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意讨论漆老先生对革命的动因与忠诚，事实上，“革命”从来就不是个边界清晰的话题，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革命的宏大主题，是由当时每一个具体的个体来阐释的。漆树人的个人选择无关革命的成败，但正是无数个漆树人，构成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画卷的一个精彩部分。无论是自觉地投身革命，还是被席卷或裹挟，他们都客观地成就了一部空前绝后的红色史诗。
何况，他除了“不反对”，还做了一位革命者的父亲所能做的一切，并承受了参加革命的儿子不归之后，一位父亲所需要承受的一切。
斑竹园有一个村庄，叫老鸹窝。在中国的民间文化中，乌鸦被寓意为晦气的象征，是一种不祥之鸟。我们曾经对诸如地主一类的文学形象，有一个放之四海妇孺皆知的比喻，叫作“天下乌鸦一般黑”。说来奇怪，连乌鸦的别名，各地也是“天下一般黑”地统称为老鸹。
后来我们知道，老鸹窝村真的给当年风声鹤唳的旧世界招去了许多晦气和不祥。
漆先涛是老鸹窝村人，出身地主家庭，他本人先是私塾先生，后在笔架山农校和火神庙列宁小学都教过书。我们习惯性地在《金寨红军史》里寻找了一下，没有看到关于漆先涛的记载，可见他不是一个被历史特别关注到的有名人物。历史的经纬脉络网格粗疏，被筛漏的永远都是无足轻重的细微碎片。在很多时候，碎片当然无关乎历史宏旨，可是对于某些人或某个已经消失了的事件来说，碎片也可能就是他或它历史的全部。
我们静静地瞧着漆仲存——漆先涛的曾孙，仿佛与历史相对而视。我们想象，那年那月的那一天，那位名叫漆先涛的私塾先生出现在老鸹窝的村头，独自行走在乡间的小径上，他眉头皱成肃杀的“川”字，胸中似有重重的心事。正值春夏之交，草木葳蕤，路边的婆婆纳开得绚烂惹眼。这些豆粒大小的野花，单个看来柔弱无比，聚合起来却有嚣张之势，犹如簇簇幽蓝的火苗，蓝森森地烧遍了大块田野。展眼便能望见漆家的村庄，那连成一片的田舍蔚为大观，漆先涛回头看看，掸了掸青色的长衫，不禁加快了步伐。
“周维炯为什么参加了共产党？就是在我老太漆先涛的教育下。”66岁的漆仲存提起他曾祖父时，略显激动，“我爷爷漆德玮和周维炯参加了地下党，那时候叫‘黑杀党’。当地人最初不叫共产党，共产党是后来公开的名字，夜里杀人，所以被地主大户叫作‘黑杀党’。”
周维炯、漆德玮都是立夏节起义领导人和金寨红军最早的创建者，两人先后担任过红32师师长和分别出任过红11师、红2师师长等职务。前者被错杀于“肃反”，后者是被派往中央苏区后，在一次战斗中牺牲。
对于晓伏夜出的革命者，农民漆仲存似乎并没有太深刻的理解，在他看来，贫农的儿子周维炯和地主的后代漆德玮能够成为同一战壕的手足兄弟，并不是仅仅依靠马克思主义这根信仰的红线就能够维系的，更多的可能还是曾祖漆先涛的人格魅力，他教育和熏陶了一代革命者，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影响一个少年终生的理想和血液因子。
周维炯是漆先涛的外甥。漆家虽为大户，倒也不曾威福乡里，礼薄亲友。贫农周德怀运气好，娶的是漆家的姑娘种的是漆家的地，尤其是借近水楼台之便，他能把7岁的长子周维炯送到漆家塾馆跟着妻舅识字念书，好歹这一辈子不再像他那样斗大的字不认识两稻箩。在所有的学生中，漆先涛最是钟爱这个聪颖敏思的外甥，不过周德怀也万万没想到，正是这个在笔架山农校接受进步思想洗礼的妻舅，胸怀天下地引导着他的儿子，最终把一家人都送上了始料未及的另外一条道。
那，可是一桩弄不好要杀头的差事啊！
在文化知识水平普遍低下的1920年代的中国，赤贫的无产者并没有多少能力教育自己的子女接受先进的革命思潮，至少在金寨，这一历史重任在相当程度上首先是由一部分地主家庭承担起来的，恰恰是那些有产者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始义无反顾地“革”自己所属阶级的“命”。如果没有漆先涛的早期启蒙和进步思想的影响，很难猜想后来的周维炯将会步往怎样的人生方向。周维炯兄弟四人，他排行老大，老小在家照料父母支撑户门，老二和老三两人以后参加的都是国民党的地方武装。现在我们已经寻找不到任何历史佐证，来复原当年同一个屋檐下兄弟阋于墙的场面，红军周维炯后来与他那两个白军兄弟是否见过面，以及双方见面可能会发生点什么或者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切不得而知，所有都湮没于年复一年春叶秋落的尘埃之下。在国共双方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这个家族简直就是一段一言难尽的历史缩影。
我们无法穿透历史的迷障，去直接与把身家性命都置之度外的革命者心灵对视。我们今天只知道，漆先涛，这个地主家庭出身的私塾先生，甘愿放弃优裕的生活前景，甚至不惜担杀头的匪逆之罪，教育子侄走向了当时还是重重暗夜的革命道路。
漆先涛有四个儿子，漆德玮是长子。
作为漆德玮唯一的后人，漆仲存没有见过他那位担任红军师长的祖父，实际上就连他的父亲对漆德玮也没有任何记忆。漆仲存说，祖父牺牲时年仅21岁，他最后一次来家，父亲才3个月大，祖父在家里待了不足一个时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