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我尚未退休，几次填写电子版干部履历表，都会受到警告。在“参加工作时间”一栏填上“1970年11月”，表上立即出现一条红线，提示我填写错误。我明白，这样填写有悖常理，意味着我参加工作时才15岁，是个童工；或是我虚增工龄，欺骗组织。警告之下，我哭笑不得，在心里道：我没有欺骗组织，我就是在十五岁那年参加工作。见我坚持不改，电子表无可奈何，只好任由我填完所有项目，指望有关领导用肉眼审查我的对错了。
领导肯定审不出问题。因为我的档案中，所有的履历表上都写得明明白白：赵德发，1970年11月参加工作。
我至今记得那个孟冬之月。在一场比一场更加凛厉的西北风里，我跟着一个叫宋世平的人走村串户，叫卖粉皮粉条。这年春天，宋家沟二村二队办起了粉坊，让宋世平负责。他带领两男一女每天早早上工，将地瓜干磨成糊糊，做成淀粉，再做成粉皮粉条。宋家沟虽然是有着两千口人的大村庄，但那时村民们消费能力有限，我们要经常推着车子去外村叫卖。
宋世平麻脸，瘸腿，那时有四十多岁。他为人正直，不疼力气，庄稼活儿样样干得漂亮，是我打心眼里敬佩的一个人。他两条腿不一般齐，走路一歪一倒，却照顾我尚未成年，身板不壮，多数时候由他推车，让我背着一根绳子在车前助力。我们爬岭过河，走进一个村庄，宋世平将好腿站直，将坏腿虚挂着，挺起肚子大喊：“换粉条啦！”我站在旁边，也帮腔大喊。刚做这个买卖时，我羞得张不开口，鼓足勇气喊上一声，脸红到脖子，仿佛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在做买卖，打算用粉皮粉条换回人家的地瓜干子从中牟利。经过宋世平的教育，我懂得了两点：第一，给生产队增加收入，全队一百八十口人都恣；第二，粉皮粉条是地瓜精华做的，晶晶莹莹，滑滑溜溜，谁吃到口谁恣。既然都恣，咱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于是我就理直气壮地叫卖，大张旗鼓地叫卖。不过，那个年代家家都穷，极少有人舍得拿地瓜干子换，拿现金买的更为稀罕。我们从早到晚要跑好几个村庄，才把买卖做完，而后推着两大筐地瓜干子，疲惫不堪地踏上归程。
回到村里，粉坊的另外二人还在忙活，或者磨地瓜干，让一头老驴拉着石磨转圈儿；或者做粉团，为以后的生产贮备更多的原料。其中一人是我远房堂叔，叫赵洪美，他将我们换来的地瓜干过秤，并清点交给他的现金。我是会计，这时从抽屉里找出账本，将入库的地瓜干和现金记个清楚。
那天傍晚，我记完账回家，正坐在屋里抽烟的父亲瞅我一眼，说：“你去当老师吧。”
“当老师？”我惊呆了。
“嗯，学校要扩班，老师不够。三个村的书记商议了一下，叫你去。”
那时宋家沟分成三个村，我父亲是二村的党支部书记。小学由三个村合办，凡是涉及学校的大事，都由三个村的书记商量决定。
父亲又说：“是金珂两口子提的建议，他们说你头脑聪明，成分也好，还是烈士后代。”
宋金珂是公社中心小学校长，他妻子吴芬在宋家沟小学当教师，与我家是邻居。因为这两口子有文化，我崇拜他们，常去他们家玩。但没想到，他们会推荐我当老师。他们说的成分好，是指我出身于下中农家庭；说我是烈士后代，是指我姥爷是南下干部，新中国成立前牺牲在河南。
我抓挠着头皮说：“我这点文化，怎么能当得了老师？”
父亲说：“反正要比小学生识字多。现在各村都缺老师，都是识仨教俩。”
我明白“识仨教俩”的意思，就是让认识三个字的人去教认识两个字的。但我想到教学的难处，就犹豫着不吭声。
母亲着急了，向我劝说：“当老师是个好差使，整天待在学屋里，风不打头雨不打脸，要多好有多好！”
听她说“风不打头雨不打脸”，我想起了我的梦想。自从十四岁辍学，我是把当上大队会计作为人生终极目标的。宋家沟二村的大队会计叫宋家章，五十多岁，会写毛笔字，会“唱账”。“唱账”，是会计们的独特艺术，即一边打算盘一边吟唱：“你加上，一千双零三；再加上，八百五十四……”我每次听他“唱账”，都像后来年轻人听流行歌曲一样陶醉不已。更重要的，是他一年四季不用下地，整天坐在办公室里，那才是“风不打头雨不打脸”的好差使呢。我当上二队粉坊的小会计之后，就暗暗计划好了我的人生“三级跳”：先把粉坊会计干好，过几年当上生产队的会计，等到宋家章老了，就接他的班，到大队办公室里坐着。三级会计，只有当上大队会计，才可以“风不打头雨不打脸”，别的都要和社员们一起劳动。
想不到，我的“三级跳”正踩在第一步上，却让宋金珂与宋家沟的掌权者将我推向了学校。不过，那时我正为早早辍学而后悔，再到学校亲近书本，也是我向往的一件事情。我就答应了父母：“去就去吧。”
接了这份差使，我心里像揣了个驴驹子，既沉重又不安。我走到我睡觉的西屋，往床上一趴，心里念叨着“识仨教俩、识仨教俩”，越念叨越是发怵。因为我的“仨”，就像我们家春夏两季的粮囤，少得可怜。
那时的我，没有任何文凭。
我读六年级时，“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宋家沟小学的老师积极响应，一位姓庄的公办老师带领我们高呼“破四旧”的口号，去村前砸了土地庙。我至今记得，当时从废墟里爬出一条青蛇，把我们吓得四散奔逃。尽管庄老师表现出这样的革命姿态，可过了不长时间却被人揭发，他是莒南头号大地主“庄阎王”的后代，从此成为红卫兵的批斗对象，经常在大会上戴着高帽低头弯腰。这一帮红卫兵正意气风发，却被新成立的另一帮红卫兵指责为“资产阶级保皇派”，两派人马经常在学校激烈交锋，有一回还造成流血事件，有两个人身受重伤。学校一片混乱，干脆关门停课。没学可上的我不知忧愁，整天跟一些小伙伴混在一起，上山拾草，下河摸鱼，不知不觉就是两年。
过了1969年春节，四里外的圈子村小学办起了初中班，我和几个伙伴收起玩心，背着书包去了。我们读的这种班叫“帽子班”，意思是在小学头上加了一顶中学帽子。办这种“帽子班”用意不错，可是小娃娃顶了个大帽子，总是空空荡荡不踏实。果不其然，由于师资力量不够，更因为当时的政治氛围，我们学不到什么东西。那时的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不但学文，也学工、学农、学军。到了我所在的学校，却不是“以学为主”，而是“兼学”成了“主学”。学工没有条件，因为农村没有工厂。学农得天独厚，师生们整天去生产队里干活。学军，老师教给我们一套“旗语”，还组织大家在学校旁边的荒岭上练习“捉特务”，谁发现了情况，就用“旗语”报告。我们手中没有小旗，只好用胳膊比划。“捉特务”，头几回我还觉得新鲜好玩，玩过几次就感到没有意思，反正特务都是同学装的，扒了皮认得骨头。那个春天特别干旱，经常刮着热燥燥的南风，学农学军的我们就像地里缺水的麦苗一样，蔫了吧唧，没有多少生气。
春天将要结束时，我对这样的中学生活产生了强烈的厌恶情绪，心想：与其在这里干活，还不如回家干呢，在自己的生产队干活还能挣几个工分。这时我也意识到，身为长子，应该帮助父亲为全家七口人挣饭吃了，就决定离开那儿。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五叔赵洪臣。他比我大一岁，是我同学。他说，学校整天不正经上课，他早就烦了，也不想上了。
在我参加的最后一堂“学军”课上，同学们都到树林或采石坑里搜寻“特务”去了，我找了一处僻静地方坐下，看着岭下有两行房屋的学校，盘点了一下我入学四个月学到的全部“文化”：
语文和政治：没有课本，只学了几段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数学：学了初中第一册的四分之一，即“有理数”一章；
物理：只学了前三页的“度量衡”。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下午南风凶猛，将松树上的花粉吹得纷纷扬扬，像一股股黄烟。我知道，每年松花粉飞扬的时候，便到了播种花生的季节。我想，明天队里如果种花生，我可以去搁种子。那个活儿简单，就是挎一篮花生仁儿，在大人犁出的墒沟里，隔十来公分就放上两粒。
放学回家，吃晚饭时，我向全家人宣布：我不上学了，到队里挣工分去。父母听后对视一眼，而后继续吃饭，谁也没有劝阻。
第二天，我找队长要活儿干，他想了想说：“你割驴草吧。”
我们队有四头驴，有活出去干活，没活就在棚里吃草。冬天，它们吃花生秧、地瓜秧之类的干草，其它季节则吃青草。这时，山上的青草长了起来，队长让两个男孩割来喂驴。另一个男孩是宋世平的儿子，比我大两岁。我们每天割回八大筐，正好让驴吃饱。
我五叔与我同时辍学，生产队让他放猪。他赶着一群大猪小猪，让它们到地里自力更生找食儿吃，自己坐到一边优哉游哉。
我割了大半年驴草，歇过一个冬天，我们生产队决定办粉坊，让我去当会计。会计并不是专业的，我每天凌晨就被宋世平叫醒，去粉坊里挑起两个铁皮水桶，到二百米之外的水井挑水，一气挑上十几担，灌满几个大水缸，而后再干别的活儿。每当做粉皮粉条的时候，我负责烧火。在院中一座大灶前，我左手来回拉动风箱，右手拿火铲填煤拨火，让锅中水保持沸腾状态，能够将宋世平或赵洪美手中漏瓢里漏下去的粉条快速煮熟。烟熏火烤，满脸煤灰，我成了一个丑陋的小鬼。长时间劳作，单调乏味，我昏昏欲睡，拉着风箱前仰后合。做粉条时，队里要抽调多位姑娘帮忙，她们看着我的狼狈模样都忍不住发笑。几十年后，她们都成为老太太了，见到我还会笑谈我当年烧火时出的洋相。
1970年11月的一天，我要去小学生面前出洋相了。
宋家沟小学在村中央的小河边，1930年代初期由我的老姥爷宋世厚创建。我老姥爷是晚清秀才，在外当过多年私塾先生，后来担任临沂县板泉区石河乡乡长。民国时，宋家沟属临沂县，所在的石河乡有几十个村庄。宋乡长虽然装了一肚子《四书》《五经》，却对新式教育接受得很快，在他的倡议和组织下，宋家沟的富户集资建起了学堂。这在板泉区是第二所，第一所在板泉镇。学堂有正房八间，高大宏伟，房梁都是双层，且带立柱，在全村绝无仅有。院子东面、南面各有三间配房。这座学校建成后，培养了一批人才，有的后来成为共产党的干部。我母亲小时候也在那里念过书，她八十多岁时还能背诵当年学过的课文：“秋风起，天渐凉。暑假满，进学堂……”
抗战爆发，学堂停办。几年后，这里成为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兵工厂，主要制造迫击炮弹、手榴弹和雷管。据说，那时每个工人身边都有一个生铁铸成的大甏，一旦发现手里正在装配的家伙冒烟，立即塞进去，以保性命。我小时候到河里玩水，有的小伙伴还摸出了生了锈的手榴弹。抗战结束，这里改成学校，却保留着战争痕迹：用炸弹壳当钟铃。炸弹壳锯出半截，像半边西瓜皮一样挂在校园西头的洋槐树上，中间悬一根丝瓜样的铁柱，铁柱上拴一根长绳，到了规定的时间，便有老师过来拉绳“打铃”。“预备铃”，“上课铃”，“下课铃”，各有不同节奏。这个“炸弹铃”敲起来特别响，“当当当当”，几里外都能听见。这铃声，也成了全村人的报时钟，听到铃声，大伙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地里，就知道时间到了什么点儿。
1970年冬天，宋家沟小学有三位老师。一个是宋家星，担任教师组长。他比我大七八岁，已经教过几年耕读班，还在县工读师范进修过一年。按照辈分，我叫他大姥爷。一个是吴芬，三十八岁，是公办教师。我管她丈夫宋金珂叫大舅，因而叫她大妗子。再一个是王玉翠，是个二十多岁的胖姑娘。她父亲过去给我老姥爷家当长工，土改后就住在雇主家房子里，与我姥娘是邻居，我从小管王玉翠叫大姨。
那天我到学校报到，分别向他们叫“大姥爷”、“大妗子”、“大姨”，他们都笑。宋家星说：“出了学校，那样叫可以。在学校里，你应该称呼宋老师、吴老师、王老师。”我不好意思地笑笑：“明白了。”
见我站在那里手足无措，宋家星说：“你不用紧张，锻炼锻炼就好了。”吴芬和王玉翠也一起安慰我，让我先熟悉教材，备备课。
吴芬找出四本书给我。我一看，是小学语文、算术的第四册和第六册。我问：“怎么这么多？”吴芬说：“你教的是复式班。”我问：“什么是复式班？”她说：“就是两个年级放在一个班里。因为学生少，只能这样安排。你这个班，是二年级和三年级。”
我傻眼了。来当老师，本来就发怵，没想到竟然要教这样一个复式班！
但我想，既然来了，什么样的重担都得挑。就像我在粉坊挑水，担子再沉，也得咬牙挺住。我咬咬牙，向他们点头。吴芬老师告诉我两个年级的语文课进行到了哪里，算术课进行到了哪里，我找到有关内容，折页记住。
这天上午，我一直在办公室里备课。办公室是一间小东屋，又矮又破，与八间正房形成鲜明对比。我翻看几册课本，觉得上面的字都认识，算术题也都会做，加上吴芬老师上课回来，向我讲了复式班的教学要领，我的紧张情绪缓解了一些。
下午，我开始上课。宋家星老师迈着两条长腿，去敲响上课铃。“当当当当”，像一下下敲打我的心脏。我心慌气短，额头出汗，差点儿晕过去。吴芬老师拿起课本、点名册和粉笔盒，往我怀里一塞：“上课了，去吧。”
我只好接过这些东西，像上战场一般走出办公室。
我要教的那个班，在院子西北角。正在院里玩耍打闹的小学生，这时正分头奔向自己的教室。我刚到中途，有几个学生一边往二、三年级教室里跑，一边大喊：“朝来喽！朝来喽！”
他们竟然喊我的小名！而且用尖利的儿化韵喊出那个“朝”字！
这种轻蔑，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我像进入当年的兵工厂遭遇炸弹一般，严重受伤，魂飞魄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