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涯》2004年第06期
栏目：作家立场
韩寒译
二十年前保罗·法默决心医治这个世界，今天，他仍然相信自己能够。
在海地的地图上，三号公路看上去像是一条主干道，事实上，它是横穿整个中央高原最宽的路。各种超载的卡车嘶喘着闷闷的引擎，颠簸在坎坷不平的路上，扬起阵阵尘土，而更多的驴子和行人步履沉重地跋涉在这条路上，其中包括一些求医的病人。他们向C村走去，那里有“赞米拉散特”，在海地的克里奥语中就是“健康伙伴”的意思。在这样一片光秃秃的开阔地，一群水泥建筑半隐于热带绿阴中，像一些靠山的堡垒。不时可见躺着病人的担架正被抬向那里。
这个康复中心闻名于中央高原，部分原因就在于它的主治医师，保罗·法默博士，也被称为保尔医生，或是医生保罗，有时也叫布兰保尔。厨房里的女人们称他“我的白小伙”。农夫们则更愿意回忆起多年前，在那个总统下台和国家动荡的血腥日子里，手无寸铁的保尔医生仅仅用目光，就使一个持枪闯入中心的士兵低头屈服。一个农民说：“上帝给了每个人一份礼物，他带来的礼物就是治病。”另一个病愈者则宣称：“我相信他就是上帝。”然后又低声说：“他有两手功夫。”——这是指他既运用科学，又运用必要的巫术，来驱除心理蛊惑这个很多海地人的病根。这些称赞大多令法默高兴，惟后一说法让他不无忧虑。由于长期缺医少药，海地人关于邪魔致病的观念死灰复燃，法默的病人里也有不少伏都教巫师。
去年1月的一个晚上，法默坐在诊室里，穿着那套他常在海地穿戴的黑长裤和T恤，正将一个塑料瓶举过头顶。瓶子里是一种治疗艾滋病的蛋白酶抑制剂，一种他所信任的神药。一个满脸愁容的青年就坐在他身旁，因为他从来不让病人坐在他的对面，那样他可以尽可能地接近病人。他身高约六英尺，总是轻松地将自己瘦长的四肢折叠在那张椅子里，以便围绕在病人身旁，其姿态让我想起蚱蜢。他大约四十岁，精瘦干练，有一张长脸和一个挺直帅气的鼻子，目光透过那副镶边的小圆镜片，平静地凝视病人。
那个年轻人低着头，看着自己脚上的一双破拖鞋，可能是“肯尼迪”。法默向我解释，1960年代美国肯尼迪总统为支援海地而送了不少所谓达标的石油过来，实际上在海地人眼里都是劣等油，从此总统的名字就成了假冒伪劣的代称。这位年轻人患有艾滋病，已在法默这接受了抗生素治疗，但情况仍在恶化。年轻人说他为此感到羞耻。
“我早就说过，任何人都可能撞上这种事。”法默一边说着克里奥语，一边摇着装有药片的瓶子。他问那人以前是否听说过这种药，或是其它什么新药。那人说没有。
法默说这种药不能根治艾滋病，但可以消除症状，如果幸运的话，还能让患者像健康人一样活下去。他马上就要用药了，病人只要保证按时按量地服药，他俯下身子对一直低头看鞋的青年说：“我不想让你泄气。”
年轻人抬起头，“同您说说话，就已经让我感觉好多了，我知道今天晚上我可以好好睡一觉了。”显然，他渴望同法默再多说几句，也明白这样做将受到欢迎。法默愿意告诉医学院的学生，做一个好医生，你绝不能让病人感到你为难，或是你忙乱。“这样简单的小事都将使你获得巨大的回报。”当然，这也就意味着，为了那些在门外久久等待他的病人，法默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诊室，直到星光颤抖在天窗上。每一件事都有它的代价，何况是美德。
“我的情况很糟糕，”年轻人说，“我们住在一个很窄的屋子里，只有一张床，我的孩子睡在上面，我只能睡在床下，而我总是在起床时忘了这回事，头就撞着床板了。”他继续说，“我不会忘记您为我做的一切，保尔医生。当我生病时，没有人愿意碰我，是您坐在床边摸着我的头。我要给您一只鸡，或者一头猪。”
法默的皮肤本是苍白的，让人看得见浅浅的雀斑，而现在一下从脖子根红到了额头，“你已经给了我很多，足够了！”
年轻人笑了，“今晚我会睡得很好。”
“那就好，勒格帕（小伙子）。”
法默把药瓶放回抽屉。再没有其他人会用这种最新的抗逆转录酶病毒药来给这些穷困的海地人治疗艾滋病，就连他的一些在海地的同行们也认为他这是疯狂之举：每个病人每年至少要为这药支付一万八千美金。但在法默看来，和许多全球性的生命问题一样，让这些穷人死于有药可治的病是无法接受的，对他来说更是罪恶。
去年秋天，他为麻省的一个名为“剑桥关怀”的组织演讲，说“你们关注艾滋病，但这还远远不够”。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说得太重，但是后来在他的倡议下，听众中的健康工作者和艾滋病人收集了成堆的没有用过的药，让他足以为海地的几位病人进行三个疗程的治疗。他撰写申请基金的报告，以求获得更多和更有保障的支援。他似乎从来不认为他有失败的可能，他的经验是，每当他募捐药品时，总有人来支援他。这也是他与同事们建立起康复中心的主要途径。有时候，不仅仅是借，他们也来一点偷——C村的第一个显微镜，就是他法默从哈佛医学院拿过来的。
他1982年以特优成绩毕业于杜克大学的人类学专业，第二年春天来到海地，遇到了一位名叫弗里兹·拉佛坦的牧师，即后来康复中心的创始人。1984年，他进入哈佛医学院，两年后考取了哈佛人类学专业研究生，并于1990年同时完成这两个学位。他努力地学习，但是在远离哈佛的地方，是在他一步步帮助建立康复中心并且无照行医的C村。当他拿到医学学位时，他已经医治了无数病例，比一个美国医生一辈子见到的都多。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建立了一个总部设在剑桥的资助组织“健康伙伴”。
他选择到海地最贫困的地方工作，其理想是将波士顿的药带到中央高原，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成功了。大约一百万农民正依赖这个中心，十万人生活在这个由该机构提供社区医疗服务的盆地。许多夜晚，上百人在中心外的空地上宿营，到天亮时增加到三百人甚至更多，等待着接受诊治。与海地的其它医院不同的是，康复中心只收取很少的基本费用，对妇女、儿童以及重病号则分文不取，账单由“健康伙伴”支付，相对其它地方这也只是很小的一笔。在麻省，我所在的当地医院，每年以六千万美金的预算，接收大概十七万五千病人，而海地的这个康复中心每年只用一百五十万美金就可医治四万病人（法默在海地治疗一个普通的结核病人只需大约两百美金，同样的治疗在美国则需要一万五千到两万美金。）。
这个中心有七位医生，但并不是每一个都能胜任，要知道海地最好的医疗培训也只是一般水平。有时药剂师弄乱了处方，或是药用完了没有及时补充，而实验室化验员有时也会丢失标本。但是康复中心为盆地大多数村庄建起了学校和公共用水系统。几年前，当海地流行一种常用药不可治愈的伤寒时，康复中心清理水源，并引进一种昂贵高效的抗生素，预防了这种病在中央高原的大爆发。他们已在这个盆地启动了好几个预防和治疗艾滋病的项目，有效地将病毒直系传播率（由母体至胎儿）降低到百分之四——这是目前美国传播率的一半。在海地，肺结核是导致成人死亡的最主要疾病，但是自从1988年起这个地区再没有一个人死于此病。
如今，法默拥有众多头衔：哈佛医学院两个系的副教授，Brigham传染病协会和波士顿妇女医院的高级职员，世界银行俄罗斯监狱肺结核病人项目的首席顾问（出于对世行某些政策的反对，他坚持不取任何报酬），还是“健康伙伴”这个医疗组织的奠基人。这个组织不仅在C村，而且在墨西哥、柬埔寨、Roxbury和麻省都设有前哨，但是每年严重超出预算的负荷使该组织受困于经费。去年它从奖金和个人捐款中筹集了三百万美金，其中最大的一笔来自波士顿一个开发商汤姆·怀特，此人已累计捐资百万。法默也捐了款，尽管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捐了多少。
1993年，麦克阿瑟基金会授予法默一项英才奖，大概有二十二万美金，他全数交给了“健康伙伴”。他在就读医学院期间，总是宿在某个贫困教区的阁楼里，后来在波士顿，他住进“健康伙伴”总部的地下室，直到他和DIDI结婚。DIDI是C村校长的女儿，被康复中心的人称为“C村最美丽的女人”。两年前，当他们的女儿出生时，法默并没有觉得需要换个住处，因为妻子的坚持，才在哈佛有了一套公寓。他从来不曾收到从哈佛或是传染病协会寄来的支票，因为“健康伙伴”的会计直接处理它们，除了兑付法默的账单，余下的便收归该组织所有，不久前的一天，法默试图使用他的信用卡时，被告知他已超额透支，他只好打电话给会计，会计说：“亲爱的，你是我所见过的最勤劳的穷光蛋。”
不论用怎样的标准来看，法默的生活都是很复杂的。他三十一岁的妻子带着女儿在巴黎即将完成她的人类学课程。不少朋友劝法默应该多去看看家人。“但是我在巴黎没有病人。”他无奈地说。从理论上说，他每年在波士顿工作四个月，其余时间都在海地。他那些时间事实上都零零乱乱，以至于几年前他收到了美国航空公司欢迎他加入百万英里俱乐部的信，因为他至少已经飞过了两百万英里。在我与他相处的一个月，他有两个多星期在海地，其间去南卡有短暂旅行，然后在古巴呆了五天，参加一个有关艾滋病的会议，剩下的时间则用来对付莫斯科的结核病。他说这是较为轻松的一个月，出差任务少。实际上我们已经绕地球一大圈。一个教会组织为他支付到南卡的机票，古巴政府负责他到哈瓦那的费用，索罗斯基金会资助他莫斯科的旅费。“资本家、共产党，还有基督徒都来为我付款。”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