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这样的人会记日记是有点怪。我以前从未写过，而且在我看来，不只是我，换了任何一个人也不会对一个十三岁女孩的心事感兴趣。哦，好吧，管他呢！我就是喜欢写，就是急切地想把我心里所有要说的话一吐为快。
“纸总比人更有耐心。”我是在那些有些伤感的日子里想起这句话的。那时的我，手托下巴呆坐着，无精打采的，无聊极了，甚至不知道是该出去还是就在家里待着。最终，我还是没有出去。是的，纸确实是最有耐心的。我也不打算让任何人读这个硬皮笔记本。它现在已经被冠以“日记”之名了。谁也不给看，除非我能够找到真正的朋友。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为什么写日记了：我没有朋友。
让我说得更清楚些吧，否则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竟然会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很孤独。事实上，我也不应感到孤单。我有慈爱的父母和一个十六岁的姐姐，还认识大约三十个可以算做朋友的人。我有一大堆爱慕者，他们每个人都渴望能够多看我一眼。有时候他们甚至会在班上用小破镜子偷偷地瞟我。我有很多亲戚，有爱我的姑姑、阿姨，有一个很好的家。是的，看上去我似乎什么都不缺，但是我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当我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无非就是打打闹闹。我从来也没有让自己说过任何离谱的事。大家似乎根本就不可能走得更近一些。这才是问题所在。我们不能够互相坦诚，这也许是我的错。可无论如何，事实如此，根深蒂固，我是无能为力了，所以就有了这本日记。
我要用心好好地书写我心中这位期待已久的好朋友，我不会像大多数人那样流水账似的在日记中记下一大堆无聊的事情。我想让这本日记成为我的朋友，这个朋友的名字就叫作吉蒂。如果我想好好地和吉蒂交流，我就不能太突兀，否则不会有人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尽管不情愿，我还是得用简单的话语来描述一下我的人生。
我的爸爸，是我所见过的最棒的爸爸。他三十六岁的时候才娶了我的妈妈，妈妈当时二十五岁。姐姐玛戈特1926年出生在德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我1929年6月12日出生。四岁之前，我一直生活在法兰克福。因为我们是犹太人，爸爸1933年移居到荷兰，被任命为荷兰欧派克特公司的常务董事。这家公司主要生产用于制造果酱的产品。9月，妈妈伊迪丝·霍兰德·弗兰克和爸爸一起到了荷兰，我和姐姐玛戈特则被送到亚琛和祖母住在一起。12月，姐姐也去了荷兰，我来年2月才去的，正好赶上了姐姐的生日，被当作生日礼物放在了桌上。
我直接转到了蒙特梭利幼儿园，并且在那里一直待到六岁才开始上一年级。我六年级的老师是库珀若斯夫人，她是我们学校的校长。那一年结束的时候，因为我考上了犹太学园要离开了，我们伤心地告别，泪流满面。我姐姐也曾经在我去的那所学校学习过。
由于我们在德国的其他亲人正遭受希特勒的反犹太人法的迫害，我们也十分担心。1938年大屠杀过后，我的两个舅舅（我妈妈的兄弟）逃到了北美洲。我年迈的祖母来到了我们身边。她当时已经七十三岁了。1940年5月过后，幸福的时光彻底溜走了，先是打仗，然后是投降协定，接着德国人来了，我们犹太人的苦难才真正开始。我们的自由被各种反犹太人的法令限制：犹太人必须戴黄色的星形标志；犹太人必须上缴他们的自行车；犹太人禁止乘电车，不准开车，开自己的也不行；犹太人只能在下午三点到五点之间买东西；犹太人只能去挂有“犹太”标志的理发店或美容店；犹太人晚上八点到翌日早晨六点之间不允许上街；犹太人禁止去剧院、电影院和其他娱乐场所；犹太人禁止使用游泳池、网球场、曲棍球场以及其他运动场地；犹太人不许划船；犹太人不得参加任何公开的体育运动；晚上八点之后，犹太人连在自己或朋友的花园坐一坐的权利也没有；犹太人还不能看望信仰基督教的人；犹太人只能上犹太人的学校；等等。我们不能做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但是生活还得继续。杰奎琳总是对我说：“我什么也不敢做，因为我不知道哪件事情是被允许的。”
1941年夏天，祖母病了，必须做手术，所以我的生日没怎么庆祝。1940年夏大家也没有给我庆祝生日，因为荷兰的战争刚刚结束。1942年1月，祖母去世了。没有人知道我是多么想念她，我一直深深地爱着她。1942年的生日庆贺就算是对前两年的弥补，祖母的蜡烛和其他人的一起点亮了。
直到1942年6月20日我开始郑重地记日记的这一天，我们一家四口一切还很正常。
