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斌[16]
第一个问题是经济特区的贡献到底应当怎样概括。
大部分同志赞同中国经济特区对中国有两大贡献。
其一是贡献了一个敢闯、敢冒的创新精神。
其二是贡献了一个强国富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有的学者认为，虽然邓小平曾经概括过特区经验，明确地说过“深圳经验就是‘敢闯’”。但如果科学地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还必须同时回答两个具体的问题。
一是敢闯的“内容”是什么？这是个“定性”问题。
二是敢闯到什么“程度”？这是个“定量”问题。
因为就特区发展来看，其本身并没有创造出什么新鲜理论，而是把一个伟大理论付之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取得光辉成就。
可以说没有这个光辉实践，就没有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就没有1992年底党的十四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的确认。特区的发展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直接而有力支持：我们应注意1984年邓小平总结时说深圳经验证明我们关于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经济特区的“历史使命”。
第一种意见认为经济特区就是特殊政策即优惠决策的产物，它就是在全国还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另找一块地设立市场经济。而在全国都建立了市场经济时，特区使命在实质上而不是在形式上完结了。正如陕甘宁边区在1949年前可叫“特区”而在1949年后就叫“地区”了。
第二种意见认为作为“启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功能，虽已基本完成，但至今特区尚未完全建立坚固而完整的市场经济体制，不要说全国尚未建立，就是特区也尚未“建成”，所以特区至少到21世纪中叶才算结束，所以，必须具有忧患意识。
第三种意见认为除非中央给特区一种新使命，如世界发展中国家那种“贸易区”“自由港”等向国际特区前进。还有特殊生命力。
第四种意见认为当政策优惠“消失”后，特区依据现实的发展状况，确定新使命，可定义为“推进中国现代化”，而且自己“率先实现”现代化。
但反驳的意见有五。第一，既然叫“特区”那么必须回答比北京、上海、广州“特”在哪里？第二，如率先实现，那么上海、北京不率先吗？北京作为首都能后进？上海作为大都会能落后吗？第三，如“推进”，那么上海、北京不起推动作用吗？第四，现在已经不能说，所有的试验都必须在特区先进行。第五，特区本来指一条特殊的“道路”而如果改为一般“目标”，那么逻辑也是混乱的。
所以结论应当是以下两点。
第一，不必再追求今后还“特”在哪里，也不必再要求中央肯定什么“特”，而是在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上希望有更大发展。
第二，不是追求提前实现现代化各种具体的指标本身，正如没有必要追求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率先进入现代化一样，由于没有阻碍，也就没有特殊意义。因为中国现代化的困难不在城市，而在农村；不在东部，而在西部。所以我们应研究在新形势下，如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中，如何去调整结构、如何去创新体制，以便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城市的现代化程度。如果是这种，即使不作为“特区”而作为“普区”，它的作用与贡献仍然会很大。对特区“创新”要求也丝毫不会降低！
以上意见，欢迎补充与批评。
（2000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