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理（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第二届客座研究员）：我只能说一些对九十年代文学自己的感受。在近些年来的文学研究中，1990年代文学的地位似乎有点尴尬。它之前有“一个伟大文学时代”（八十年代），一度成为人们怀旧的对象；后来在程光炜老师和他的学术团队的努力下，以严谨的学术视角去对待八十年代，引发了很大的风气，“重返八十年代”不仅成为一种学术取向，也成为一种方法论的示范。或者再往前，近段时期以来，曾被指责为非文学的十七年文学甚至“文革”文学都引发越来越多人从文化政治等角度去探究的兴趣（近年来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可以看出来这一趋向）。而往后的“新世纪”，因为文学生产方式等诸多要素的显著变化，我们也会赋予其一个“起点”的意义。九十年代文学夹在上述几者之间，有点尴尬。
必须承认，感情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我个人对九十年代文学是充满感情的。我从90年代末期进入大学中文系，可以说，接受文学教育、形成自觉的文学意识是通过九十年代的文学起步的，当时我们的寝室里，小说最多的就是两类书：一个是陈忠实的《白鹿原》，还有一个就是卫慧、棉棉那拨所谓美女作家、70后的集子。此外，每一代人都会遇到自身的“关键词”，如果一个人在八十年代进入大学校园，他遭遇的肯定是“主体性”“存在”等等，而九十年代的关键词就像李洱、敬泽老师的对话中已经梳理出来的——“个人化写作”“日常生活”等，我们就是观察、学习他们在辨析这些关键词的同时，开始自己的研究。总之，九十年代文学就好像是我们成长的空气一般，直到今天，它依然构成了我的研究视野。
比如我自己最近关注的一个课题，文学史上的青年人的形象，青年如何通过文学想象自我。我就有一个设想，假设多年以后一个研究者讨论新世纪文学中青年人的形象，如果恰巧这又是一个懒惰的研究者，选取销量最好、受众最多的文学样式，比如郭敬明的文学，我想这种懒惰的方式我们也会不经意的使用，我们觉得受众最多的文学大概是影响力最大的、代表性最强的文学。郭敬明小说里的青年人，黄平是做过研究的，我们大家都能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形象。郭敬明的小说里，资本体系的评价逻辑已经坚硬地充斥每个角落。“我”所秉持的逻辑与“资本”社会的运行逻辑是一样的，一切以商品的价值来衡量……这与我们对这个时代的初步判断是吻合的：当下是一个“诸神归位”的时代，对于年轻人来说，选择哪条路已经不是问题，问题是在这条路上走多远、挤掉多少人、超过多少人。举目所见都是价值观稳固、静态而不再成长的“奋斗者”，而绝少村上春树所谓“可变的存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尚未牢固确立”，“精神在无边的荒野中摸索自由、困惑和犹豫”。我想说的是，九十年代文学中的青年人形象都不见了，比如《叔叔的故事》中的“我”，这部小说一方面“审父”，质疑如“叔叔”这样的伪浪漫主义者，同时又在强烈“自省”，质疑自身——像小说叙事者“我”这一代拒绝浪漫抛弃理想的实用主义者。尽管这个小说提供不了现成的答案——在叔叔的故事已不可靠、叔叔的理想已不足恃的情况下，我们再向何处寻觅精神力量？但是这种紧张而痛苦的思索本身，正表达了作家对历史转折的自觉意识。这象征着一个起点，从这个“我”出发，到朱文笔下的小丁们、到叶弥笔下的“弟弟”……这些人越来越少了。这些形象彼此之间当然有差异，但是有一个共同点，与周围环境构成紧张、焦虑，焦虑感其实是通过与现实处境持续的紧张对峙来艰难摸索一种自我确立的主体力量。郭敬明笔下的主人公、他提供给年轻读者的范本——在无限认同现实的状态中自鸣得意、游刃有余的青年人——是成功人士的后备军，而成功人士恰恰是当年1990年文学中朱文、甚至棉棉们曾试图挑战的对象。我还记得邱华栋老师有一个小说，提到进入大都市的青年人，站在天桥上，看到一幢一幢的高楼，就像骨牌一样，他想象自己有一个弹指的动作，一弹，高楼就像骨牌一样倒下去。非常复杂的心情都包含在了这个细节中，今天以郭敬明为代表的作品中已找不到这样的文字存在。九十年代文学中那种不甘心和张牙舞爪的东西没有了。
我是以一种回望的视角来举例说明九十年代文学曾经有的丰富性。尽管从政治热情、人文精神以及道德节操等方面衡量，九十年代似乎是一个节节败退的时期，但异端丛出、王纲解纽却为文学提供了自由的想象与创作空间。所以今天我们开这样一个会议，我觉得确实非常有必要。
黄平（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第二届客座研究员）：很荣幸有机会介绍自己对九十年代文学的看法。当下对于“九十年代”的“历史时间”有两种主流的说法，都是“转喻”：第一种讲法是把九十年代转喻为十九世纪，如清华大学的汪晖教授，他谈过一个在学界比较知名的看法：“九十年代”与“漫长的十九世纪”有着更多的亲缘关系，而与“二十世纪”相距更加遥远。而二十世纪被汪晖视为革命的世纪，在这样一种视野中，基于“革命”的理念对于九十年代有诸多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