长短书》也。”《张汤列传》云:“边通,学长短。”《集解》云:“《汉书音义》曰:‘长短书兴于六国时。兴长入短,其语隐谬,用相激怒。’”《主父偃列传》称其“学长短纵横之术”。《六国年表·序》更明确说:“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犹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者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

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加之自己搜集并“史记石室金匮之书”,[59]所见材料很多。《汉书·司马迁传》在谈到司马迁写《史记》采用材料时言:“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大汉。”后来裴骃《史记集解序》引用此说。司马贞对《汉书》言司马迁采用《战国策》材料予以解释:“《战国策》,高诱云六国时纵横之说也,一曰《短长书》,亦曰《国事》,刘向撰为三十三篇,名曰《战国策》。案:此是班固取其后名而书之,非迁时已名之《战国策》也。”[60]洪迈《容斋四笔》卷一以为对类似于《战国策》性质材料,“太史公所采之事九十二则”。今人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以为《史记》采自《战国策》者,实有一百四十九处。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赞同其说。

司马迁之所以能见到《权变》之类的材料,一是太史令位置提供了方便;二是如《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汉书·司马迁传》所说的实地考察、广泛搜集;三是汉初图书大量出现;四是楚、汉争霸及汉初时纵横之说仍十分流行,会对此类材料有所搜集与整理。

第六,《史记·苏秦列传》曰:“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明,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既然其“术”为“天下共笑之”,必定是在流传的基础上的。而其“术”的流传不外两种途径:口耳相传与文章流传。

第七,刘向《战国策叙录》提到的几种“中书”材料,名称不同,说明这些材料来源于不同的渠道。而“中书”中的每一种材料,又是在多种材料来源、经过了多人收集基础上的汇编。司马迁称自己所见的《战国策》前身材料为《权变》等,刘向所见“中书”几种名称,司马迁时尚未命名。由材料的多种来源渠道也可说明其流传之广。

第八,司马迁写《史记》,目的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61]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汉书·司马迁传》在列举了诸人失意后进行的创作时明确说:“仆且不逊,近自託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佚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战国策》是刘向校书时编纂而成的。《战国策》与《史记》有相同内容者,《战国策》为“无主辞”,《史记》则加主名。《战国策》中有些《策》文主名不是苏氏弟兄的,《史记》变为苏氏弟兄。这是因为司马迁对看到的这些材料,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了变动。就史料价值而言,有些《策》文史料价值要高于《史记》,如人们大都认为《秦策五·濮阳人吕不韦》史料价值高于《史记·吕不韦列传》。同时,《战国策》有时还补《史记》之阙。如齐威王后期,文臣邹忌与武将田忌不和,邹忌想方设法将田忌排挤出走。《史记·田完世家》载田忌出奔,但未言去向,《战国策·齐策一·田忌亡齐而至楚》则明确记载其至楚。同时如《战国策·秦策二·楚绝齐齐举兵伐楚》结尾有一段议论,王念孙《读书杂志》以为应在上章。以文意观之,王说颇是。《策》文正文文字亦见《史记·张仪列传》,但没有议论文字,当是司马迁作了改动,而刘向保持了原貌。

第二节 《战国策》本身的情况可证其材料在战国已流传

除了上面所举文献材料的证据外,由《战国策》文本身的内证,也可以看出《战国策》材料在战国时已经流传。这可以从两方面去说明。

其一,战国时如李斯所说:“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62]《战国策》文中言“纵”、谈“横”已为普遍现象。分布在不同国别《策》文中的张仪、苏秦二人的长篇说辞,就直接以“连横”或“合纵”命题。如《齐策一·苏秦为赵合纵说齐宣王》《楚策一·张仪为秦破纵连横说楚》。另如《秦策三·蔡泽见逐于赵》“吴起为楚悼罢无能,废无用……破横散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秦策四·秦王欲见顿弱》“天下未尝无事也,非纵即横也。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等等。且“纵”、“横”之人互相辩难在《战国策》中已普遍,有些《策》文即为相互辩难的产物。揣摩人主或权贵心理而作说辞,与纵横之士的相互非难,均为《战国策》文产生的重要原因。

天下强国,无过齐者,大臣父兄殷众富乐,无过齐者。然而为大王计者,皆为一时说而不顾万世之利。纵人说大王者,必谓齐西有强赵,南有韩、魏,负海之国也。地广人众,兵强士勇,虽有百秦,将无奈我何。大王览其说而不察其至实。——(《齐策一·张仪为秦连横齐王》)

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雠。横人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谓养仇而奉雠者也。……故纵亲则诸侯割地以事楚,横合则楚割地以事秦,此两策者,相去远矣,有亿兆之数。——(《楚策一·苏秦为赵合从说楚威王》)

今夫横人,嚂口利机,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举而私取利,是以国权轻于鸿毛,而积祸重于丘山。——(《楚策四·或谓楚王》)

说士们不仅借助《策》文互相学习、借鉴,并从理论上对游说的各个方面作探讨。《鬼谷子》全书,《韩非子·说难》等篇即为典型。另如《吕氏春秋·报更》云:

故善说者,陈其势,言其方,见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岂用强力哉?强力则鄙矣。说之不听也,任不独在所说,亦在说者。

《顺说》云:

善说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为力;因其来而与来,因其往而与往;不设形象,与生与长,而言之于响。

士人们也都在尽力揣摩人主心理,投其所好,尽力奉迎,所谓以“承意观色为务”。[63]《战国策·西周策·周君之秦》载周君:“谓周最曰:‘不如誉秦王之孝也,因以原为太后养地。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王》载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回家后,“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秦策二·齐助楚攻秦》载:“张仪南见楚王曰:‘弊邑之王所说甚者,无大大王;唯仪之所甚愿为臣者,亦无大大王;弊邑之王所憎甚者,亦无先齐王;唯仪之甚憎者,亦无大齐王。’”其讨好、奉迎之辞,可谓肉麻。《秦策三·范雎至秦》载范雎至秦后,“秦王跪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三次以“唯唯”敷衍。后来向秦王解释说:“今臣羁旅之臣也,交疏于王,而所愿陈者,皆匡君之事,处人骨肉之间,愿以陈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问而不对者是也。”另外下面几例也极为典型:

齐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献七珥,美其一。明日视美珥所在,劝王立为夫人。——(《齐策三·齐王夫人死》)魏之围邯郸也,申不害始合于韩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于王也。王问申子曰:“吾谁与而可?”对曰:“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也。臣请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谓赵卓、韩晁曰:“子皆国之辩士也。夫为人臣者,言可必用,尽忠而已矣。”二人各进议于王以事,申子微视王之所说以言于王,王大说之。——(《韩策一·魏之围邯郸》)

《史记·商君列传》也载:“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卫鞅“说公以帝道”“说公以王道”“孝公善之而未用也”。后“说公以霸道”,孝公“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引荐卫鞅见孝公的宠臣景监不解地问:“‘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用什么谋略使国家强大,并能够吞并他国,进而统一天下,是人主最大的心理及实际需要,说士在很多情况下也是顺着兼并别国的计谋这个思路游说的。这才造成了纵横之说的兴盛。

其二,《战国策》有内容接近的《策》文,有些应为模仿之作而不应视为重简。先秦同一模型故事流传很多,后者虽只是在前者基础上稍加改动,但已为模仿而非重出。《战国策》文中也有此类性质《策》文。张仪连横的六篇《策》文,从立意、体例、风格看都相同,苏秦合纵的六篇《策》文亦如此。且从文章总体结构看,张仪与苏秦说辞共同的特征为“三段论”的“程式化”形式。即前为“引子”、中间为说辞、结尾对游说结果予以说明。但张仪、苏秦二人说辞不可能为一人所作,且各自的说辞也不可能是一人所作。二人说辞不仅各自内部的结构相同,而且二人说辞结构上如此相似,只能是策士学习的结果。另如情节、内容、句子上“似曾相识”的也时能见到。情节相似者如:

秦假道韩魏以攻齐,齐威王使章子将而迎之。与秦交和而舍。使者数相往来,章子为其变徽章以杂秦军。候者言章子以齐入秦,威王不应。顷之间,候者复言章子以齐兵降秦,威王不应,而此者三。——(《齐策一·秦假道韩魏以攻齐》)

齐人李伯见孝成王,成王说之,以为代郡守。而居无几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馈,不堕食。无几何,告者复至,孝成王不应。——(《赵策三·齐人李伯见孝成王》)

内容相同者如《赵策四·赵太后新用事》,左史触龙说赵太后以其少子长安君为质于齐,使齐出兵助赵解秦围,而《燕策二·陈翠合齐燕》陈翠说燕后以爱子质于齐。《齐策四·先生王斗》与《赵策四·客见赵王曰》均说王重士。情节、内容相同者如:

齐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献七珥,美其一。明日视美珥所在,劝王立为夫人。——(《齐策三·齐王夫人死》)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谓昭鱼曰:“公何以不请立后也?”昭鱼曰:“王不听,是知困而交绝于后也。”“然则何不买五双珥,令其一善而献之王,明日视善珥所在,因请立之。”——(《楚策四·楚王后死》)

除上面所举的例子外,《秦策三·谓穰侯曰》与《赵策四·齐将攻宋而秦楚禁之》,《秦策二·齐助楚攻齐》与同《策》的“宜阳之役,冯章谓秦王曰”,《齐策四·先生王斗》与《赵策四·客见赵王曰》,《齐策二·张仪事秦惠王》与《魏策一·张仪以秦相魏》,《魏策四·白圭谓新城君曰》与《韩策三·段产谓新城君曰》,《魏策四·秦魏为与国》与《韩策二·楚围雍氏五月》及《韩策三·赵魏攻华阳》等,或情节、或内容相似。句子上相同的如见于《齐策四·孟尝君为从》的“孟尝君好人,大王不好人”,与《齐策四·先生王斗》的“先君好士,大王不好士”,等等。而只有流传,才有模仿,才有蒯通等学习的《权变》《短长》之类材料。若没有流传,何来学习?

第三节 今本《战国策》形成的过程

今本《战国策》的形成,前后共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战国和汉初纵横策士及学纵横之术者的创作阶段。这其中又可分为:纵横策士为准备游说所作的底稿,这是《战国策》最早的资料来源。另外,还有学习纵横策士者,在已有说辞基础上模仿的说辞。

战国时各诸侯国为了争霸的需要而重士,纵横策士也就应运而生,并出现了教授纵横游说之术者。就学术领域而言,当时形成了如淳于髡那样“学无所主”[64]的“杂学”局面。当时纵横策士不仅师事研习纵横之术先生,而且纵横策士皆为饱学之人。《史记·张仪列传》载仪“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甘茂列传》载擅长纵横游说的甘茂曾“事下蔡史举先生,学百家之术”。《战国策·魏策二·史举非犀首于王》中“史举”,鲍注以为“即甘茂所事”。《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东师事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李斯列传》载其“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纵横家游说最关键的是要揣摩人主或权贵心理。《韩非子·说难》云:“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辨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凡说之务,在知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逆人主之鳞,则几矣。”因此,在准备游说之前会准备游说稿,自己先琢磨怎样才能打动君王或权贵。若无准备便贸然游说,有时会不得要领。因而有些说士在游说前或在事情进行过程中,在经过精心准备的基础上写成游说稿,有些还直接献给君王。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出游数岁,大困而归。……苏秦出其书遍观之。曰:‘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于是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所载与此大体相同。看来司马迁与《战国策》此章作者所根据的苏秦原始材料相同。以《史记》所记,苏秦应为游说创作了《揣》《摩》,而今本《鬼谷子》有《揣》《摩》篇。不管《揣》《摩》篇是否为苏秦所作,但由此事可知,当时纵横策士为游说会准备底稿。这些游说稿,有些为纵横家本人所作,有些则是别人托名而作,还有的是“无主辞”。这些文章在《策》文中同其他文章相比,均具有长篇大“说”、文学色彩强的特点。这其中分布在各《策》中的张仪、苏秦的十二篇说辞极为典型。另如《秦策一·苏秦始将连衡说秦》《秦策一·说秦王》《秦策二·苏代为齐献书穰侯》《秦策三·范子因王稽入秦》《秦策四·顷襄王二十年》《秦策五·说秦王》《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65]《齐策六·燕攻齐》《赵策一·苏秦为齐上书说赵王》《赵策四·为齐献书赵王》《魏策四·献书秦王》《燕策二·苏代自齐献书于燕王》《燕策二·或献书燕王》等均色彩鲜明。正因为有托名之作,所以虽名为同一人,有时思想矛盾。如《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提倡“今欲并天下,陵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应为兵家言;但《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又谓“战者,国之残也”,极言攻战之害;而《楚策三·苏子谓楚王》又以“仁”“孝”等谏楚王“用民之所善,节身之嗜欲以安百姓”,则又属儒家之言。《战国策》中“苏子”不管确指谁,总是苏秦弟兄中的一个,但他们不会是儒家。《战国策》中还有一篇比较奇特的文章,就是《齐策三·楚王死》。此文第二段连用十个“可以”的句子:

苏秦之事,可以请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东国,可以益割于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为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恶苏秦于薛公,可以为苏秦请封于楚,可以使人说薛公以善苏子,可以使苏子自解于薛公。

十个“可以”均为虚构之辞。鲍彪在注“苏秦之事”时云:“此著书者叙说。”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言:“此章胜意叠出,奇变无穷,然按之于史事则皆虚,盖为治长短术者为其徒属揣摩示范之谈。”

另外,《战国策》中“试说”之类的《策》文,亦为纵横说士在游说前的演习辞,或学纵横之术者假借策士所作。如《中山策·中山与燕赵为王》:

中山与燕、赵为王,齐闭关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万乘之国也,中山千乘之国也。何等名于我?”欲割平邑以贿燕、赵,出兵以攻中山。蓝诸君患之。张登谓蓝诸君曰:“……请以公为齐王,而登试说公,可,乃行之。”蓝诸君曰:“愿闻其说。”登曰:“……”蓝诸君曰:“善。”遣张登往,果以是辞来。

《楚策二·楚襄王为太子之时》“臣请效其说,而王且见其诚然也。”“效其说”即“试说”,显然为游说前的演习辞。

像《秦策三·范雎至秦》《范雎曰臣居山东》《应侯谓昭王》为策士模拟所作,非范雎门客、弟子。《范雎至秦》写范雎至秦庭后,“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既然“虚无人”,而人又促膝而谈,谈话内容别人应无从得知。此篇谈话,《史记·范雎列传》在“寡人愿闻失计”下接着写:“然左右多窃听者,范雎恐,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观秦王之俯仰。”而《战国策》则为“王曰:‘愿闻所失计。’雎曰:‘大王越韩、魏而攻强齐,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之则害于秦。臣意王之计,欲少出师,而悉韩、魏之兵则不义矣。今见与国之不可亲,越人之国而攻,可乎?疏于计矣。……王若欲霸,必亲中国而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赵强则楚附,楚强则赵附。楚、赵附则齐必惧,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可虚也。’”应以《策》文为是。前已言之,二人交谈时“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以秦之严律,哪来“左右多窃听者”之事?即使“四贵”亲信,亦恐不敢至此。故吴师道《战国策补注》云:“雎欲言太后、穰侯,先已摩切秦王。王曰‘上及太后,下至大臣,愿先生悉心以教寡人。’宜可言矣。而且陈远交近攻之策,至是始极所欲言,此策士之深术也。《史》所谓‘未敢言内先言外,以观秦王之俯仰’是矣。而乃谓左右多窃听者,雎恐故尔,则未然也。雎岂不能屏左右言乎?”至于《应侯谓昭王》,以战国称谓观之,无自己称自己封号者,故为策士所作无疑。文中有“今吾得子,亦以为父”语,若战国时无称客卿为“子”的情况,则此文为策士作又添一证。而加上这几句,原因是要渲染秦王对范雎的尊重,这正是一切策士说客所期望的。

又《史记·范雎列传》载秦昭王三十七年(公元前270年),“范雎乃上书曰……”,其上书文字与《战国策·秦策三·范子因王稽入秦》章同,显然是司马迁看到的材料与编入《战国策》[66]的材料为同一来源。司马迁在写《史记》时采用这一材料,以编年的方式将其编排在范雎的活动年代中。将《史记》文同《战国策》文相比较,《战国策》文为“范子”,同时有范雎献书昭王的背景,中间为献书内容,献书内容结束后有对结果的交代:“书上,秦王说之,因谢王稽,使人持车召之。”同时,《史记·范雎列传》《索隐》按语云:“《战国策》‘立’作‘莅’也。”《集解》引徐广曰:“一云使持车。”《索隐》云:“‘使持车’,《战国策》之文也。”由此可知,《战国策》中此文为刘向编定古本《战国策》即有文字,今本同于古本。由上所叙情况,由《战国策》中前有背景,中间为说辞,后为结果交代的著书体例可知,此种策文为门客或后学所著;又由上面的论述可知,此篇为范雎门客或后学所著无疑。但《策》文中主体部分,因文中反复称“臣”,又有“语之至者,臣不敢载之于书,其浅者又不足听也”之说。从后来谈话的内容可知,范雎所谓“语之至”,即为废“四贵”,当初还未知秦王真正的想法,心存疑惧,故说“不敢载之于书,其浅者又不足听也”之说。故应为范雎上书原来就有的内容,门客或其弟子取其上书又加上背景及结果的交代,便成为《战国策》中内容。另外,此段说辞《秦策三·范子因王稽入秦》章结尾为“书上,秦王说之,因谢王稽,使人持车召之”;而《史记·范雎列传》则为“秦王大说,乃谢王稽,使以传车召范雎”,且《范雎列传》中无“范子”,全为“范雎”。这就更体现出《策》文为原始,因为弟子或后学所作,不称“范雎”;司马迁在《策》文基础上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了加工,不称“范子”,全用“范雎”。

《策》文中有时说辞为假,但涉及的有些事件却为真。这有一个很合理的解释:说客、策士在以纵横策士活动为题材创作说辞时,为了突出时效性及渲染策士们行为的结果,便将一些“时事”加进去,战国又没有像《左传》《史记》那样清晰的纪年史书,故即使是纵横策士们创作的说辞中加进去一星半点的“时事”记录,均成为珍贵的战国纪事史料,因而《战国策》也就有了“史”的性质。

游说之士编辑的这些资料,有的是他们根据传闻写成的,[67]有的采自前代游说者的著作和史官记录的史料,同时在文字上做了加工润色,增加了一些评论。他们的评论,有时明显地表现出后人追加的语气。如《韩策二·聂政刺韩傀》所说“聂政之所以名施于后世者”;《中山策·乐羊为魏将》记载:“乐羊为魏将,攻中山……古今称之:乐羊食子以自信,名害父以求法。”把事情发生的年代称为“古”,把自己的时代称为“后世”“今”,这就表明评论者距离事情发生的时代已经比较远了。说明编辑修润的时间应当是在战国末年乃至秦汉间。如蒯通“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68]据刘向《战国策叙录》说《战国策》“事继春秋以后,迄楚、汉之起”。司马贞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载蒯通说韩信辞(其事在汉王四年、公元前203年),在《索隐》中云:“《汉书》及《战国策》皆有此文。”据刘向与司马贞的说法,《战国策》中应有西汉初年的作品,但今本无。清代牟庭《雪泥书屋杂志》卷二和当代学者罗根泽以为司马贞所说无可怀疑,但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淮阴侯列传》引张照之说予以斥责。刘向所说“春秋”与“楚、汉之起”中“春秋”一指《春秋》一书,一指时代。我们认为,春秋末年与战国初年,有公元前481年、公元前475年、公元前453年、公元前403年诸说。刘向所说限定《战国策》的记事区间主要在战国时。从行文角度讲,下文的“楚、汉”非指书,前文的“春秋”相应的也不应指《春秋》书。至于说“楚、汉之起”,应是从公元前206年算起至公元前202年刘邦登基。司马贞说《战国策》有蒯通劝韩信的说辞,北宋初年的《太平御览》中有《战国策》佚文。这样,我们可以说:司马迁《史记·田儋列传》“赞”称蒯通“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刘向说“迄楚、汉之起”,司马贞又说《战国策》中有蒯通说韩信的说辞,则蒯通的八十一首号称为《隽永》的论权变说辞,刘向在编辑时有所采录,但经后代的大动乱而散佚了。

第二阶段为战国及汉初习纵横之术者对说辞的收集。司马迁“史记石室金匮之书”[69]作《史记》时,已见到如同《战国策》一样的资料的多种集子。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更明确说:“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司马迁所见材料一称《权变》。《史记·六国年表·序》在感叹诸侯史记被焚烧的同时,庆幸有战国之《权变》,并将它视为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司马迁所见材料还称《长短》。《史记·六国年表·序》以为战国中后期各诸侯国“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因司马迁看到了这些材料,才有《汉书·司马迁传》“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之说。

纵横活动至秦末楚、汉之起时又掀高潮。《史记·高帝纪》载刘邦在沛起事时云:“天下方扰,诸侯并起。”又出现诸侯并立,群雄逐鹿局面。《秦本纪》还云:“秦二世二年……燕、赵、齐、魏皆自立为王。”楚怀王孙心被立为楚怀王,尊为义帝,格局如同战国时有周室,这就又为纵横策士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场所与机会,策士说客亦凭借智谋、计策进身显贵。那些纵横游说之士又活跃起来。“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计,往说梁。”[70]战国时在“四公子”门下的一些人也活跃起来。“周文……事春申君,自言习兵。胜与之将军印,西击秦。”[71]秦二世末年陈胜、吴广起事时,在六国时手握兵权的一些诸侯将领自立为王,或拥原先诸侯国君的后代为王。“武臣至邯郸,自立为赵王。”“韩广以为然,乃自立为燕王。”“狄人田单杀狄令,自立为齐王。”“市军散,还至魏地,立魏后故宁陵君咎为魏王。”[72]说客游士又纷纷登场。《汉书·项籍传》记载:“陈余亦遗章邯书曰:‘今将军为秦将三岁矣,所亡失已十万数,而诸侯并起兹益多。……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为纵。’”对上二说,颜师古以为:“言欲如六国时共敌秦。二说皆是也。还兵谓回兵内向以攻秦也。”《汉书·郦食其传》载其见沛公时“因言六国纵横时。沛公喜,赐食其食,问曰:‘计安出?’食其曰……”刘邦、项羽及其他诸侯王对说客的任用,客观上又刺激了游说活动的盛行。这些策士讲究奇计、术数。《汉书·邹阳传》载,“邹阳素知齐人王先生,年八十余,多奇计”。而被刘邦称为“齐辩士蒯通”劝韩信时说:“夫听者,事之候也,计者,事之机也。过听计失而能久安者,鲜矣”[73]的说辞与战国策士说辞无二。不仅如此,《汉书·高后纪》记载:高后八年皇太后崩,灌婴“使人谕齐王与连和,待吕氏变而共诛之”。“郎中令贾寿使从齐来,因数产曰:‘王不早之国,今虽欲行,尚可得耶?’具以灌婴与齐楚合纵状告产。”颜师古注:“齐楚俱在山东,连兵西向,欲诛诸吕,亦犹六国为纵以敌秦,故言合纵也。”七国造反时,因“是时淮南王好术学,折节下士,招致英俊以百数,被为冠首”的伍被说淮南王:“夫吴王……行珍宝,赂诸侯,与七国合纵。”[74]《汉书·邹阳传》云:“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事吴,皆以文辨著名。”“是时,景帝少弟梁孝王贵盛,亦待士。于是邹阳、枚乘、严忌知吴不可说,皆去之梁,从孝王游。”颜师古在邹阳上吴王书的“悬衡天下”句下注云:“下又言陈胜连纵兵之据,则是说纵横之事耳。”《汉书·邹阳传》还载:“初,吴王濞与七国谋反,及发,齐、济北两国城守不行。汉既破吴,齐王自杀,不得立嗣。济北王亦欲自杀,幸全其妻子。……公孙玃遂见梁王曰:‘……如此,则山东之纵结而无隙矣。……西与天子争衡。’”直到武帝时,诏严助“具以春秋对,勿以苏秦纵横。”[75]主父偃“学长短纵横术。……偃上书曰:‘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纵以逆京师。’”[76]主父偃为齐相后,“至齐,遍召昆弟宾客,散五百金予之,数曰:‘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我或千里。’”[77]我们将此段文字与《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相比较,句式、笔法、文意一致。武帝初即位时,大臣、诸侯仍有“养客”之风。《汉书·灌夫传》记载:“夫为人刚直……士亦以此多之。……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

第三,刘向编辑、定名为古本《战国策》。其《战国策叙录》云:“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

第四,曾巩辑补为今本《战国策》。其“序”云:“刘向所定著《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缺。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正因《策》文在战国已流传,“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78]时,《战国策》前身材料被收进宫廷。刘向校理“中书”,在已有七种材料的基础上,编为一书并名之为《战国策》。到刘向时已经过了多年的积累,或许有新出的材料为司马迁所未见。但以《史记》所用材料与《战国策》《说苑》《新序》有相同的情况可知,二人所见确有相同材料。

刘向所见“中书”材料,是在西汉初年通过多种渠道得书基础上的。西汉得书渠道有:

第一,萧何所收图书。《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萧何为此不得不另处保存。《秦会要订补》引《三辅黄图》云:“石渠阁,萧何所造,藏入关所得之图书。”

第二,民间献书。春秋后期,贵族垄断文化的局面被打破,私学流行,“学在四夷”。[79]到“古今一大变革之会”[80]的战国,平民不仅可以接受教育,还可以藏书。此后私人藏书成为传统。故虽经两次焚书,但民间所藏之书未被焚烧,才有了民间献书。《汉书·艺文志》载:“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短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叹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于是,汉初图书频出。《汉书·司马迁传》记载:“周道既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汉兴……诗书往往间出……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汉书·刘歆传》云:“至孝文皇帝……天下众书往往颇出。”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七略》。同时,《汉书·平帝纪》云:“羲和刘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令汉与文王《灵台》、周公作《洛》同符。……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至者数千人。”由这段文字可知,其时汉民间不仅收藏图书甚多,同时有一大批人在研读古籍,这样才有书可献。

第三,汉初除了皇家通过民间献书、求书等不同渠道收集图书外,一些诸侯王也在收集图书。《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积金钱赂遗郡国诸侯游士奇材。诸辩士为方略者,妄做妖言。”《汉书·淮南王传》云:“淮南王安为人好书……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招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暮然后罢。”《汉书·景十三王传》云:“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颜师古解释“实事求是”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今流俗书本云求长长老,以是从人得善书,盖妄加之耳。”但刘安、刘德这些诸侯王后来国被除,其所收图书亦应归之皇朝。成为延阁、广内、秘室之府的书籍。

第四,太常、太史、博士收藏之书。《汉书·艺文志》言汉武帝“于是建藏书之策”。如淳注:“刘歆《七略》曰:‘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内书应指兰台之书。《汉书·百官公卿表·序》云:“御史大夫……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汉书·成帝纪》云:“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楚元王传》亦有记载。颜师古注曰:“言中以别外。”《儒林传》颜师古注更明确说:“中书,天子所藏之书也。”则“中书”是指延阁、广内、秘室之府所藏书。汉家所收图书,包容甚广。除诸子传说、诗书等经书外,还有杂说。《汉书·公孙弘传》记载“公孙弘……乃学春秋杂说”。刘向所编《战国策》之材料,便是在以这样的渠道收集图书时被收进宫廷,成为“中书”材料。正是有了这样各种收集图书的渠道,又加之一批人仍习战国纵横之术,因而才有刘向所编《战国策》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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