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生命的历史和生物的历史是相互影响的。从很大程度来讲，地球上动植物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受环境影响而形成的；与之相对的，在地球整个生态系统形成的过程中，生物对环境的影响可以说是十分细微的；而到了这个世纪的现在这个时间段，地球上有一个物种产生了极大的、可以大肆改变周围环境的能力，这个物种就是人类。
在过去的20余年中，这种能力不仅仅是出现这么简单，而是迅速地发展，在质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人们对环境的破坏行为中，很多破坏都是再也无法挽回的。这种破坏行为，尤其是对环境的污染行为，在生物所生活的环境中形成了极具危害性的生物链条，且大部分不可逆转。
全球环境污染中，化学物质与辐射共同作用的污染逐渐改变了世界的本质，同时也改变了地球上生命的本质。化学药物对环境的危害巨大，而公众至今没能认识到它们的危害性。锶90能够随着核爆炸释放到空气中，并且可以随着雨水直接进入土壤，或以放射性尘埃的形式飘浮在空气中，并再次积聚在土壤里，然后渗透进生长在土壤中的青草、玉米和麦子里，并且最终会进入人类的骨骼、各种器官，直至其死亡。同样，喷洒在耕地、森林、花园中的药物也会长时间地停留在土壤中，进入生物体内，再次传输到其他生物体内，造成污染，并随之形成死亡链条。或许还有一部分会随着地下水悄悄扩散，而后因为阳光与空气的神奇作用形成新的物质再次出现，并开始杀死动物，令植物死亡，也让井水不再纯净，从而对喝水的人类形成了不小的危害。如同阿尔伯特·施维茨所说：“人类至今无法认出自己一手创造的恶魔。”
地球经过数十亿年的进化，孕育出生命，在随后漫长的时间长河中，生命不断演变、进化、多元发展，然后慢慢适应了环境，并维持着一种微妙却平衡的环境。环境中包含着有害的以及有利的元素，它们严格地按照一定的规律来供养着地球上的所有生命，有些物质会释放出辐射，例如太阳也时不时会放出短波辐射。在数十亿年的时间里，万物经过自身的调整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时间是基本的要素，但对于如今的世界而言，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调整了。
变化急促地发生着，新的状况不断涌现。这些新的状况都和人们冲动而鲁莽的步伐保持一致，而不仅仅是跟随自然的节奏；这些辐射不仅仅是源于天然矿石的辐射、宇宙射线的猛烈攻击以及阳光中的紫外线，还源于人类所摆弄的电子元件、所创造的科技产物。生物所需要适应的化学环境也不仅仅只包括钙、硫、铜、硅以及从岩石中冲刷入海的其他矿物质，还包含着人类在实验室中所创造出的合成化学品——那些自然界中从来没有的物质。
人类要想适应化学物质，恐怕需要非常长的时间。这不仅需要一个人一生的时间，而很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除非有奇迹出现，否则几代人的时间都不会见到什么成果。因为我们的实验室在源源不断地产生这些新型化学物质，美国每年就会有将近500种新的化学物质投入使用。这个数字十分惊人，其后果也难以预料。人与动物每年都需要费尽心机去适应这500种新型化学物质，完全超出了生命进化的极限。
其中有许多化学物质都来自人与自然的战争。20世纪40年代中期，人类已经发明了200余种基础化学物质，用于杀虫、除草、灭鼠以及灭除现代人类所定义的“害虫”——而每种化学物质又有数千种不同品牌。
如今几乎全世界都在使用杀虫剂——无论它们是喷雾状的、粉末状的，还是气体的。人们在农场里、花园里、森林里还有自己的家里喷洒这些化学药品，这些非选择性的化学制剂能够杀死每一种昆虫——不管它是益虫还是害虫，这些杀虫剂使得鸟儿无法歌唱，使得河流中的鱼群无法畅游，它们将树上的每一片叶子都覆盖上了致命的杀虫剂薄膜，并且使得这些薄膜长期在土壤中滞留。造成这一滞留的原因，仅仅是我们想去除一些杂草和杀死一些昆虫。怎么会有人认为给地球表面施加大量的毒药后，生物仍然能够安然生存呢？那些化学药品不应该被叫作“杀虫剂”，而应该被叫作“杀生剂”。
从政府开放DDT给民众以后，杀虫剂的使用就在不断地升级，几乎哪儿都需要使用杀虫剂。而且，情况变得更加严重，因为人们需要更强劲的有毒物质来杀虫。昆虫们用自身的情况扬扬得意地证明了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论，从而进化出了一些超级昆虫，它们对杀虫剂有免疫功能，于是人们不得不发明出更为致命的杀虫剂……如此往复。除此之外，喷洒了杀虫剂之后，害虫们经常会出现一些死灰复燃的情况，这时候它们的数量就会比之前更多。这场化学战争不仅没有一方取得胜利，还让所有的生物都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疲惫不堪。
人类也许会因为核战争而灭亡。但就在今天，我们面临着更大的问题：有害物质对于生存环境的污染非常大，而且这些物质会积聚在生物体内，甚至会渗透到细胞当中，改变乃至破坏原先的遗传基因。
那些被称为“未来建造师”的人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改变人类的遗传基因，但是在今天，我们已经不自觉地这样做了。因为有很多类似辐射物的化学物质会造成基因突变，哪怕杀虫剂这种微小的物质，也能决定人类的未来——想到这里真是觉得有点讽刺。
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去冒这么大的风险？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很可能会对我们的本末倒置感到震惊，作为拥有智慧的生物种群，我们怎么能够因为想控制几种人类讨厌的害虫就破坏了整个环境呢，并且连我们自己也身陷死亡危机当中！但是，我们依旧义无反顾地这么做了。
我们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我们减少了耕地面积，补贴不耕种的农民。但是我们的收成依旧非常好，仅1962年一年美国的纳税人就不得不拿出10亿美元来储存过剩的粮食。虽然农业部的某个部门想降低产量，但是依然有很多部门于1958年后重申以下言论：很多人相信，如果严格按照土地休耕的保护计划减少耕地使用面积，人们一定会加大化学农药的使用以增加现有耕地的产量。这么做只会令情况更加严峻。
我在上面的表述，并非想表达我认为现在不存在害虫问题，也不是说不需要对害虫进行监控。我想说明的是，监管方式应该与现实而非虚构的情况保持一致，采用的方法不当会令我们自己和害虫一起被毁灭。
这种问题的出现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但当我们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时，却选择了一种错误的方式，从而引发了一连串的错误，甚至是灾难。早在人类出现以前，昆虫们就已经存在于地球，它们具有繁多的种类和极强的适应与生存繁殖能力；在人类出现之后，这50多万种昆虫中有一小部分和人类的利益产生了冲突，主要有两种方式：与人类争夺资源和向人类传播疾病。
在人类聚居区传播疾病的昆虫给人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尤其是在卫生条件较差的地区，而在一些紧急情况出现的时候，如遭遇自然灾害、战争爆发，或者处在一种资源极度匮乏的状态当中，这一困扰就显得更加严重。这时人们就必须对某些昆虫加以控制。而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许就会看到这一让人清醒的事实：针对这些昆虫的大规模化学防治收效甚微，甚至有可能让情况持续恶化。
在原始农业中，人们就很少会遇到害虫问题。导致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是农业生产过度精细化，也就是将大量耕地用于生产单一作物，这种生产方式使得某种昆虫的数量出现爆炸式增长。单一耕种法显然不符合自然运作的法则。这大概是某些工程师设想出来的理想模式。自然会依照其内部需求总量来平衡，自然需要掌控它自身，掌控的办法就是创造多样的物种。人类却偏偏执着于单一化作物种植。稍加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与单一种植小麦的农场相比，混合型种植农场害虫的数量比较少。
我所说的情况并非个案。就在十几年前，美国的大部分城镇都在街道旁种上了高大的榆树，但是现在这种美景却被某种甲虫毁于一旦。如果植物的种植种类非常丰富，除了榆树还种其他树的话，那么这种甲虫能够大量生息繁衍并在树与树之间传播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现代昆虫问题出现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则需要从地质学及人类历史的背景上进行考虑：成千上万种生物从原来的生存环境扩散、蔓延到新的领域。英国生态学家查尔斯·埃尔顿在其新近出版的《生态入侵》一书中，研究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这种世界范围内的迁徙。几百万年前的白垩纪时期，泛滥的洋流切断了许多大陆之间的大陆桥，生物被禁锢于埃尔顿所称的“巨大的独立自然保护区”内。在这些区域内，它们与其他种属相隔，进化出许多新的物种。大约1500万年前，一些大陆板块重新连接在一起，这些物种开始迁徙至新的疆土——这种迁徙现在仍在进行中，并从人类那里得到了诸多帮助。
引进植物是现代物种进行传播的主要原因。因为动物总是需要依附于植物而存在，而检疫方法出现的时间相对较短，效果也并不好。仅仅美国植物引进局一年就从世界各地引入20余万种植物。在美国现有的180种有害昆虫中，近一半是出于偶然因素从国外引入的，且大部分是随着异域植物一起进来的。
在一些新的疆域，由于没有自然界中天敌的威胁，其数量也失去了控制，这种入侵的动植物很快就可以大范围繁殖。所以，最令人头疼的害虫大部分是舶来物种也绝非偶然事件了。
此类入侵，不管是出于自然原因，还是借助于人类的某些行为而实现的，可能都会无限延续下去。检疫和大规模使用化学药剂不过是拖延时间而已。埃尔顿博士说，我们面临着“生死攸关的问题，不只是寻求新的科技手段来控制这种动植物”，而是更需要了解有关动物习性、动物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等基本知识，这样才能“促进平衡，抑制动植物大面积爆发时的威力，有效应对新型入侵”。
我们能够通过很多渠道来获取这些必需的知识，但是我们并没有去运用。我们在大学里培养生态学家，甚至将其聘进政府部门，可是在实施决定的时候，却很少听取他们的意见。我们任由充满化学药剂的死亡之雨落下，假装我们别无选择。而事实上，如果我们愿意，只要开动脑筋，我们很快就能想出很多其他的解决办法。
我们是不是被人蒙住了双眼，失去追求好东西的意愿与远见，只能把那些有害的东西当成一种必然的选择去接受？生态学家保罗·谢帕德说：“把生活理想化了，只看到水上探出的头，只看到了环境恶化底线上方的数寸……我们为什么要容忍含有慢性毒药的餐食？为什么要容忍这种生活——房子坐落在一个枯燥的环境中，周围的人不算是敌人却也不过是点头之交，外面摩托车的声音嘈杂却刚好不至于让人发疯？谁想生活在一个仅仅是不太致命的世界里？”
然而就是这样的世界在不断地向我们靠拢。利用化学药剂创造一个无虫世界的运动，好像无意中打开了许多专家以及所谓防控机构的狂热开关。方方面面的证据都表明，那些投身于灭虫运动中的人正在滥用他们的权力。“那些负责的昆虫学家同时扮演着起诉人、法官、陪审员、估税员、征税员和警察局长的角色。”康涅狄格州的昆虫学者尼利·特纳说。不管是在州政府中，还是在联邦政府的各个机构中，都有那样一批人在明目张胆、横行无阻地滥用职权。
我在这里并不是想说绝对不可以使用杀虫剂。我要指出的是，我们把这些化学药剂一股脑儿地交到了那些几乎完全不懂的人手中，这些有毒的药剂本身有着极强的杀伤力，可是这些人却并不了解它们潜在的危害。我们没有去征求过人们的意见，甚至在人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就让无数人接触到这些有毒物质，如果人权法案中没有一条规定保障公民有不受致命性毒药危害的权利，无论是个人或公职人员，那一定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尽管拥有非凡的智慧与远见，却并没有预见到人们会面临这样的局面。
除此之外，我想说的是，我们任由人们使用这些化学药剂，却很少提前研究它们对土壤、水、野生动植物以及人类自身的影响。事实上，所有生物都依赖于自然界生存着，而如今我们不顾自然界的完整性，这很有可能给子孙后代带来很大的灾难。
如今大部分人仍然没有意识到这种危害的性质。这是一个“专家”的时代，每一个“专家”都只关注自己的问题，却意识不到或者不去包容这个问题所处的大框架。这又是一个工业主导的时代，只要能挣一块钱，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是合情合理的。当公众看到了使用杀虫剂带来危害的有力证据而进行抗议时，杀虫剂的制造者就会告诉他们一丁点半真半假的消息当作镇静剂。我们迫切地需要中止这种虚假的保证，拒绝裹在难堪事实外部的糖衣。昆虫治理者造成的风险最终是要由公众来承担的。必须由公众去决定他们是否愿意继续当前的道路，而只有在获知了全部事实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够做出决定。如同让·罗斯丹所说：“既然我们不得不忍受，我们就应当有知情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