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自认为是一个笨人，历来奉行的是笨鸟先飞，以勤补拙，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的领域中打拼多年，近些年又非常谨慎地把学术的触角伸向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域，对鲁迅、郁达夫、瞿秋白、丁玲、赵树理等文学大家，都做了一些边边角角的发掘和阐述。在历年发表的文字中，编选出一个30万字的集子，似乎不是难事，单单是在刊物上发表而经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转载的就有60篇左右，远远超出编选篇幅的要求。但是，如何着手，我还是颇费踌躇。若是要选一部代表作，我觉得为时还早，在我的下意识里，代表作选集至少还要再过10年再行考虑；若是接续前几年的做法，按照时间顺序把近作编为一集，固然省心省力，却也觉得意思不大。为了有个缓冲，我先安排我的几个学生帮我收集和初选有关文字，心中还在琢磨如何编一部让读者更为受益的论文集。沉吟再三，在初选的基础上，我自己操刀，想定了一个编选原则，就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入手，选择自认为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心得的篇什，分为10个专题，平行罗列，又互相应和，以便使读者能够得到更多的启迪，不但能从中读出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思考和阐述，也能够窥得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需要的一些入门路径和基本方法。当然，最直接的考虑，还是针对正在读硕士、博士的学生的，方法论的问题，是他们亟待解决而又一时无处着手的难题。相对而言，我自己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进入学术研究的行列，忽忽30余年，恰逢其时地先后经历了方法论的革新和理论视野的开拓的文坛热浪，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一直都在追随着文学研究方法和基本理论的拓展深化，尽力扩大学术研究的空间和样式，一路走来，体会颇深。能够借用这次编选论文集的机会，和年轻的读者和学人进行相关论题的切磋交流，也颇感欣慰。
发现的眼睛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游学北美，我在洛杉矶、纽约、费城等地几度邂逅罗丹的雕塑作品，对罗丹的这一名言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大腹便便、神态慵懒的“巴尔扎克”，表情各异却都在走向死亡的“加莱义民”，沉甸甸的思想紧张地压迫着每一块肌肉的“思想者”，以及在衰朽和枯萎中往事不堪回首的“卢米埃尔”（“老妓女”），都不是那种恬美媚俗之作，而是通过个性展现非常态的人生景观。回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来，我们所需要的，同样是一双发现的眼睛，发现它的个性，发现它的魅力，发现它的优长和不足。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阅读和评论，是绝对开放的，它没有入门的门槛，天高地阔，无限自由。学人、读者和传媒，各自以其力量参与建构和修正既有的文学史定位，实例屡见不鲜。如果说，沈从文、张爱玲在文学史上的复出，是搭上了时代转轨的快车，兼得金介甫、夏志清之助，那么，金庸、古龙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从“街边书摊”登上文学殿堂，却是托了无数“金迷”“古迷”的拥戴，和严家炎、陈平原等学者的推举。记得洪子诚先生讲过一件趣事，他和各位专家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讨论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讲到各自的学科，他人都难以置喙；一讲到中国当代文学，各路专家都是以“外行”自谦，但都不甘沉默地纷纷发表自己的评价。无独有偶，陈平原教授也不无戏谑地说，“30年前那个时候我到北大念书，我在广州到北大来念书，每回坐火车的时候大概有36个小时，火车上总是会有人跟你聊天。于是我特别担心人家跟我聊天，因为我不太会说假话。人家问我做什么的、学什么的，我跟他说学文学。这下子乱套了，所有人都跟你聊天。每个人都读过文学，告诉你昨天晚上在火车上买了一本杂志，你跟我说。前天晚上看了电视，你怎么看，诸如此类的。”[1]是的，君是当代人，应知当代事，而以表现当代人生活为主的文学作品，也要经受社会大众的指指点点、说长道短。而文学的尺度，又是最难以取得一致的。
这样讲，并不是要放弃我们面对文学、面对时代而发声的职守，也不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地降低对本学科的治学要求。恰恰相反，它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难度，让我们必须在乱花迷眼中分花拂柳辨析路径，让我们必须在众声喧哗中求取远见卓识。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必须同时地具有多个学术维度：必须在若干方面具有良好的养成。
这也就是我所要说的，发现“摩登”之美。英文的“modern”，即是“现代”之意，中国现当代文学，就是“摩登”的文学。所谓发现“摩登”之美，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我们要能够领悟和阐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精神风貌和审美特征，这种精神风貌和审美特征，正在于它的“摩登”；二是说，要能够修炼出一双发现“摩登”之美的眼睛。比之于古代文学和世界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安身立命所在，就是其强烈的时代感，时代的情感、思想与时代的美学风范。针对那种是古非今、厚古薄今的倾向，波德莱尔有一段经常被人们引述的经典论述：“构成美的一种成份是永恒的，不变的，其多少极难加以确定，另一种成份是相对的，暂时的，可以说它是时代、风尚、道德、情欲，或是其中一种，或是兼容并蓄，它像是神糕有趣的、引人开胃的表皮，没有它，第一种成份将是不能消化和不能品评的，将不为人性所接受和吸收。”[2]这里所说的“相对的”“暂时的”，都是讲现代艺术的新的质素，因为其变化频繁、活跃非常而难以捕捉，难以摹写。但是，这并不是说“相对的”“暂时的”美就比“永恒的”“不变的”美低一个等级，或者只是入门的导引。恰恰相反，波德莱尔指出，“为了使任何现代性都值得变成古典性，必须把人类生活无意间置于其中的神秘美提炼出来。”[3]这就要求，研究者要和创作者一道，把这种神秘之美、现代之美，生发为经典之美、永恒之美。岂不任重而道远乎？
多重的视界
要能够把神秘之美、现代之美生发为经典之美、永恒之美，就要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和理论界面，要对古今中外文学的经典之美、永恒之美有较为深入的理解和体悟。艾略特有言，“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地具有他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对他和以往诗人以及艺术家的关系。你不能把他单独的评价，你得把他放在前人之间来对照，来比较。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历史的批评原则，也是美学的批评原则。他之必须适应，必须符合，并不是单方面的；产生一件新艺术作品，成为一个事件，以前的全部艺术作品就同时遭逢了一个新事件。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这个已成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现以前本是完整的，加入新花样以后要继续保持完整，整个的秩序就必须改变一下，即使改变得很小；因此每件艺术作品对于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就重新调整了；这就是新与旧的适应。谁要是同意这个关于秩序的看法，同意欧洲文学和英国文学自有其格局的，谁听到说过去因现在而改变正如现在为过去所指引，就不至于认为荒谬。诗人若知道这一点，他就会知道重大的艰难和责任了。”[4]
请注意艾略特与波德莱尔论述现代艺术与古代艺术之关系的差异性及其时代语境的不同。波德莱尔所面对的，是在古典主义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为新兴的浪漫主义艺术争取一席之地，谈何容易？波德莱尔的放低姿态，正是为了在古典与现代之间实现一种平衡。在艾略特的时代，现代艺术已经风靡欧美，对传统的排斥和否弃，成为新的时尚，以至于身为现代派诗歌巨匠的艾略特，要提请同仁们必须重视传统，尊重历史——我们的80年代，也曾经重演这一幕，现代艺术从被拒斥为腐朽没落的文化象征，到在文坛艺坛争得合法生存权，再到几欲将现代艺术定于一尊、独霸天下，其间不过短短数年。“朦胧诗”呢，方才从被视为思想和艺术的“异端”而遭打压被清算的困境中走出来，来自年青一代的“PASS北岛”“PASS舒婷”的吼声就不期而至。还有20世纪90年代的“断裂”事件，青年作家们不仅要和当下的文坛进行切割，他们还要和鲁迅、和五四新文学划清界限。不但是后浪推前浪，还要更为迅速地“新人”换“旧人”。迫不及待的背后是文坛话语权的争夺，是时风变换的时不我待啊。
变中有常。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源起和发展，一直是在本土传统和外来影响的交互作用下进行的，即便是被认为充满了原创性的作品，也都可以窥见其与既有的文学格局之关联。举个例子。毛泽东写于1966年夏天的《七律·有所思》，就是从杜甫的诗作脱化出来。请看杜甫的《秋兴·其四》：“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旧时。直北关山金鼓震，征西车马羽书驰。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毛泽东的《七律·有所思》诗云：“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不读杜诗，就难以确切地品鉴毛泽东的这首《有所思》，也无法质疑所谓的毛泽东“扬李抑杜”的陋见。莫言有个小说集，径直命名为《学习蒲松龄》，他对于《聊斋志异》的取法，将现实生活和灵妖狐怪熔于一炉，不仅是催生了数十篇短篇小说，也催生了莫言创作日渐本土化的路径转变。
再说到外国文学的影响，我有一个比较极端的说法，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就是以世界文学作为模板的。这不仅是说，在全球化的时代，任一国别的文学无法封闭自为，更是因为中国作家“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根本目标，就是改变中国社会积贫积弱、面临列强瓜分的危局，求得民族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至于文学理论与百年新文学的关系，恰如列宁所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端，“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的倡导，“为人生”的文学和“为艺术而艺术”，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直到后来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国防文学”“工农兵文学”，莫不都是先有理论后有实践的。而鲁迅的伟大，正是能够将“听将令”的写作，融入了自己深切的人生体验，为数千年之久的中国文学开出新局面吧。新时期以来，从对文学本体论的讨论，到文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从美学热到现代性、后现代性之争，都拓展了我们的研究视野，改变了文学发展的格局。当然，我们要求的是要将理论融合到自己的思想之中，从最初的“手中有剑”到“心中有剑”，然后争取进入“手中无剑”“心中亦无剑”的化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转用到现当代文学批评上，同样是适用的。
幸运与重负
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需要在文学的疆域之外，具有现实的社会关怀和积极参与的热情。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联性，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进程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和直接。现代中国的历史，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如李敖先生所言，5年一小变，10年一大变。每一次的变化，都牵动亿万人的身家命运，都给民族和个人造成巨大的冲击和挑战。时代风云的消长，社会心理的变迁，情感方式的移易，价值尺度的嬗变，以及个人接收到的丰富多彩的时代信息，都激发了文学的灵感；作家身为现实中人，他对生活的体验和思考，也都深深浅浅地化解在他的创作中。作为后发展中的东方国度，国家、民族、时代的走向与自我觉醒、个性解放的命题，社会现实与阶级、阶层、性别的地位变动，城市化进程中水泥森林里的生存困扰与崩颓中的乡村大地的无望寻找，悠久的农业文化传统与现代性的交汇与冲突，历史大转型时期所特有的和偶然的、无可回避与人为造成的种种苦难与悲怆，飞跃与坠落，喜剧与悲剧，血泪与荣光，一幕幕宏大瑰丽的或者荒诞滑稽的演出，以及社会现实折射在人们心头的精神的、伦理的、情感心灵的巨大撞击和进退抉择的重重矛盾，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宏大图景。20世纪70年代，台湾作家尉天骢在他主编的《文季》上就曾经宣称：
20世纪的中国作家何其幸运，/他遭受的挑战如此之多！/他必须面对封建社会残留的病根，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带进的/殖民地流毒，/来矗立起自己作品中的中国基础；/他必须面对中国民族的苦难，/从事反抗专制集权，和/恐怖政治的战争，/来建立自己作品的中国精神。/因此，/他不再是一个书斋里的作家，和/这个社会上的享现成者；/他必须走入社会，/铲除自私，/关心别人，而且要/不断地在现实中学习，/学成为一个/中国人。20世纪的中国作家何其幸运，/他遭受的挑战如此之多！[5]
当然，与这幸运伴随的，还有其难以承受的重负。有学者指出，在高度政治化和社会道义的压迫下，中国文学遭遇了“非文学”的20世纪。因此，幸运与重负，是一枚钱币的两面。作家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而去国离乡也无法抹除自身的民族印记。欣赏《死水》之斑斓色泽的唯美主义者闻一多走上了争民主争自由的第一线，用生命的迸发做了《最后一次的演讲》。在《雨巷》中徘徊吟哦的戴望舒难以摆脱日军的魔掌而入狱，写出名篇《我用残损的手掌》。虽说今日的社会语境已经使得闻一多和戴望舒改弦易辙的危机感大为减弱，但我们还是欣喜地看到，21世纪之初，“80后”作家在媒体的炒作和少年读者的追捧下热热闹闹地登上文坛，今日之韩寒却走出了“叛逆少年”的“三重门”，成为密切关注现实中国的博客写手和“意见领袖”。在最为大众化的肥皂剧中，还有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年代剧”，就是在数十年的历史沧桑中书写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命运，个人和家庭不但无法挣脱时代的影响，而且只能是在社会给定的空间中辗转腾挪。造化弄人。这也就是从“人文精神”的论争，到“底层写作”和“乡下人进城”等命题提出的内在底蕴吧。
美是难的
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需要培养敏锐而精微的审美感受能力。在自然科学和历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之外，人们之所以需要文学，就是因为它的直观性和可体验性，因为其有独特的有魅力的形式感，韵律、节奏、语感、情思、人物、情节、象征、意境等。同时，审美感性又和日常生活的感性不尽相同，不容混淆。如同李泽厚指出的那样，“正由于对它的感受有特定的观念、想象的积淀（溶化），才不同于一般的感情、感性、感受，而成为特定的‘审美感情’。原始巫术礼仪中的社会情感是强烈炽热而含混多义的，它包含有大量的观念、想象，却又不是用理智、逻辑、概念所能诠释清楚，当它演化和积淀为感官感受中时，便自然变成了一种不可用概念言说和穷尽表达的深层情绪反应。”[6]而在一个以远远地高于古代世界和农业文明的运行速度运转的现代世界中——农业文明的运转周期是月、季、年甚至世代，种一季庄稼，需要数月或者大半年，现代世界的运转速度是秒、分、时、日，互联网和卫星通信，使得全球获得了统一而高效的时间性。现代人的审美观念也在高速变化。林庚的《说“木叶”》，将“木叶”一词从屈赋到杜诗的涵泳琢磨，描述得淋漓尽致，却也令人感叹只有空间拓展而看不到时间变迁的痕迹，一个经典意象的形成竟然是在千年的时间长度中，却没有人觉得它过于奢侈和延滞；从上古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到《儒林外史》对王冕的归隐山林的赞誉，与农业文明伴随的田园情怀，又何止穿越两千年的时光？百年中国新文学，却不但跨越了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信息文明的不同阶段，也在某种意义上重演了西方世界从中世纪到后现代的漫长历程。我非常赞赏余华写在其长篇力作《兄弟》封底上的一段话：“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40年就经历了。400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40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
面对如此急骤变化的时代与急骤变化的文学，要及时地捕捉其精神特征和审美特性，殊非易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对象的流动不居、活泼多变，需要迅捷的颖悟和敏锐的判断。在波德莱尔看来，现代艺术的一大特征就是原创性和在场性，过去的艺术也要通过发掘和转换而显现现代价值，“过去之有趣，不仅仅是由于艺术家善于从中提取的美，对这些艺术家来说，过去就是现在，而且还由于它的历史价值。现在也是如此，我们从对于现在的表现中获得的愉快不仅仅来源于它可能具有的美，而且来源于现在的本质属性。”[7]强调审美优先，并不排斥文学与社会生活、与思想文化进程相应和的一面，文学不是自洽的游戏，不是象牙塔里的精灵，不是案头的清供，恰恰相反，中国当代文学史以积极参加中国当代的思想文化进程为自己的神圣使命。而在场的魅力，就由此而产生吧。
螃蟹与蜘蛛
追踪文学新潮，个中的乐趣就在于，当代文学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它从昨天走来，经由现在而走向明天，你可以感受那勃勃跳动的脉搏，你可以觉察那炙热燃烧的情感，你可以了解那隐藏在字里行间的生命体验与孜孜不倦的艺术追求，你的发声也能够接收到来自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界的或隐或显的回应。如同竭力为现代艺术辩护和正名的波德莱尔所言，“但是，对我至少同样重要的，我在所有这些或几乎所有这些服装中高兴地发现的东西，是时代的风气和美学。”[8]而且，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首先是进行一种筛选，从浩如烟海的出版物和新近崛起的不可胜数的网络文学中，捕获那些能够与你心灵相通、情感相通、美学品位相近的作品，这种过程，可能让你如坠五里烟雾中，茫然不知所见，却也有披沙拣金、峰回路转的乍然惊艳。别林斯基曾经说过，文学批评是“运动的美学”，其魅力所在，就在于这生命活水的流动吧？
胡适曾经将陆游的诗句“尝试成功自古无”反转为“自古成功在尝试”，并且将自己的白话诗集命名为《尝试集》；鲁迅也曾赞扬富有探险精神和尝试勇气的人们，敢吃螃蟹也敢吃蜘蛛，为人类开发出美味食源。不但是说，在文学创作中要鼓励敢于创新，作为同时代人，也要具备及时地判断新人新作之意义的能力和勇气。周作人力排众议力挺《沉沦》，给生性怯懦的郁达夫极大的支持；鲁迅对柔石和萧红的大力举荐，让我们走近了这两位年轻的左翼作家；孙犁对名不见经传的莫言的《民间音乐》的高度评价，更是对莫言此后的文学道路产生了极大影响。
本来只想写一篇简短的序言，却情不能遏地连写数日，草成此文，可见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所思所虑，沉积已久，魂牵梦萦，一旦引发出来，就不能不一吐为快。最后，还是要对文集的编选意图做一些交代。文学研究，需要才情，需要见识，也需要基本的方法。文集的编选，就是着眼于此。它从“文本细读”着手，就是因为文本是文学研究的最基本的单位，作家、思潮、流派、文学史，都是由一部部作品构建起来的。中国古典文论的集大成者刘勰，在其《知音》篇中，就提出了“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揭示了文本创作和鉴赏的重要交互作用。《暧昧的启蒙 暧昧的自我—— 〈狂人日记〉、〈沉沦〉新论》借鉴了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对日本现代文学起源的研究路径，通过对两部新文学开山之作的再解读，阐明了“五四新文学”发生期所表现出来的启蒙精神的多重性与暧昧性，揭示了历史与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恢复感觉 理解含混 体贴文本——文学教学与文本阐释的实证研究》分别对何其芳的散文、北岛的诗歌、张爱玲的小说进行细读，廓清流行甚广的“误读”，揭示出贴近文本的可能蕴含。解读文本也需要一些基本的方法，“关键词分析”和“从意象解读诗歌”，“心灵探秘”和“美在形式”几章各有侧重，从其字面上就可以见出。《“所有的生命都张开了翅膀”——李瑛诗歌近作谈片》紧紧抓住李瑛诗歌的内核从“战士情怀”向“生命意识”的嬗变，对其晚近30年的诗歌特性勾弦摄要，《镜中之像 像外之旨——洛夫诗作中的镜像研究》以台湾诗人洛夫诗歌中反复出现的镜子意象为聚焦点，借助了钱钟书和拉康分别阐释的镜像理论。说起来，我的学术传承，出自谢冕先生门下，但是我的学术兴趣似乎更多是在小说研究，对于诗歌评论一项非常为难，每到临头，非拿出以虎搏兔的力气，却也不无所获。《读奇文，话奇人——张承志 〈心灵史〉赘言》，是从张承志“恋母”情结到“寻父”意识的转换，做作家的成长心理学研究的；《现代“巫女”的“蝴蝶梦”——徐小斌小说论》侧重于对徐小斌作品的神秘性、玄想性以及“蝴蝶”、“飞翔”、“爱与死”等形而上命题的解析。“锋芒所向”意在彰显一种真正的批评精神，“好处说好，坏处说坏”（鲁迅语），话说回来，文中批评的贾平凹和王安忆，都是我所敬重的当代一流作家，或许是爱之深、责之切吧。“时潮追踪”凸显在新时期3个10年的不同阶段对其时的文学新潮的概括和辨析，是阅读作品和自我思考的相激相生，这也是考验文学新潮追踪者的基本功力的。“论从史出”因应近年来学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史料学的重视和倡导，也由史料收集和辨析入手，提出一些对已有定论的作家作品新的论断。“拷问灵魂”一辑，是我多年来对表现“文革”题材文学的追踪和思考，其核心思想，是想要探索曾经的历史浩劫，丰厚的历史记忆和情感体验，应该如何转化和升华为人文艺术的璀璨成果，苦难和血泪浸泡过的土地，没有生长起智慧之树，没有出现占据人类思想和情感高峰的精神成果，个中原因何在？如果让我自己挑选，我认为这一辑是最见出我的社会关怀和思想力度的。“全球视野”是以比较文学研究的方式，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讨论本土文学的特性。《聚焦“九三年”》更接近于读书札记，写法上不那么板正——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能够将文学评论写成美文，写出作者的灵性。
收入文集的每一篇文字，都是经过反复斟酌筛选出来的，编在同一主题下的，各篇的指向也有内在差别。限于篇幅，不在此一一予以说明，请读者自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