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荒者的足迹：我与文化蓝皮书（产业）的10年
眼前放着的这本书稿，是文化蓝皮书（产业）10年的总报告集成。整理这10篇报告，回顾中国文化产业改革发展的10年历程，脑海中浮现出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以来的一幕幕场景。
2000年10月16日，就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发展文化产业的重大战略）结束后的第二天，文化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这年冬，在文化部文化产业司的建议并主导下，文化研究中心与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签订协议，决定共同主编《文化蓝皮书：2001～2002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转年春，蓝皮书课题组和编委会组成，各项工作陆续展开。6月，我按计划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做3个月访学。9月回国，在京仅停留3日即与建刚兄等课题组成员一起急赴上海交通大学，开始了紧张的“统稿”和总报告的最后写作工作。20多天后，我们课题组一行人带着编好的厚厚稿件，以及长达2.5万字的总报告打印稿，飞回北京。
记得在飞机上，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打开那一摞打印的手稿，几乎是第一次通读“总报告”的全文。一篇读罢，心情大好，北京城的灿烂灯光已经在机翼下闪烁。我与蓝皮书的10年不解之缘就这样开始了。
蓝皮书的10年堪称“凿空”和“破壁”的拓荒之旅。回想世纪之交的中国，新一轮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转型”发生了历史性的相遇，加入WTO成为深化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动力。2000年10月中旬，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恰逢十五届五中全会闭幕，发展文化产业的重大战略首次写入了全会的决议，将我们带入了中国文化产业狂飙突进式的发展进程。这10年，理论与实践以难以想象的紧密程度联系在一起，我们都成为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利用这个机会，我想回顾一下“文化研究中心”与文化产业研究的“前世”，借以说明我们的学术路径。
1997年，为了应对全国蓬勃开展的“知识经济”和“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哲学所组建了“知识经济和国家创新体系”课题组。课题组成员除了我以外还有李鹏程、章建刚、李河等人。从3月到7月，该课题组经过4个月左右的紧张工作，形成了一系列报告。我们的结论是，知识经济是“高技术和高文化的联姻”，实质上是“文化经济”；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应该推动社会科学体制的创新，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公共政策产品。“知识经济和国家创新体系”课题组的研究，为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准备好了理论基础。
1999年，很大程度上是看到了上述研究成果，中宣部政策研究室向“知识经济和国家创新体系”课题组委托课题——“国际传媒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作为出台“集团化改革”文件的前期调研课题之一。课题组委托我和刘钢研究员负责研究。对于国际传媒业的现状和趋势的研究令我们有机会切入本轮全球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领域，我们的主要研究结论是：数字技术和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推动了“传媒汇流”（即“三网合一”）的全球进程，引发了以“放松管制”为名的制度创新浪潮，全球传媒文化市场已经形成，世界级“传媒巨头”已经将国际市场瓜分完毕，中国必须认清形势加以应对。“国际传媒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研究为文化中心文化产业的研究开辟了理论进路。
1999年底，随着“入世”谈判进入最后阶段，有关的讨论日趋激烈。“知识经济和国家创新体系”课题组基于以上研究意识到，在新一轮全球化形势下，我国“入世”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局限在传统经济领域，更重要的是在文化领域。于是撰写了《加入WTO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冲击》一文。文章提出，加入WTO，中国文化将面临“文化产品”“文化资本”以及“文化价值”三重冲击，必须以国家战略加以应对。文章通过“要报”上报中央后，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时任院长李铁映同志指示，成立文化研究中心，对这个问题做深入和跟踪研究。关于“入世”的研究直接导致了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
10多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上述研究，依然感受得到当年理论创新的热度。
这是充满草创艰辛的10年。“入世”后的中国，利用新一轮全球化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通道，一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来袭才戛然而止，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终于在被动中起步了。在这10年中，中国的文化产业尽管在改革的强力推动下开始了体制性嬗变，但是却不时地落入了陈旧的发展方式的惯性逻辑，前进的脚步日益沉重。
中国的文化产业是一个“还处在转型过程中、总体图景相当破碎、发展前景却非常远大的产业”[首部文化蓝皮书（产业）总报告语]，大潮初起，未免鱼目混珠、泥沙俱下，令人难以识别；理论思想还有待普及，未免议论种种，常常令我们身处逆境，腹背受敌；市场之门还未充分开启，体制建设付诸阙如，产业的巨大冲动却已按捺不住，未免令主政者首鼠两端，“一脚踩刹车、一脚踩油门”，政策的矛盾和摇摆几成常态。
翻检10年蓝皮书总报告，依然感受到中国文化产业宏大的历史尺度，只是时间感模糊了。每年的总报告秉承着同样的宗旨和叙述结构：评估形势，分析问题，预测发展，提出建议。这些报告提出的发展的重要性依然存在，问题依然存在，政策建议依然有效，只是实施的复杂性增加了。在第一部文化蓝皮书（产业）的总报告中，我们使用了这样的题目：“迎接中国文化产业迅猛发展的新时代”，充满着乐观的向往；而第10部文化蓝皮书（产业）的总报告的标题却是“寻找动力，重新起步”，尽管依然乐观，却似乎回到了起点。
教科书里总是说，历史是“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悲观。从历史的长周期来看，这10年可能只是惊鸿一瞥。第10本文化蓝皮书（产业）总报告是这样结尾的：“我们相信，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中国的文化产业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必将创造新的奇迹。”
在开始下一个10年的时候，让我们好整以暇，继续前行。
作为作者写在前面的话，还有些情况需要认真交代。本书的内容是10年来“文化蓝皮书（产业）”总报告的集成，按照蓝皮书的工作程序，每年的总报告都是由课题组讨论，由我主笔完成。初稿完成后，往往还要送有关主管部门征求意见（我们称其为“对表”）。因此，本书的内容在一定意义上是集体创作的成果。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章建刚、李河、贾旭东、惠鸣、王艳芳等；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胡惠林、李康化、高宗仁等；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刘玉珠、谢锐、吴江波等；文化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韩永进，中宣部改革办高书生，北京市委宣传部孔建华等；原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齐勇锋同志等。
由于每年讨论和撰写情况都有所不同，无法逐一说明，仅将曾经参加工作的同志名字排列如上，一并致以谢意！但文中有错误之处，概由我个人负责。
在本书付印之时，我特别希望表示对我妻子的感谢。每年总报告的撰写都是艰难的跋涉，她总是给我最大的支持。
张晓明
2013年7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