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专家学者的研究，由出土的古器物推断，人类文明的发展，是按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金石并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顺序逐渐进化而来。我国文明的发展自然也不例外。根据考古的发现，“北京猿人”代表我国旧石器时代初期的文明，距离现在大概有五十万年。“山顶洞人”代表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明，距离现在大概有两万多年。“仰韶文化”跟“龙山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当时的人类已经知道利用琢磨的方法制造石器，并且会用火烧制各种土器。殷周时代相当于青铜器时期。从春秋末期，中国人已经知道使用铁器，进入了铁器时代，水利灌溉的技术也迅速发展。在我国文明发展过程中，似乎缺少铜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与青铜器时代中间，是不是经过铜器时代，因为缺乏古物证明，还难以断定。现在特别提出新石器时代具代表性的“仰韶文化”跟“龙山文化”谈一谈。
仰韶文化
第1918年章，受我国聘用的瑞典学者安特生（J.G.Andersson）听说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有许多磨制的石器出土，就在1921年正式在仰韶村开始发掘。他发现了许多以红、黑两色在表面上描绘图案的土制器皿，这种土器通称为“彩陶”。1922年秋天，又在仰韶村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的住居遗址。在这遗址上处处可以看见圆形的竖穴，直径由2米到3米不等，深度由0.5米到3米不等，是半地下式的竖穴住屋。包括这些竖穴在内的文化层南北长600米，东西宽500米，是新石器时代一个聚落的遗迹。
第1954年章，又在陕西省西安的半坡村发掘到隶属仰韶文化末期的住居遗址。各住居洞穴遗址的底部都很坚实平坦，留有柱与炉的痕迹。此外还有许多大小不同的半长方形、半地下式的小屋互相连接，仰韶人似乎已经组成大村落，过着定居的生活。
在仰韶遗址上，还发现了石镞、骨镞和鹿骨，证明他们仍经常以狩猎维持生活。就动物来说，有大量的猪骨、狗骨，似乎已将适于定居生活的猪当作主要家畜。在种类繁多的石器类中，有割制兽皮的石刀、收割稻穗的石镰以及其他农业用具。最令人吃惊的是，在仰韶村掘出的瓷型土器碎片上留有稻壳的压痕，可见当时已经知道种植稻米。由当时的村落状况跟稻谷的出现，可以知道当时农业技术已经相当进步。出土的器物中还有石纺轮、陶纺轮和骨针，表示仰韶时期妇女已经从事纺织类的手工业。
第1923年章春天，在青海西宁朱家寨发现了彩陶遗迹。掘出的住居遗址，面积比仰韶村的大，住居附近并有埋葬遗骸的坟墓，这是仰韶村所没有发现的。不久又在甘肃洮河流域相继掘出半山、辛店、齐家坪等遗址，其中住居遗址上都杂有坟场。半山区出土的陶壶，以红、黑两色为主，绘有旋涡形、瓢形跟锯齿形等各种图案，变化很多。这些图案是墓中土器所独有，可能与丧葬仪式有关，或许装饰性成分较大；同时掘出的有比较粗糙的红陶，供煮食之用。齐家坪出土的陶器是单色的，比较近于黑陶文化。
上述的彩陶文化，大都散布于黄河中上游的黄土高原地带，与仰韶文化大致同一系列，所以也可以称为“仰韶文化”。就仰韶出土的陶器说，有精美的彩陶，也有粗制的灰陶。灰陶中有鼎与鬲，是供煮肉、煮菜、煮谷物之用的器具，这是中国特有的器物，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现过。就彩陶文化的时期而论，以仰韶最早，齐家坪最晚，大概相当于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700年。
龙山文化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由仰韶期进入龙山期，中国民族也渐由黄土高原移向黄河下游的平原地带。
第1930年章，中国年轻考古学者吴金鼎在山东省济南市龙山镇城子崖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这里出土的陶器如黑漆般带有光泽，薄如蛋壳。可见当时的人已知精选陶土，并已使用陶轮制陶，手制的器皿已渐减少，显然制陶技术已比彩陶时期更为进步。
与城子崖黑陶类似的黑陶文化遗址，以山东地方为中心，散布于辽东半岛、河南省和杭州湾沿岸。这些遗址都位于不超过海拔200米的河谷地带或平原上的小丘陵地。就遗址推断，龙山期居民的村落，已比仰韶期的村落广大得多。聚落虽也由竖穴式住居构成，但是已知用石灰筑墙，生活技艺又前进了一步。
从城子崖遗址掘出许多狗、猪、马、牛、鹿等动物的骨殖，其中以猪、狗为最多，马和牛较少。显然猪与狗是当时的主要家畜。由牛、马重要性的提高，可见豢养家畜已成当时的重要事业，游耕方式已逐渐消失，定居生活更加确立。
龙山遗址大量出土的还有石、石凿和鹿角制成的楔子，手工很精巧，这都是用来伐木垦地的工具。石刀有半月形、双孔、偏锋或镰形，这或许表示石刀的主要用途已是割取稻穗，剥制兽皮已经降为次要的工作。
鼎、鬲等三足陶器，在龙山文化遗址上出现得更多，贝器的使用也显著增多，甚至还有占卜用的卜骨，这或与殷商文化有关。
由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可知，新石器时代的祖先已从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移居到平原地带，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聚落逐渐扩大，生活也渐趋安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