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文坛》2013年第06期
栏目：当代前沿
题解
“蚕在茧中找到了自己”，原典出王辛笛（1912—2004）写的《香港小品》[1]（1982）。此诗感慨其1981年出访香港时获悉的一则史实：一位香港女士在20世纪60年代觅得辛笛1948年版《手掌集》（手抄本）而爱不释手，居然也耗数昼夜抄录全本，却浑然不知诗人当年尚未作古。这当不免让辛笛在庆幸旧作“墙内开花墙外香”之余，又顿生“世上已千年”之感[2]：原来海内外已将其沉寂甚久的诗性复出，视作活的“文物出土”了。毕竟他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九叶诗派”领军人物，却因故自1949—1981年几无新诗问世，然香港却依旧慕名其1948年前的佳作不已，这就太让诗人恍然于“蚕在茧中找到了自己”。当“蚕”意指诗人，“茧”则在隐喻时势对诗性才情的外部约束、缠绕与幽闭。亦可说历史尘封。这可谓名句。
诚然，当笔者借此名句来形容辛笛与其旧诗的血脉关系，则又须注入另层涵义，即在辛笛很少写新诗的三十年间[3]，不宜说他已中止创作，相反，他几乎是将此“哀乐中年”[4]的哀婉诗意（实属人性凄美）全蕴结于旧诗了。这用王圣思（辛笛女儿，华东师大教授）的话说，便是其父“在时代处于不太正常之际，用旧诗写作就恰好可以隐晦委婉地表达心绪”[5]。请注意“隐晦委婉”这四个字，无非说辛笛撰旧诗是用文言，且适度用典，故较之白话会幽婉得多——这就酷似蚕躲在茧中熬成蛹，因有银丝的自我缠绕而成外壳，故也就多了一份安全感，以期阻隔外界异样的窥视。
如此题旨导向，实已暗含如下三个子题亟待逐层疏证：
一、为何说辛笛是将其哀乐中年（37—67岁）的人性诗意全诉诸旧诗？此诉诸使其旧诗呈示何种诗学特征？
二、辛笛旧诗的诗学特征，当源自其主体人格纠结，此纠结与诗人1949年前后的角色选择以及现实境遇的错综关联，究竟如何？
三、1979年后辛笛诗艺已“左右开弓”[6]，新旧诗体兼擅，然就其旧诗建树而言，真正经得起文学史咀嚼的名篇佳构似已在1979年前写完，相反，“率尔操觚”[7]，应景诗却历历在目，这又是怎么回事？
看得出，本文之书写，与其说将触及辛笛的诗艺境界与人格限度，毋宁说也在潜心回味左翼知识者的心路跌宕的轨迹。这就是说，可用两只眼睛来读辛笛：当你用右眼将其读作现代文学史的珍贵符号，同时也不妨用左眼视其为有涉知识分子心灵史的珍稀个案。
“国史冷吟”的立论诗证
辛笛对其诗作的自我评估从来低调而实在。这可从他引用的一段奥登（W.H.Auden）语录见出。奥登为“九叶诗派”特别是穆旦最心仪的欧洲诗人。奥登曾将其诗歌按优劣分成四类：一是“不堪卒读”的；二是有“很好的意思”，但“由于才华短拙”而“没能写到好处”；三是“尚看得过”，“但缺乏重要性”；四是“他自己真诚激赏的诗歌，但若即以为限，结集成书，那么他的集子可就薄得太令人气短了”[8]。如上意思，出自奥登1945年版诗集的一个小序。1947年年底辛笛编就《手掌集》付梓沪上星群出版社时，其后记用了这些话。他说：“奥登这一段简洁完全的文字，虽然写来平易，创作的甘苦却给他轻轻道破。”[9]其实对辛笛旧体诗也拟作如是观。
辑集辛笛旧体诗最早的版本，是香港翰墨轩2002年版《听水吟集》，收作者自1924—2002年6月的旧诗六百零八首（含七律三十五首外，其余大多为七绝）。但不算全，2010年“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有《辛笛卷》（王圣思编），其旧诗又补录“未入集”者二十二首。2012年时值辛笛百年诞辰，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辛笛集》五卷，其卷三《听水吟》虽收如上“未入集”者二十一首，然总体体量缩水了，计一百八十九题，三百五十九首，比港版足足缩了41％，精干不少，耐读多了。若再“瘦身”呢，你又发觉，辛笛最好的旧体诗几乎全写在1979年前的“文革”时期，堪称“国史冷吟”。
“国史冷吟”并非是笔者杜撰，而实属对辛笛“文革”旧诗的诗学命名。此命名所涉“国史”“冷吟”这对关键词，更是典出辛笛。
辛笛曾自序其旧诗能“以诗代史”[10]。此“史”拟有二解：要么“国史”，要么“心史”。学界有人释辛笛之“史”为“郑所南的‘心史’”：“郑所南为南宋遗民，宋亡后隐居吴中，因其晚年‘虑身没而心不见于后世’，故命名其所作诗文集为《心史》。”[11]未免牵强。牵强处有两。一是郑氏《心史》又名“铁函心史”，系苏州承天寺明代崇祯十一年（1638年）在古井发掘一锡匣铁函，中藏《心史》，缄封书有十个字“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所南，郑思肖字），意在既不宜刊布当世，便藏之深井，反倒心安。这就与辛笛旧诗的总体概况有悖。因为辛笛当年不宜刊发的主要是“文革”旧诗，而“文革”前“歌功颂德”的那些篇什，诸如《朝鲜忆游诗草》《长江大桥口占》《瞻仰延安革命胜地，感赋两绝》《国庆献诗》等，不仅早早披世，而且与郑氏“心史”不啻南辕北辙。二是辛笛从不以为自己属“民国遗民”，1949年前夕他作为左倾诗人，是更自期以“潜伏者”身份来祈愿共和国的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